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家是雷州半岛的其中一个海岛，海岛是一个小镇子。在这个镇子上，分布着参差不齐的稻草房和泥巴墙，日洒雨淋，屋顶斑斓的稻草灰，常常被四脚蛇弄得飞溅。池塘古泥，堆砌在泥巴墙脚，被厚厚的飞沙掩蔽，杂草顶开飞沙探出芽儿使这里呈现一线生机。几只零散的小木艇趴在黑乎乎的海滩上，这是唯一进出其他镇子的交通工具。可能是海岛的原因，我们这里比附近的镇子都要贫穷和落后。依稀记得，小镇除了新出生的婴儿，很少有新的脸孔。父亲常担着阉鸡补锅的工具，徒步于沙泥路里，似行走于沙漠上，高喊着阉鸡呀补锅啰。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穿梭渔村间，累了就在路边的大树下歇息，渴了就找一家人的水缸，勺起水就喝，总会迎来这家主人憨厚的笑。父亲，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家唯一的支柱，父亲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子。　

但一九九三年正月初二那天，送葬爷爷的锣鼓声把父亲打萎了，似冬天里的茄子。父亲哭了，两腮间的皱褶撕着他下垂的嘴，父亲的脸在不停地抽筋。那年，我刚初中毕业，父亲卖掉家里的那头小牛，让我到电器维修培训中心学习。他说在渔村，有一门过硬的技术是好的。后来，赶在我们小镇子架设电缆准备通电前，我得到一份临时电工的工作。在寒冷的冬天里，我爬电线杆，拉电缆，早出晚归，为小镇在春节前通上照明电忙碌着。母亲常为我而心痛。在熄灭的煤油灯成为历史的时候，爷爷也像一盏烧尽油的灯，熄灭了，在一九九二年除夕晚十时二十分。　

我们小镇子的家家户户都设有一栏神台，悬在厅堂的半腰，来奉放祖宗的牌位。木制的神牌被红色油料涂得像关老爷，红红的披头纱在昭示着祖宗的灵验和至高无上的受尊。由家里年长的老人侍候着。是祖辈的传袭。小镇子里的人，不管遇到芝麻冬瓜的事，都烧上一柱香，祈祷祖宗的保佑。年复一年，祖祖辈辈，延息不断。爷爷走的那天晚上，父亲的头耷拉着。他也给祖宗烧上一柱香，再虔诚地沉默一阵，开始啼哭。料理爷爷后事成了我们家的头等大事。父亲在一个月前就扭伤了腰，我们儿女六个就再也穿不上过年的新衣服了。为此，父亲内疚了好一阵子。善良的母亲建议把家里的六百五十块红砖卖掉。这是父亲用二姐的出嫁彩礼从附近的镇子里买回来，准备在有生之年建一间象样的瓦房。年初二的那天，我跑到承包架设电缆工程人那里索要工钱，被他母亲臭骂一通后，我在看门的狼狗狂吠和追逐下，麻木地回到阴森的家。愁坏的母亲披头散发，似一个神经错乱的人。盖着白布躺在垫着稻草的厅堂的爷爷，头顶的煤油灯火焰摇摇欲坠，他正静静地安睡着。我的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守着他的父亲，凝重的眼神里透出百倍的无奈，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一言不发，但谁来读懂他的脸？父辈的阴郁，仿佛使我一夜之间成长并慢慢变老。在我辅导老师的帮助下，爷爷得以出殡，在年初二的那一天。从此，我的父亲送走他的父亲后，沉默寡言，记忆中也是从这一天起，父亲对我的严历变得十分和善。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的一生经历可以写成一本书。父亲生在40年代中期，在他的母亲四处奔波和借挪下，父亲总算上学了。父亲告诉我，那次他的母亲借钱回来后，他的父亲就象发疯似的追赶打骂他的母亲，理由是借钱读书，那来钱还给人家。于是，父亲就从小学三年级第一个学期结业了。我想这或许是父亲一生的第一次受伤，要不，我们六个儿女中，没一个因为学费的原因而辍学。奶奶常说，父亲在这镇子里是出了名的巧手，不管谁家猪栏坏了，桌子腿断了，抑或是木桶漏水了，准得叫上父亲。但我的爷爷却是连泥巴墙也不会糊的人，小镇上的人总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说话结巴的爷爷。　

家乡的天很蓝，月很美。我常常在夏夜的海麻树下，偎依在母亲的怀里，听她讲父亲的故事。母亲说，父亲是靠捕吃青蛙长大的，是光着腚长大的。因为家里穷的缘故，父亲小时候连一条裤子都没有。倒是他的舅舅给了一件旧短裤，以遮丑之用。我无法考证母亲的话的真伪。但奶奶的回忆，使我为我的父亲心酸。奶奶说那年的冬天，父亲夜尿，睡在泥巴墙角。全身湿透在抖索。奶奶正在生火煮烂菜杆。趁着没人的空儿，父亲爬起来，蹲在三角灶边，烘烤着尿味呛人的短裤。前几年，为了劝说父亲来广州与我们一起生活，我回到家乡，奶奶又跟我唠叨起这事。她说，当时你父亲光着腚，瘪着肚皮在抖搂让她难过。　

