有许多不起眼的事，别人并不在意，却深深地烙在自己的记忆里。年幼时，大人忙年时那浓烈香甜的年味，就是其中之一。它虽越飘越远，却始终不肯轻易散去。每当又匆匆忙忙过完一个年刚闲暇时，记忆中的味道就扑鼻而来，三十多年的时光一晃而过，我又成了烀肉锅边那个馋得直流口水的孩子，承欢在父母的膝下。

--题记

爆竹声声

当时我们这里比较流行的一幅对联“鞭炮声声除旧岁，梅花点点迎新春”。我们北方虽然没有红梅映雪，鞭炮却是迎新春不可或缺的。男孩子尤其喜欢。

我节前盼红绫子，哥哥和弟弟春节前最盼的就是鞭炮。有一年，插队到罗北的老三界叔叔年前来看望我们，叔叔非常会讨孩子的欢心，让我们自己点礼物，哥哥和弟弟不约而同异口同声点“鞭炮”，叔叔给他们买好几挂，那个春节他俩最痛快。

每年离年老远，他们就央求妈妈买回他们那份——每人一挂二百响的小洋鞭，是一种个儿最小也最便宜的爆竹。拿到他们自己那份时，我知道了什么叫爱不释手。

我记得上小学学习这个词时，我就在课堂上举的这个例子。我的话音刚落，教室里一片哗然。我还以为我说错了，正手足无措，老师却异常热烈地夸我细心。我羞红了脸，无意扫了同桌那个小男生一眼，发现他的眼睛都放光了，我猜想他想的一定是和课堂无关的鞭炮的故事。课下问他时，看在我帮他写过作业的情分上，涨红着脸承认了。还千叮咛万嘱咐我去不告诉老师。第二天刚到校，他连书包都来不及放，嘴就迫不及待的凑近我的耳朵，悄悄的说：他了解了很多男生，当时他们想的都是过年放爆竹的趣事。

哥哥会爬在炕上小心地拆开火红的包装，那肩挨肩头对头整整齐齐的两排小红圆柱就呈现在眼前，我喜欢那份红火安静和秩序。哥哥开始认真的点数，哥哥和弟弟学前的二百个数都是这么学会的，我是听着哥哥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数而顺会的。哪次买的侥幸多出三两个，他就中了大奖一样欢天喜地，偶尔少了就吵着妈妈去商店换。爱抚够了，再按原样包上包装，放在炕头盖上小被烘着，因为火药越干越响亮清脆。跑出去打一会出溜滑或打雪仗什么的。跑累了，就又想起了心爱之物，赶紧回家再数一次。再出去玩，一天要折腾好多回。奶奶说门坎子都被他踢破了，那几天家里也格外的凉，从来舍不得批评哥哥的奶奶都承认是哥哥出入呼哒门放走了本不多的热气。

夜晚哥哥和弟都想搂着睡觉，在爸爸的强烈反对下，他们的愿望都没能实现。

没有一个孩子那么傻，图一时的痛快，噼里啪啦一下放完整挂鞭，没了长长一春节的热闹和牵挂。他们通常在二十八、九晚上轻手轻脚地拆开一圈圈捆绑引线（我们叫捻）的细绳，化整为零。如果哪个捻掉了，他会把捻捻得尖尖的，再按原路续进出。实在续不上的就只好放刺花，哥哥和弟弟会把他们俩的刺花一起送给我，做给我的新年礼物。

我喜欢放刺花。我把它们一个个从中间折断，裂口向外用洋火点着药，那药就燃烧成火花向外刺出来，瞬间的光亮流星一般，令我着迷。我还敢放转碟，用手拎着长长的绳，点着后他就不停的转，火光很快熄灭了，它短暂的生命也燃尽了。总是意尤未尽，失去的太早，又抓不太牢，才更有吸引力。偶尔爸爸会买几根长长的捻给我，就在漆黑的夜晚，让哥哥带我去院子里，其实过年院子里有许多小朋友的。我点着一根，用手拎着快快的跑，那火花很听话地跟着我跑，手还用火画着各种能想到的简单的图形，感觉美妙无比，我和火花成了院子里流动的风景，自己也如梦似幻般不愿醒。

