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在这泪雨纷飞的季节，久久端详照片中威严而又慈祥的父亲，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泪水又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父亲于1927年出生于山东招远市一普通农民家庭，17岁的他应征入伍，参加了八路军。　

八年抗战中，父亲冲锋陷阵、英勇机智、不怕牺牲，人称“红小鬼”。　他先后三次负伤，左耳被日军炮弹炸失聪，右肩上的一块炮弹皮，一直残留到他辞世。他先后参加过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塔山阻击战等著名战斗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多次立功受奖。在塔山阻击战中，时任连副指导员的父亲，与所在部队一起顽强战斗，顶住了蒋介石亲自督战，10倍于己的敌人王牌军和敢死队的疯狂进攻，歼灭敌人六千余人，终使塔山屹立，岿然不动。那场战斗结束后，父亲所在营只剩下13人，父亲也身负重伤。父亲说，那是他打的最残酷的一仗。父亲所在的第四野战军部队也威名大振，他们团也被中央军委命名为“英勇善战模范团”。北平和平解放，父亲随部队进驻。后又随军南下，直到广东，并任广州军区所属部队营教导员。　

1956年夏天，由于父亲高小毕业有些文化，性格豪爽，说话又风趣幽默，加之是山东人，被山东老乡、时任团长的我姥爷相中，由他做媒，将母亲嫁给了父亲。母亲的到来，给军营带来了热闹的气氛，父亲的战友常来家中，父母就留他们吃饭。曾听父亲说起，他第一次请战友来家中吃饭，母亲包的馄饨，可做出来的是一锅粥，战友们开怀大笑，母亲羞红了脸解释说，是柴油炉子的火不旺造成的。我们听后，也是哈哈大笑。

1957年5月，父亲回山东老家探亲，看到农村在砸锅炼铁，人们都在集体灶上吃大锅饭，并有饿死人的现象时，非常难过。此时部队正搞“帮党纠风、讲真话”运动，父亲就和同时探家归来的三营营长一起向首长反映了家乡的真实情况。接着在反右运动中，三营营长被打成“右派”，父亲则因散布“公社化搞早了”、“大跃进冒进了”等“反动”言论，成为右派分子的帮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58年4月，被部队从广东汕头发配到东北的北大荒军垦农场改造。1959年底，组织上调配干部，将父亲调到吉林省一山城工作，并在那里安了家落了户。　

1961年，经甄别父亲得以平反，部队通知父亲可以回去，但父亲为不给组织添麻烦，谢绝了首长的好意。就这样，父亲在山城一住就是20多年。先后在两个企业做党委书记兼厂长，后到一机关单位担任主任。　

“文革”来临，父亲又因“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抓经济、不讲政治”等问题，被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关进了黑屋，遭到批斗。母亲也因一次给父亲送饭时，没有先背诵“最高指示”，被造反派贴了大字报。那段黑暗的日子，至今想起来，仍让人心寒。　

十年浩劫结束后，父亲才摆脱了精神枷锁的羁绊。恢复领导职务的他，一心想把生产搞上去，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他每天早出晚归，下车间、到班组，和工人们一起劳动，钻研技术。记得一次他很晚才回家，进门就喊母亲给他找药。原来他白天就开始发烧，但因厂子进了新设备，他一直等到调试成功才离开，此时他已精疲力尽。他的忘我献身和敬业精神，一直感动着大家，在他的带领下，全厂职工齐心协力，企业一跃成为全市龙头企业和创利税大户。　

父亲生活简朴，穿戴从不讲究，一套工作服洗白了也不肯丢，而是让母亲给他补补再穿。看到困难职工他却舍得给予。一次他在车间，看到一工人穿着已经露脚趾头的鞋子在检修机器，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鞋子送给了那个工人，后来又把我们姐妹几个的旧衣服拿去给了那个工人。他住院结识了一位农村病友，不时送一些东西给那位病友，直到我家离开东北。父亲吃东西也从不挑食，总是狼吞虎咽，母亲常批评他吃相不雅，可他说这样吃的香，还节省时间。　