父亲终究以恰当的理由拒绝了我的劝说。那天，父亲盯着神台，跟我讲了现在我们的镇子。他说，镇子里现在可热闹了，家家户户都在搞养殖对虾，日子也红火了，原来处不上对象的男人，只要放出风声说家里有对虾场，准能对上一位好姑娘。现在我们村子里，要算阿列的养殖最成功了。一年前处上对象了，女的还是大学生呢，要不，前段时间还生了个小胖子。父亲在找着堂而皇之的理由，也在拒绝着我一生的心愿。他对着神台讲阿列生了个小胖子的时候，表情是复杂的。我想，我是意会我父亲的。我也很感谢父亲没在我女儿面前表现出来。

二　

父亲与母亲养育了我们六个儿女，用我三叔公的话说，母亲从二十一岁嫁给父亲后，一直到四十三岁，肚子从来没瘪过。父亲十八岁的时候，被特招进了县水利局下属的钻井队当技术员。六十年代的小镇子，风飞沙走，一年种一造水稻和一趟蕃薯，遇上个干旱的年份，就得挨饿。为此，父亲他们就一个村一个村地驻扎下来，一口水井一口水井地开挖，为小镇子的人忙碌，这是奶奶一生引以自豪的事。大姐、二姐和三姐的相继出生，给父亲这个平静的家增添了几许的欢乐，也给这个家带来了热闹和麻烦。计划生育办的人敲锣打鼓找母亲了。他们说父亲是“同志”吃皇粮的。应该带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就不由分带走母亲。父亲急了，他的脾性我们是知道的，后来的事态发展很糟糕也是在意料之中。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刚开始，为带动群众，国家干部要以身作则。我想，父亲虽离开小镇，但他的根在小渔村，且根深蒂固。再后来，父亲在计划生育这一事件里的做法成为一纸报告，直接到了水利局局长的手里。父亲说他是拖着灌满铅的腿走出他顶头上司的办公室。那时，他的上司的脸是红的，父亲的脸却是紫的。好在父亲妥善处理了一桩技术性的事故，为国家挽回很大的经济损失，上司就说要将功补过，来个通报批评，平息此事。至今我仍很费解，在那个年代，父亲的上司为什么要为父亲做“将功补过”的事！并且父亲最后得以荣任副局长？父亲在近几年才爆了内幕——他的上司抱着井队里煮饭的妇人在黑夜里狂吻，让他碰上了。　

在我孩提的时候，父亲逢人就说我是他的希望。那时的父亲是又失落又自豪的。听我母亲说，父亲在我出生的那一天，从县水利局副局长的宝座上涮了下来，再回到钻井队当一名临时工。原因就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那天，父亲就抄起枕头边的《族谱》，离开了平生奋斗过的第一个驿站。再后来，我们家又添了两个妹妹，过着清贫的生活。混为渔村人的父亲，常常要为生活而四处奔波。父亲常说，他让邻居告密成为“走资派”，是难以接受的，他的《毛泽东语录》背得比谁都熟，他只是为了生计。现在，据父亲所说，可能当时是受了不少的委屈。那时，父亲为了养家，白天给生产队里干农活，挣几个工分，晚上就悄悄地抡起铁锤，给外镇子的渔船打炼造船大钉。但父亲夜里拉风箱、明火炉、敲铁钉的声音常常吵醒酣睡中的村民。当时，人们除挣工分换饭吃外，稍为有一些杂念，都要小心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更何况这些声音！唉！想想父亲也真够大胆。每到四月初八这一天，也就是保佑我们村子的神灵生日这一天。村子里便要演雷州剧，祈求来年的安康。一个若大的近千平方米的戏场，聚集几千人，通常一演就是五六晚，其中的费用然是一个村子的人合凑。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是最开心的了，学校也放假，又可以看戏。但我们毕竟少年不知愁滋味。记忆中的父亲，那段时间常常是在我们入睡后回家，汗臭味和着浓浓的煤油味，俯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元五角地舒展着一天的所得，把其压在小小的木箱后就上锁了。也就是这时，父亲的喜乐也受一天所获的影响。常常是数着积攒下来的钱忘了白天的累，接着又带着疲惫呼噜睡去。年复一年，父亲年年为四月初八而疲于奔命。我想，我们村子里的神灵是不会责怪我的父亲的。那时，父亲干活累了的时候，也常会叫上我们几个儿女捶捶背，捏捏腿。但十有八九，他的儿女们都互相“谦让”。久而久之，父亲也就不再叫我们了。回想起来，我们真的年少不懂事。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是背着我们长叹气。那是我们吃完八碗番莳粥还添嘴的时候，是我们六人都在上学的时候，也是我们常嚷着要小鱼下饭的时候。父亲就弯着腰，到外镇子的渔港，挑回两大木桶的腌咸鱼的盐水。架起大锅，抱上几捆柴，花一天的时间，把两桶盐水煮成一瓶鱼汁用以解谗。那种鱼臭味和呛人的咸味至今令人难以忘却。那时，父亲的脸是扭曲的。　

