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陶渊明传，见其弹无弦之琴，很不理解：既然无弦，怎么能弹？怎么能听?不久前读友人王君讲诗歌的演讲，有“人心中如无诗意，则不可能写诗”之说，似有所悟。

友人多情率性，不通世故，但捉笔振腕，文中有诗意流淌，字体呈娟秀之姿。又喜音乐，虽不致如阿宝那般由农民追求成歌手，亦自小嗜好，于今不衰。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父母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文化。他们读书时既不教儿歌，也无从教给我儿歌，所以朋友能记住自己幼儿时父亲教给的儿歌，我心中则一片空白，能忆起的音乐，仅是六七岁后成人们的《东方红》，《洪湖水》之类的。那些歌曲，歌词不是幼儿能理解，旋律也不能打动人心（因为乡人中没一个唱此类歌的高手），反而是山野民歌，高亢激越；闾里童谣，琅琅上口，在我心中留下了至今不灭的印象。

这个经验让我理解了陶渊明，他手中之琴虽然无弦无声，他心中的琴必有情有义。所以崇拜五柳先生的东坡居士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东坡知道，陶渊明弹琴，正如自己饮洒，一蕉叶辄醉；或如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他心中自有音乐，固不必依赖弦指也。我们可以想象，陶渊吸弹无弦琴时，一边手抚琴身，一边闭目聆听发自内心的音乐，摇头顿足，自得其乐。那从心底汩汩流出的旋律，佯和着身外的鸟鸣虫唱，化作了天籁之音，让人物我都忘。音乐的教化作用，在他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但他的确不会弹琴。而弹得绝世琴曲《广陵散》的嵇叔夜，“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心中因对外物仍有企慕，琴声中夹杂着理想未达的哀怨，难怪有人责备他虽然聪明却短于自己。至于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更是心怀刺秦的血海深仇，又怎能不唱彻《离骚》之曲呢？

可见，音乐是个体生命意识最直接的流露，心中有音乐的人，无论成败得失，必然时自己的生命有着不同寻常的觉悟。这种觉悟，有的清醒自在，有的郁愤难平。前者如陶潜，苏轼，后者如屈原，李白。但不管哪一种音乐，都是他们自己心中的歌，是他们自己精神家园的主旋律。只有那些庸常之人，六神无主，心中无歌，惯于随人脚后，于是费翔，齐秦，刘德华，张学友，赵薇，李玟等港台大陆，流行什么，就跟着哼些什么。识力尚浅的中学生，不但毕肖其语，唱其歌曲，更要脱胎换骨，做成其人。近年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陆港台而外，又有韩日男女，民族组合，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台。《礼记·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单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现在的流行音乐，哀乐喜怒而外，可以说是“其利心感者，其声游以嬉嬉”，兼杂郑卫濮上之音，令人不忍听闻。《乐记》又说：“治世之声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现今虽是经济腾飞的升平之世，而男声像骂人，女音如念经，人心中的音乐各异，已无《韶》《武》等中和之音了。孔子，伯牙如果生当这个时代，不知道要摔琴骂娘呢还是要弹铗求肉！外部的所染既异，内在的追求迥殊，音乐势必打上时代和个人的双重烙印。

我不懂音乐。先前也随声附和些流行歌曲，近来音响虽置而常关，不再唱歌了。前不久随妻女由花江回关岭的家，坐在妻的小车上，听萨克斯曲《回家》，非常有味，就给永华发了一则短信这样说：

坐在沙发上吃着怪噜饭，忽然想起昨夜从花江回来时，汽车灯照亮了关兴路边的反光片，眼前是急速后退的五彩大路，耳边是萨克斯的《回家》，风驰电掣，飘飘欲举。到达家门口，彩虹散尽，音乐消歇。回思向来，恍若梦寐，怪噜遂变怪诞，味同嚼蜡，只得扔进垃圾桶里。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时音乐有“不知饭味”的体验，说出来实在汗颜。但没有办法，所感者然也。我现在胸无大志，曾戏对妻说：“我已经躺在理想上睡觉了。”的确，时代需要的是财富的创造者，生产力的推动者，我仅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能够如韩吏部要求的那样，做到“传道受业解惑”，就已经很不错了；要想发大财，贡大献，正如买彩票中头奖一样的难。故虽蓄有长笛一管，但弄笛既“呕哑嘲哳难为听”，也无马融之才，去学写《长笛赋》；又不能说这个时代没有音乐，只合抱怨自家体内没有音乐细胞，只好闭口不吹，而去俯耳恭听我们时代的最强音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