小时候我家住在剧场后面的楼上。一共三层，大通道式的,一、三楼住着京剧团的演员，二楼18户是我们这些军转干部家庭。楼上楼下的孩子常聚我家，听父亲讲打鬼子抓特务的故事，对父亲绘声绘色的描述，他们听到很晚也不愿走。楼上楼下的叔叔阿姨们天天练嗓唱戏，五音不全的父亲也爱跟几句，常逗得我们这帮孩子开心得大笑。邻居们都说我家是业余幼儿园。　

父亲知道的东西很多，记忆力非常好。唐诗宋词、名言警句、天文地理，无所不晓。我一直感叹自己没有父亲那么好的记忆。“文革”中，虽在父亲的逼迫下，能背诵些毛主[xi]诗词，但现在依稀记得的却只有几首，倒是“样板戏”唱起来依然那么熟悉。

父亲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勤政，对家人要求也极其严格。　

记得父亲恢复领导职务之初，到家来“走后门”的人不少，一次，一位阿姨来求办事，父亲不在家，母亲接待了她，她放下东西就走，母亲来不及撵她。父亲回来后，将母亲狠批了一顿，第二天就将东西退了回去。他还一再告戒我们，以后一律不准这些人进门，更不许收人家的礼物。母亲是政府部门的干部，常常抱怨父亲这样将人拒之门外太不近人情，让她没法面对朋友。父亲却坚决不松口，来我家要求办事的人很快就少了，工人们的赞誉声却多了起来。父亲秉公办事的行为，至今让人称颂，包括那些曾经被他“得罪”过的人。　

七十年代初，部队非公开招收一批“小兵”。看到邻居有几个女孩去当兵的，我们也都非常想去，父亲却坚决不让我们去找时任某部司令员的姥爷“走后门”。姐姐哭闹，也没有动摇父亲的决心，终未圆我们的当兵梦。长大后，父亲让我和姐姐双双嫁给了军人，算是对我们未能当兵的“补偿”。父母年老后，经常到姐姐家住一段时间，也是因为他们依然非常喜欢军营的氛围。　

1975年，姐姐高中毕业赶上“上山下乡”，母亲怕姐姐吃不了农村的苦，背着父亲，提前找他的老战友，把姐姐的户口落在了条件好的公社。父亲知道后，勃然大怒，说他的子女决不能搞特殊，要带头去艰苦的地方。硬是把姐姐好不容易才落下的户口又迁到父亲单位指定的集体户—那个贫困山沟里。姐姐如今也常感叹，上山下乡的那两年是她一生中最遭罪的时光。后来，姐姐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被招工进厂当了工人。　

八十年代初，我和妹妹相继院校毕业，父亲告戒母亲，孩子们的工作不许管，让组织去安排。我一下子被分到了离家六十多里的矿区中学任教。在那里我水土不服，身上经常起虚麻疹。起初，母亲想为我联系调回市里，但父亲一句“不准打退堂鼓”，就断了我调转的念头。曾为此对父亲怀着些许怨恨，于是，也是因为赌气想做给父亲看，我边治疗边教学，咬牙坚持下来。后来，虽说我们姐妹入了党、又调换了工作，但都是在父亲离休并离开我们工作的城市以后，我们一点“光”也没借着。弟弟随父亲离休回老家上学，每天要走很远的路，看不少同学有新自行车，弟弟也想买。可父亲就是不允许，只让弟弟骑他已骑的很旧了的破车。现在想来，是父亲的“不近人情”和言传身教，铸就了我们姐弟四人自立、自强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父亲的性格和为人，即使离休也丝毫未改。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由南向北吹来，还不到离休年龄的父亲，主动让位给年轻人。在当时很多人想当官的情况下，这无疑是爆炸性新闻，为此，还成为了市报和电台的新闻。　