尽管日子过得皱巴巴，但我们一家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有时，父亲如遇上什么让他气恼的事，也会向我们中间的当事者开打。父亲素来认为，教育他的孩子们，他没有这个耐心和时间，唯一棍棒是速效的好办法。这不，在我读初一的时候，在邻村的秀芳婶气势汹汹冲进我家院子，指着父亲的脸直骂我李氏祖宗，并连哭带求父亲让我不要拔她田里花生的时候，父亲像头狂怒的狮，大吼着把我抽打了一遭。也就在秀芳婶大哭大闹，像疯婆般地把我家神台的神牌扫下地的时候，父亲感到奇辱，扒掉我的衣服，光裸裸地绑在床脚下，用浮鱼尾抽卷我全身，那种感觉是卷皮的痛。父亲这一举动倒是吓跑了秀芳婶。记得那时母亲拉着父亲的手，苦苦哀求说她走了就别打孩子了。母爱的柔情和钻心的疼痛让我终生难忘。也许，这是鲁蛮的父亲给我一生的伤害。那时，我就根本没拔过秀芳婶的花生，是她的死对头邻居阿忠的儿子，在放学回来的路上给拔的。我见花生很嫩，便放下书包，一棵一棵地重新种上。谁知道“人赃并获”。

三　

父亲真的对我寄予厚望。　

爷爷的去世给了父亲与我很大的触动，特别是死后借钱料理后事这事使人一生难忘。那年夏天，我随堂兄到广州打工去了。记得那天父亲起得特别早，当时村子里正闹鸡瘟，我家养的鸡也不例外，父亲便杀掉家里的那只猫。杀猫的情景是让人心酸的。父亲蹲在地上，添火加柴地煮水。熊熊火光照射在父亲舒展的脸上，也照得睡在木柴堆里的猫。父亲伸过手，猫从其手下溜走，好在父亲手快，抓住了猫的尾巴。也就是在这时，猫嚎呼着回头给父亲一口，父亲另一只手紧紧压住猫的头，血在他的手指间流淌。我不知道那只猫的味道怎么样，真的，见到父亲包扎的手时，是父亲的爱使我失去味觉，至少那天是这样。也是那天，父亲送递给我沉甸甸的行李袋时湿润的双眼和长长的背影，令我挥之不去。我想，父亲的背影不亚于朱自清的父亲。这或许也是萌发我要写一写父亲与我的事情！　

不久，我在广州一个电器厂里当装配工人，轰鸣的机器声和忙碌，使我无法牵挂我的父亲，也就在这时，工余时间里对父亲的思念，化做一封封长信，装载着我人生的第一次远离父亲的淡忘，感怀于青年时期的忧伤，父亲也就成了我梦寐里的奢望。那个时候，妹妹们还在读书，而父亲的腰也被沉重的担子压弯了。我知道，父亲在期盼着我的来信，在期盼着我的汇款单。在人生的轨迹里，这段求生存的经历是我尝试到人生辛酸引子。我与父亲，共同挑起生活的担子，支撑着这个家。后来，我考取了一间中专学校。　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家人时，父亲似掉进米缸的老鼠――喜忧掺半。我的舅父和表哥们是极力反对我再读书的，原因是家里太清苦了，打工可以帮补家里。但那时，父亲是开通的，他高利息地向私人借了钱，硬着把我送进学校。之后的生活费用，父亲也就一直没有间断过，纵使不是很多。父亲与我又一次搀扶着走在风雨飘摇的求学路上。到学校报到的前夜，父亲刚毅得超乎我的想象。我还是父亲的希望，我真的不想再次让父亲失望。真的。但那时，父亲与我什么也不说，彼此心灵相通。　

在求学的路上，父亲与我共同演奏着一首生活的悲壮曲。横亘我们中间的是我的母亲。那次，我特别思念我的父亲，想念父亲的来信，想念久违的褶皱的笔画。记忆中好象父亲近二个月没有给我寄生活费了。五月的校园开始有些闷热，那天中午，我们村在广州打工的阿坚找到我，并掏出160元给我，说是父亲让他捎带来的。我心里很恼火，父亲为什么不邮寄呢？阿坚离我这起码要两个小时，这点我相信父亲是知道的。阿坚告诉我，………（未完待续）

本文已被编辑[钟雨洛]于2006-4-22　11:26:37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