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刚上完课回到民中的家里，关岭的族叔就打来电话，邀同去百余里外的安顺老塘关上坟，说云南的本家们要来祭祖。

我欣然允喏，与两个族叔，三个弟兄，三个晚辈，分乘两辆小汽车前往。

老塘关位于安顺七眼桥之北，是个不太大的村子，并无关隘。这里号称“九屯十八堡”，曾是古代屯兵扎寨的地方。妇女们还穿着据说是明朝时的服饰（白头巾，蓝上衣，黑腰带；下体随俗为变，如高跟鞋、踩脚裤等），男女都说着据说是中国的兰青官话。当土著居民（如布依族、苗族等）多“汉化”了的时代，这里的服饰、音声（建筑有特别的样式，可惜在老塘关我并未见到）自然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近年来被广告为“屯堡文化”。这里的山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山丘，山丘与山丘之间，是宽窄不一的田坝，活像巨大的盆景。我曾见过重庆合川的钓鱼城，那曾是汉人抗击蒙古人的最后一道堡垒，老塘关的山丘与之仿佛，在冷兵器时代，是易守难攻的；而山间的坝子，又是开荒屯田的好所在。所以我们《柴氏宗谱》上说：先祖从应天府带罪出征，屯兵于此，平蛮之后，不再回归，以老塘关为根据地，子孙世代居之。至于天福、天德、天寿三祖一起征南蛮，惧罪而天福祖改姓林，天寿祖改姓殷的传说，不过反映了明初滥杀功臣的暴政而已。但我也曾听一殷姓朋友说：柴、林、殷三姓五百年前本是一家，至今不得通婚。

天德祖的坟茔，坐落在老塘关村侧的田坝中间，原是一堆黄土，一九八四年合族始为包坟树碑。一九九八年清明节，云南柴姓人倡议重修柴氏宗谱，曾隆重地祭奠过一次。以后每年清明节，都有规模不等的祭奠活动举行。今年也是如此，不过云南的柴氏并未前来，来的是惠水、晴龙、关岭的柴姓人。当然，还有安顺左近及老塘关村里的柴姓人，共约二百个。

我站在天德祖与李老太君合葬的坟茔前，想：这就是我的根了！

看着涂得红红绿绿的石碑，听着尸主抑扬顿挫的吟唱，我仿佛回到了孔子唱《诗》的时代，感到了周公礼乐的气息。回过头来，嗅到族人身上浓烈腥臊的汗臭，看到他们黎黑憔悴的面容，我又回到了现代。现代的我们子孙，字辈已不尽相同；表示所自出的姓氏虽在，却早已云散四方，暂聚一堂，还得斤斤计较于每人七元钱的伙食费。彼此不甚关切，各自在祖先面前祈求着各人的福祉。我想，当我们矮小（我族人都矮小，高不过一米八十）的祖先、孔丘的弟子高柴（子羔），在子路奋勇杀敌时仓惶出逃的时候，已决定了我族人明哲保身的遗传因子。天福、天寿祖的改姓，我爷爷的横死（爷爷柴兴友做土匪被抓后逃跑，被解放军开枪打死），以至于我辈的苟活，不正是这一因子的遗传么？

这样的根，虽使云、贵二省柴姓子孙繁衍逾万，其实不值一哂。故我读天德祖墓碑上“祖德厚子嗣繁昌”的联语，总觉得格不入。如今，我家又从六堡迁到砍梨，从砍梨搬到六倘，伯父和父亲又异地而居；父亲虽留有我们兄弟三个，一个还不成器（我算是好的，也不过一教书匠而已）。不成器的二弟倒留下了两个儿子，我却因计划生育的国策，只生得一个女儿。按习俗，我的“根”算是断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我们这里是受到了挑战，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不见进步的原因吧。有时，也学习阿q的精神，借古人“孔子不以伯鱼传，释迦不以罗传”来自我解嘲，但是，根种总以优胜者为好。

无根的我，常常觉着生命之轻。这或许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哀，而是现代人的悲剧——没有了责任和理想，只为自己而活着，人生还有多少值得奋斗的呢？无根的西方人去创造，去超越，结果往往害人害己，如诺贝尔的炸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科学使人类自大，至今很难说是进步）；无根的东方人去保守，去享乐，培养出的是自私与麻木。假如以科学为进步，以利他为健康，无根的东方人还有什么德行值得称道呢？工作——吃饭——吃饭——工作，我仿佛活着，像水中的浮萍一样活着。

下课的铃声又响了，十分种以后又将上课。

我已没有了课，只能等待人们都去上课之后，独自回家煮饭吃。

柴立中

2006年4月6日于民中办公室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