卸任的父亲，因为是抗战老干部，组织上给他在老家市郊买地盖了房子，他在房前屋后，开始种菜，养鸡、鸭、兔之类的家禽。母亲却想在院里种花，每每花种洒下，还不等发芽他就给锄掉，说养花好看不能吃，不如种菜。母亲生气和他吵也无济于事。父亲认准的理儿，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激情燃烧的岁月》热播时，我们就调侃说父亲就是石光荣，父亲为能被人说成是石光荣反而欣然开怀。　

父亲喜欢喝点酒，但不贪杯，每餐最多一两，还是最便宜的。听说去酒厂买10瓶可以批发，就和母亲去买。一次，父亲看见酒厂院里到处散落着白酒原料——地瓜干，而汽车碾来压去都浪费了，他急着去找厂领导，质问人家，为什么不赶紧拣回来？回家后，还生气地说，这么个浪费法，厂子不完了吗！？　

1984年父亲刚回老家，镇政府就来人请他去镇办企业当顾问，可他去了不到十天，连工资也没要就跑了回来。一问，是他看不惯人家每天用公款大吃大喝。从那以后，谁找父亲出去，他也不干，他说，他生不了那个气。　

后来政府领导找他招商引资，实是“相中”了父亲的名气和“关系”。父亲为了自己还能发挥余热，为了能为家乡再尽绵薄之力，很是积极，三天两头打电话给我已离休的姥爷，请他帮忙联系香港的朋友。港商前来考察，他就将港商和商业局领导请到家里吃饭，就这样谈成了一桩在当时全市最大的酒店生意，这大酒店至今红火。他没有得到一分钱好处不说，还“损失了”一顿饭。这事至今让许多人不可思议。

1987年春节，我回老家看望父母，正赶上当地大量招人，我趁机毛遂自荐调到了某机关单位。父亲陪我回东北搬家时，很多邻居要买我的房子（公管房），可父亲却让我将房子交回房管部门。并告戒我是年轻党员应廉洁自律。记得我和父亲去房管所交房时，工作人员先是惊讶，后是感激，并传为美谈。　

九十年代末，父亲被诊断患了不治之症。重病的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提出要回曾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看一眼。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父亲在姐姐的陪同下，乘船倒火车来到几千里之外的山城时，当天就去了阔别13年的工厂，望着静悄悄的厂区，看着偶尔驶出的汽车，父亲哽咽了，他不相信这就是当年在全市响当当的企业，他不明白，昔日那么沸腾的厂子为何就变得如此萧条冷落。至今想来，如果早知故地重游，会给他带来深深的遗憾，我们宁可让父亲保留曾经的自豪与骄傲。　

父亲第二天就倒下了，在当地部队医院里，躺在病床上的他，嘱咐身边的母亲、战友、同事和军医，死后将遗体捐给国家用于医学，让医生好好研究解决这疑难病的办法，之后将骨灰撒向他抗日和解放战争中曾战斗过的土地江河里。他掷地有声的话语，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

我十分的庆幸，在他老人家弥留的最后时刻，我昼夜兼程赶到了他的病榻前，照顾了最后三天三夜。弥留之际，父亲还催促我：早点回去，别耽误了工作。在父亲眼里，我们每个子女好好工作，就是对他最大的孝敬。父亲没想到自己会走得那么急，一直不愿过早通知其他儿女，直到父亲已不能言语，我和母亲才通知他们赶到，但为时已晚。父亲并没有因临死没见全他的孩子而不瞑目，父亲深深知道，儿女在他的诤诤风骨的影响下，都站得直，行得正，这就是对他最好的慰藉。只是没有见父亲最后一面的姐弟，心中存留着永久的遗憾。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7年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依然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粗浅的文字，难以描述他高大的形象和优秀的品质，但他那忘我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姐弟四人勇往直前。

二oo六年四月五日

本文已被编辑[千叶红]于2006-4-18　22:52:32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