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凤凰栖息神圣象牙塔学术界面面观【上篇】【随笔】

宇君说我：“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或者说，理想的生活就是为了能够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

从家门出来进了学校的门，寒窗苦读十几年，后来又进了金融业、大学和经济研究所的门。参加工作以来，不敢说有多大学术成就，身在神圣象牙塔学术界，虽然对于学术领域的奇形怪状实在看得太多，但，千里万里，来到青春梦想的世界，那遗立于世外的清朗，永是我梦中不倦的遐想和不变的追求……

——　题　记

【一】

上周一下午参加科研学术委员会会议，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发言。短短的五分钟时间里，向那些专家学者们做一个课题介绍：即自己作为项目申报人的简介（职务、职称、研究情况）、课题名称、主要内容、意义、特点、优势和经费要求等。然后由他们听完我的陈述后当场投票决定是否将我选定的科研课题申请立项。

今年的科研项目虽然依旧不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资助项目、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资助项目、中央民建和学院科研资助项目等。

但若是在以前，就像我的一位大学同事所说的，像我们这样的小讲师，顶多做一个排名在最后的课题参与者还差不多，无论如何也难以作为课题负责人去申报省级以上的科研项目的。即使申报了，恐怕亦很难被批准立项的。因为有那么多的知名专家教授和博士后、博士排在我们前面呢！

可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今年上报的两个项目，是应用经济理论研究，非常具有实际意义：一个是《金融专业实践性教学模式研究》；另一个是《论海南农业保险之现状及发展方向》。同时也认为自己的那位讲师同事的课题是研究基础会计教学理论的，和自己的课题一样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极力鼓说她申报。

【二】

我之所以选择《金融专业实践性教学模式研究》课题，是因为在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现状下，不愿见到自己教过的任何一个学生毕业即失业。因此，从2004年开始探索传统金融教学新思路的一些切实可行的运作方法及寻求实践性教学的可操作的有效模式，力求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金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近两年经过在自己所任教专业的初步试验，发现建立实践教学“零距离”的紧密型实训基地，即企业和学校联动的实践性教学模式可以极大地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学生就业率平均达到97%以上。因此想进一步调研并在全国推广此项科研成果。

此外选定《论海南农业保险之现状及发展方向》这一课题，是因为去年在海南历经过“达维”强台风，亲眼见到香蕉树、橡胶树等被台风大片摧毁；养殖户的鱼虾蟹等亦被风雨淹没，但很多农民在灾后却苦于无资金自救。

那次台风过后，我在学院图书馆和网络上查到许多国家统计公布出来的数据，得知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1000亿元以上的经济损失。受灾人口2亿多人次。这其中农民就是最主要的受害者。以去年为例，进入夏季以后，全国很多地区都发生了洪涝灾害，给各地农民的生产、种植、养殖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例如台风“麦莎”席卷了我国华东地区的江、浙、沪等省市，给当地企业、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害。仅给上海造成的损失数就要以亿计。

在农民身上仍然存在着“多年富抵不过一次灾”的现象。农民盼望农业保险能为其撑起“保护伞”，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如愿。一场“达维”强台风，使海南省18个县市全部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16·46亿元，相当于全省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七分之一。其中给农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6亿。但整个海南省的保险公司赔款支出只有1亿多，其中农业保险更是屈指可数。其症结在于：在完全的市场条件下，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

根据自己所掌握的金融专业知识，我知道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农业保险都是有当地政府支持的，因为农业保险的风险非常大。世界各国都运用了政府参与保险计划的方式支持本国农业发展。早在去年，上海市政府也推出了基本保险与补充保险相结合的新机制。这意味着保费筹措将实行政府扶持与农民自付相结合，即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政策，由区（县）镇政府统一组织为农业生产者投保，减轻农民的保费负担，同时引导农民自费参加补充保险，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因此，当地的农民才能在受灾后得到相应的赔偿。其他地区的农民就不一定有如此的幸运了。

我想通过自己的调研，力求寻求政府的支持，在自然灾害连绵不断且严重的海南省引进或推广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成立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运作模式，减轻全省农民的经济负担，以便他们灾后尽快地恢复生产，提高经济效益。

【三】

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中，有些人从事学术活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明朝年间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九》]。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也好，还是当官也好，其最终目的都是要为百姓造福。这，应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从家门出来进了学校的门，寒窗苦读十几年，后来又进了金融业、大学和经济研究所的门。参加工作以来，不敢说有多大学术成就，身在神圣象牙塔学术界，虽然对于学术领域的奇形怪状实在看得太多，但，千里万里，来到青春梦想的世界，那遗立于世外的清朗，永是我梦中不倦的遐想和不变的追求……

虽然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经济工作者，可是一直以来我的科研课题，总是尽量选择一些为关注平民百姓、而不是什么想方设法从老百姓的口袋里和国库里掏钱来讨好权贵的媚贵经济课题。

