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心中有深深的英雄情结。钦佩伟人、钦佩名人、钦佩被历史传承下来的那些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诗人等。认识当中，这些人去世之后，尚能被历史记忆数百年、数千年，那在他们的生前，肯定是风光无限、荣耀无限。他们所到之处，一定是净水洒街，鸣锣开道，呈现着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之势。直到中年，当经历了很多世事、又对这些英雄名人们的身世经历有了了解之后，才深知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名人，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万千的磨砺；他们之所以被后人铭记，是因为后人总能从他们身上，感悟出很多东西。由此，我想起了杜甫。

提起杜甫，人们都知道他是我国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到衰亡过程的记录者和见证者。他的诗歌以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被后人们称作“诗史”，他本人被后人们称为“诗圣”。就在这些后人们真心实意奉送的光环里面，实际上饱含着诗人生前那艰辛、困苦、饥饿、飘泊的艰难。

在唐代以前，统治集团主要由世家豪门所组成，他们强调婚姻门阀关系，重视血缘关系，在政治上，具有“官有世胄，谱有世官”的垄断官位，在经济上享有免赋免役的封建特权。到了唐代，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统治者大量起用出身于寒素之家的庶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从而使渴望建功立业，实现政治抱负的唐代文人，把通过科举考试，或者官员推荐，获取官阶爵禄，当作追求的最高荣誉。

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中，三十五岁前的杜甫，在政治上是希望循着科举的道路，登上卿相高位，以实现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然而，天不惜才，两次考进士不中。尤其是第二次考进士，正逢奸相李林甫当权。那一年，考试结束，朝廷没有录取一个人，李林甫还向唐明皇李隆基报喜：一个都没有录取，是因为人才都已经被朝廷招揽了，“天下野无遗贤”。这个结果，使得杜甫“自谓颇挺出，立蹬要路津”的希望破灭了，从此，他困守长安一住十年。没有经济来源，生活贫困潦倒，只好把家小安顿在远离京城的奉先（今天陕西蒲城）。为了在仕途上寻找一条出路，他自己在长安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到处给达官贵人投书自荐，以求得到提拔重用。然而，结果却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屈辱。直到四十四岁，由于朋友推荐，被任命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做了一个管兵器的小官。

在杜甫得到官职一个月后，他请假到奉先探亲。就在这个期间，安史之乱爆发了。为了避乱，他辗转千里，安顿好家小，便只身前往宁夏灵武，投奔刚刚登基的唐肃宗，谁知中途却被敌军俘虏押回长安，幸亏官职卑小未被囚禁，次年逃出长安，抵达肃宗在陕西凤翔的行营。见到皇帝时，“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完全没有君臣会见时的礼仪规制。这次，他被肃宗任命为从八品的谏官——左拾遗。这个官虽然小，但能够回到皇帝的身边，他异常高兴。他把肃宗看成中兴的希望，认为自己找到了报国尽忠的机会，但仅仅一个月，却因为“见时危机”，上折子营救宰相房琯罢相，抗疏直谏，触怒肃宗，几受刑戮。从此，他屡遭贬斥。最后为了生活所迫，举家迁到甘肃同谷县。此期间，为了活命，他和其他的人一样，挖过野菜，吃过树皮。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只得前往成都，寻求他朋友的帮助。

公元759年，经过艰难跋涉，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的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西南漂泊”生活。这期间，他曾经靠朋友严武提携，做了六个月的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小官，但随着严武的病逝，失去依靠，不得不在公元766年5月离开成都，在四川的渝州、忠州等地漂泊。到他57岁出川时，已经是“右臂偏枯耳半聋”了。随后他又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公元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他的身后非常萧条，直到公元813年，仅由他的孙子像“收拾乞丐”一样，把他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了他的祖坟河南偃师。诗人活的时候一生漂泊，死后他的遗体还漂泊了43年。

纵观杜甫的一生，他有过想靠科举、靠皇帝、靠朋友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经历，但这些最终都没有成为现实。然而，却正是在这些不能成为现实中，他才接触到了社会，运用自己的才学，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现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疾苦，使他的诗歌创作，登上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复杂的，就像黄河之水九曲回肠。人生的成就是要靠不息的努力，只有勤奋努力才能寻找到一片新天地。靠天不行，靠地不行，靠别人更不行，人生成功的基点应该放在自强不息的努力上。从杜甫的人生经历和他的文学成就，可以看出这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感叹杜甫的真正目的，也正在这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