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文学名著”丛书的每部名著前面均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章。《围城》的导读（以下简称《导读》）这样说，“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郑重点说是本睿智的书，因为它的有趣源于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又说，“说到幽默，自然是这部小说的显著特色和最迷人之处它来自洞见、智慧、学识、才华，以及一种观赏的情趣，处处禁不住拿自己洞若观火的人性中的确存在的可笑之处开开玩笑。”甚至“方、唐爱情从产生到因误会而破灭的这部分内容，闪现着真挚，但这也没有变成一种滥情，仍然保持着‘人生边上’般的超越、机智，以及调侃。”总之，“……读了这本《围城》，你会觉得自己周围的一切，包括自身，包括自己原来颇为热衷的一些东西，都增加了不小的戏剧色彩”。　

从以上引文不难看出，《导读》认为，《围城》这本书的最大魅力，乃是以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横溢的才华为基础的具有超越性的幽默与调侃。然而《围城》我读了三遍，每遍下来都不轻松，尤其第三遍，竟有不忍卒读之感。诚然我们不能不承认，幽默是这本书的显著特色，但如果就说幽默是其精华所在，本人实不敢苟同。　

《围城》的最大魅力，用《导读》的话，应该是“生活本身被作家展现出来的”。这部现实主义作品的核心人物是方鸿渐。我们可以调侃他如何玩世不恭地与鲍小姐鬼混，可以嘲笑他的子虚乌有的克莱敦大学文凭，还有其他一些细节，可是他终究还会因为这假文凭而感到羞耻，还会去追求具有真正爱情属性的爱情却并不因为苏文纨的其他属性（貌美、家底殷实）而接受她，还会在心里感激给他好处的人，还会有点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倔劲。堂吉诃德的可笑应该比方鸿渐更甚，可他身上毕竟有着人类正渐渐丧失殆尽的诚实、勇敢、善良和执着。塞万提斯的笔触中有着隐藏不了的同情。而我们对方鸿渐，就只能是调侃、讽刺和嘲笑吗？褚慎明、顾尔谦、李梅亭、张买办、曹元朗、韩学愈等这些人呢，当然是讽刺、嘲笑的对象，他们丝毫不能自觉他们的可笑可怜。然而读者，笑的同时别忘了想一想，你是否也在笑自己。因为，正是这些人和你一起构成了芸芸众生。他们在那个时代，那样的社会，在他们各自的人生道路上，不由自主地歪歪斜斜，浮浮沉沉。对此我们就只能笑笑而已吗？作者为什么对时代背景只稍微点染一下昵？我想，有多少人，重复着单调乏味而又毫不觉解的人生，这恐怕不是时代因素使然。有的观点认为《围城》的主题是揭示知识分子因不关心国家命运而导致人生迷途，亦是牵强之论。

《导读》也有说得好的地方：“唐小姐是小说中唯一未被染上嘲讽、调侃意味的人物，”“生活中总得有新鲜一些，纯真一些的东西。”是的，我们每个人的双脚都不能离开地面，可是我们总能够抬头看看蓝天，然后自我安慰地说，我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苦苦地追求，却在就要追到时看它从眼前逝去，能不让人唏嘘不已吗？钱先生对方鸿渐失恋后深受痛苦追捕的刻画，让人不得不抚卷长叹。如果说此处“仍然保持着‘人生边上’般的超越，机智，以及调侃”，简直就是把方、唐间真挚凄美的爱情无情地幽了一默。　

与方、唐间的爱情一样，方、孙之间的婚姻生活也是如此。两人都会心疼对方，都为营造一个和睦家庭做出了努力；然而这一切都被造物轻描淡写地化解了，成为泡影。人生的诸多命题，岂是调侃、幽默能承担？面对人生，谁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智者？社会的洪流，命运的漩涡，现实的冰冷，人生的艰难，敢于直面这些的人当然有，但又有多少人能底气十足地诵出贝多芬那句要扼住命运咽喉的名言昵？所幸《围城》篇末的一句“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与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到底让《导读》作者有了一丝疑问：“整部小说，除了嘲讽调侃的基调外，我们的作家是不是也有着某种感伤？”能写出感人作品的作者，他必定也被生活（生命）感动着，非对生命一往情深者，写不出这等深情之作。

退一步，即使我们只说幽默，也并不是那么轻松的。真正的幽默，是人逃离不了现实而又不肯屈服于现实的调节剂，它在诙谐的背后隐藏着严肃。鲁迅先生早就批判过那些仅笑笑而已的所谓幽默。钱先生在《围城》中的幽默笔调，目的并不在于博读者一笑，也不在于炫耀才学，而应该是引发读者对某些人生、社会问题的思考。《导读》作者一个劲强调其中所展现出的钱先生的智慧才情，强调听钱先生聊天的乐趣，把《同城》的基调定为嘲讽与调侃，其结果必然是使《围城》沦为他所否定的炫耀才学的矫情作品之列。　

读了《围城》不去思考，而只是津津乐道于其中的调侃、嘲讽，从而“觉得自己周同的一切，包括自身”，“都增加了不小的戏剧色彩”，那么也就只能是在笑别人的同时也笑自己，也被别人笑。这对《围城》来说，倒不能不说增加了不小的悲剧色彩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