宇君说我：“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或者说，理想的生活就是为了能够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像郎咸平那样的关注平民的经济学者。

【四】

记得我国民俗学泰斗、百岁老人钟敬文先生生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及其他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生动描述的那样，人们把对国家状况不满、对社会持批判态度、对政治监督抱有相当的热情等一系列特征归纳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

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一定位注定了大学是高贵的。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标准，也应该是知书达理，清高廉洁的，其人格与操守理应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遗憾的是，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良传统几近失传了。

事实是，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真正成为社会良心的承担者，成为社会乃至现行制度的批判者。即便在西方，真正承担起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不多见。看看洛奇笔下和《小世界》中的西方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我们似乎找不到什么可以承担社会良心的人物。

【五】

“世路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古人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试问天下之学者，今有几人做到？玉可碎但不改其白，竹可焚但不改其节——此等人物今已见之鲜寡矣！

因为自秦汉以后士风沦丧，曲意迎合王权的倾向，就似乎成为中国历史上附势之道的主流。

“社会良心”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更高要求在实践过程中被不自觉地强*或自觉地出卖乃至贩卖成一个徒有其表的符号。像谢安那样能够暂时调和家族之间矛盾的已经算是难能可贵的名相，而褚遂良的“守道不如守官”之辈也俨然成了入仕。这些人把持着官僚机构的命脉，并为自身的以及自己集团的利益出卖着各种原则。

从价值取向上把一个要求变成一个廉价的装饰，相当一部分显达之“士”和饮誉之“士”成为尸位素餐之辈，不但丧失了作为一个“士”的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撑，甚至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人格尊严，同时却又死死抱住了“唯利是图”的个人计较与“以道自任”的漂亮头衔。[笔者注：当然，我这样说，无意否认官僚机构中的正直之辈试图将势导入道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不是被官僚机构的繁冗运作吞噬，就是被官僚机构中无时不在的派系之争淹没，若能侥幸躲过这两者的阻挠，最终也难以跨越王权的固执。]

【六】

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立业建功，事事要从实地着脚，若少慕声闻，便成伪果。1949年之后，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几个学术大师，但学术界人士大多都还能够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洁身自爱。可是，为什么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便有其中一些人改变了谦谦君子的形象了呢？

特别是近几年来，像彭加木那样深入罗布泊沙漠、如郭沫若和陈景润那样严肃的、认真的、甘于清贫专致于学术研究的“古板的老家伙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某些有高级学位，尤其是有洋奶味学位的少壮派们得以“大放光彩”。脱胎而未换骨，革面而未洗心，以学术来谋生，迎合上意，趋附形势，陈陈相因，句句谋身者时有所闻，虽然还未到甚嚣尘上的地步，却也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据何祚庥院士揭露，“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引自曾伟《科学家要避免误导公众政府》]。

【七】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学术界不仅仅是教授多了，院士多了，而且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也多了。博士多到了什么程度？据说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稳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第一。

可是拥有如此庞大的学术队伍，中国为什么出不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而且中国的学术界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在世界上的排名却反倒越来越低下。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根源在于从上到下弥漫的急功近利的风气，缺乏严肃的、认真的、甘于沉寂的学术研究氛围，却极力去媚贵。

因为这些持“精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给自己营造的是媚贵的角色环境。他们像公孙弘一样出卖以道自任的尊严，出卖自身的人格，成为典型的“曲学阿世”之辈。对此《汉书》中早已描述得相当透彻：“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旨。”

只是孔子早就曰过:“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一个学者，若没有了人格尊严，活得是如此猥琐，连匹夫都算不上，还能算是学者吗？除了会媚贵以外，他还能搞得出什么样的学问呢？

就像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这个只有600余人的研究所，公车就有100辆，所长、副所长的年薪都达几十万元人民币，需要分几个户头入账。国家在过去几年内给他们下拨了上亿元的科研经费，但全所只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六篇论文，其它如产业化项目一个都没有，相当于每篇论文的造价是两千万人民币。即使是这样，它的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恬不知耻地叫嚷：“没有什么项目干不成，只要再给我两个亿。”[引自天地人《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

还有流毒四方的假气功、轰动一时的假恐龙基因、口服核酸可以修补基因的奇谈怪论、四处乱窜的纳米材料、到处泛滥的吃不死人的保健品、希奇古怪练不死人的保健器具诸如此类等等。那些学者们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力作“研究”，最终空与虚的东西很多，除了局部消化一些洋人的东西，有多少是他们自己的创见？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又能为国创造多少财富、为民谋了多少利呢？

【八】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与现行政策有关，可一些媚贵经济学学者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却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经济总值的1%以上，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接近国民经济总值4%的教育经费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界，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注：据笔者了解，其实公办的高等院校，国家每年都会按学生人数，平均每人拨付数千元经费。可是一些公办的高等院校一边挥霍纳税人的钱，一边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并以补课费的名义每年发放几千和数万元给教职工。]但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这些媚贵经济学学者在进行所谓的“调研”后，却极力鼓吹“教育产业化”，结果把一个在人类近代历史上通行的公益事业在中国转变成了一个吸平民百姓血汗钱的产业。