哥哥早已计算好了春节期间一共需要放多少次鞭炮，他就平均分成多少堆。从年三十开始，一丝不苟地按规定执行。每天完成任务后，实在想再放，他们舍不得放自己的，通常去街道上搜寻，希望能拣到几只。街上常常有和他们目的相同的孩子，如果谁侥幸拣了几个，其中身强力壮会手疾眼快抢了就跑。如果大家势均力敌，会因为这个小东西而破口大骂，但大过年的多么欠的孩子通常都不伸手。怕这一年都粘了打架的缘分，难舍难分。

哥哥通常找他的两个好朋友一起放。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次第的放，听的响声更多，几个人在一起玩也更热闹一些。他们有时也使坏，欺负低着头独自走路衣着鲜艳的女孩或年轻女性。老远就瞅准了目标，等她靠近了，就麻利地点着了捻，准确地扔在她们前一步远的地方。待砰地一声响，毫无准备地她们的满腹心事被吓得不知去向，一抬头，早已花容失色。

很多女孩都有过相似的经历。我小时候也常碰上这样的事，心里不悦并不恼，有种被人关注的温暖涌上心头，一个不太出格大伤大雅的玩笑。于千千万万人中他能吓着陌生的我，也算是我和他的缘分，不知前世在佛前虔诚地祈求多少年的结果。如果一抬头猛然发现对方是自己的同学或邻居或认识的人，平时再怎么害羞得彼此不敢打招呼，这时也要笑着点个头，权当做新春的祝福。今年春节，我竟然还被几个半大孩子以同样的方法吓了一跳。那温暖的感觉又回来了，我如故地还他们一脸的灿烂。心中窃喜：我还不老，还没吓得孩子们不敢靠近。

六、七十年代的春节，小户人家在每顿饭前最多放两个“二踢脚”，很少有放整挂鞭的。我爸爸是高手，敢用手拿着二踢脚放。他通常左手拿着“二踢脚”，右手点火，捻着差不多了一松手，“二踢脚”落地正好响了，爆炸向下的冲力被地面反作用，把二踢脚弹起老高，在空中发出响亮的第二下声。爸爸从小到大放了几十年，从没出过差错。我哥哥只敢放地上点火，我没见弟弟放过。所以那时的年，只有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只有正月初一秧歌队给县政府拜年时，政府的人员才拿来长长的一挂爆竹放得震天的响。那响声在小城的上空回旋，久久不去。

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旬，最先下海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才有人家开始放大小一样的整挂的鞭，春节才真正闹起来了。那时城市里对燃放爆竹没什么限制，住楼房的人家，通常把爆竹挂系在长木棒的一端，点着后，把棍子伸到窗外去。爆竹正好在楼下的阳台边响，我们常戏谑的说我家是给楼下的人家过年。后来一挂小鞭里均匀地夹着大个鞭，比较出名的叫“十响一咕嘟”，爆炸声就不均匀了。再后来，制造厂家为满足大家的需求，也为了竞争求发展，鞭炮越做越大，越来越响，跟炸弹一样，小孩子都得用棉花堵上耳朵才吓不着。烟花爆竹越做越大杀伤力越来越凶，火灾出现了，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我记得费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那个晚上，哈尔滨市区内就熊熊燃烧了四把大火。因为当年这里还存留着许多苏联人建造用的木制的四五层的楼房，冬天干燥，西北风肆虐，那木头房如干材一般粘沾火就着，一着就难收拾，楼间距又小，救火车靠不上去，许多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被大火吞噬而无能为力。大过年的烧光自己多年垒起的人，其心伤得难形容。各地方春节的火灾都不少见，政府才开始出面禁止燃放。

解禁之后，才开始有个人家放礼花，春节不但热闹非凡而且变得摇曳多姿。因为我比较爱热闹，每次放鞭都跟着去楼下凑数。发现放鞭炮多数是大人，孩子们的兴趣不大。即使有小男孩跟着大人下楼来，也都躲的远远的。我女儿每次都是被软硬兼施才不情愿的下楼，鞭炮响起是都把耳朵捂的严严的。

是爆竹太响太危险?还是它已经失去了魅力？还是现在的孩子太娇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