【九】

早在八十多年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曾喊出过“劳工神圣”的口号：“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不要羡慕那领干饷的顾问谘议！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平安的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引自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可是八十多年后，就在蔡先生掌过舵的北大，却出现了那么多媚贵学者。

例如以北大经济学某知名教授为代表的一群人，无视中国有数亿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民众这一现实，提出“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的研究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衡量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不是有多少中国人民能够过上衣食无虞、风雨无虑、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看北大的教授有没有自己的别墅汽车。

对这些人来说，那些一家人靠五元人民币过年的农民[引自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那些靠救济金维持生计的下岗职工，好像都算不上是中国的公民。岂止不算是公民，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他们连人都算不上，因为按照那位教授的说法，“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

我不知道，那些穷得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巨大的财富”？又究竟是谁的财富？

请问某教授，你的“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这种说法是不是可以如此理解：这8亿多人可以成为再就业的主要来源——劳动力，而且是为你扛箱提包、洗车、擦皮鞋和替你的别墅打扫卫生的那种极廉价的、没有任何生存保障、即使再老弱病残也只能够靠出卖体力才可以维持生活的劳动力……

【十】

宗白华先生曾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最敬仰的是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前者是“绝对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后者是“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引自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到中国来，在复旦大学演讲，开宗明义，讲的就是，“今天在世界上，在世界的转型中，大学的使命问题显得特别严重，并且所有在大学里工作的教师，学生和研究者们对此都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追求真理”。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写过：“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也就是说，“术”士经过修身、施爱，在取予间见道德，在荣辱间显勇气，最后扬名立万，才能够成为君子。

可是那帮媚贵经济学家，为他们的行为寻求借口，竟然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提出了“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么个口号。[笔者注：实际上，世界上除了伦理学，哪门科学是讲良心、讲道德的呢？讲良心、讲道德的应该是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十一】

明儒吕坤在《呻吟语》中说得很清楚：“古天地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有言理，则天下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长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

我实在无法想象，天地之间，还有什么比关注百姓苍生的存在更重要、更具有代表性、更有理？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横渠四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陆九渊的“无我这般人”的声势气魄高高凌于王权之上。

遗憾的是，以道附势的“士”之末流其时也已经有上千年关于背叛与出卖的经验了。自从朱熹理学的真精神被解构为王权的另一个更为缜密的虎伥，标志着士风的一次较为彻底的沉沦，从那以后，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再没有出现过那样系统、那样缜密的对道尊于势的弘扬。士风在明清之际的政治高压下进一步败坏，道对势的屈服也随着朱熹理学的被解构而越发地充分了，到了吴敬梓的笔下，已是一塌糊涂、惨不忍睹。

【十二】

中国的转型社会对学术共同体的核心文化价值有很大的冲击，一般社会文化价值，如对于财富的向往、对于权力的崇拜、对于关系网络的重视渗透到学术生活当中，有力地改变重塑着成员的行为。这一情况的发生恰恰因为学术共同体不够专业化，不够独立自主，它太多地分享着一般社会价值标准，而缺少良知和自己特殊的伦理守则。

如今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谁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看似更趋精微的学术研究实际上被纳入了技术复制的轨道，越来越像了无生气的体制内运作。浸透生命情感的思想被技术所取代，个体灵魂的鲜活气息已从生活中被驱逐；手段对目的的殖民，让学术日渐偏离了自身的初衷，某些知识分子、甚至知名学者为了自身的以及自己集团的利益出卖着各种原则，学术正一步步蜕变为一种迎合权贵的游戏……

好在令人欣慰的是，学术界中依旧不乏具有高尚人格与风骨的知识分子们，一直都为维护学术道德的神圣和平民百姓的利益，不断发出“贵在自律”的呼唤，并从自身做起，坚决抵制学术界的媚贵倾向。

【后　记】

今天上午接到通知，我和自己的大学同事，我们这两位小讲师作为课题负责人所申报的科研项目，均被通过申请上报立项了。其中《论海南农业保险之现状及发展方向》项目还被民建中央列为海南省2006年重点调研课题。

栖息神圣象牙塔学术界，在这样春光明媚晴朗的日子里谈及一些并不新鲜的话题，听到自己作为课题负责人的科研项目第一次被批准立项的消息，不由地在心中暗暗期待着未来的学术界，那些知名专家学者都能够像我们这些小讲师一样，多研究一些为平民老百姓谋利的经济课题，少立一些媚贵的科研项目。

**　注:谢谢各位读者的关注!冰凤凰栖息神圣象牙塔学术界面面观【下篇】为《触目惊心的事实——撕下神圣的遮羞布》，稍后即推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