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　妻

人们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说：“几十年夫妻几十年缘”。

男女结合为夫妻，一般为媒介、互认、自愿。旧时从父母之命，互相认识，自由恋爱者不多。是“缘”字连系着双方。

我与焦德珊结为夫妻，就是五十年前双方大人由中间人牵线谈定的。我俩才十一岁，父母谈什么，小孩子也不知道，也无抗争。

参加工作之后，我们认为父母定了，如若反悔怎么对得起他们，又用什么理由去推翻以前的约定呢？

焦德珊家十分贫穷，比我家更苦。因为她父亲三十余岁被日兵打伤后不久即去世，全赖母亲帮人打鞋底换一升米充饥。三兄妹年幼，吃喝无着，即要送走一个，少一个吃的。

我父母出于同样的原因——贫困，为了免去收娶乐的一切礼金，多一口人吃也是合算的。这样，十一岁时，焦德珊被介绍人带到我家，帮助我母亲做点事，稍后又学缝纫（年太小，没学成）。后来，父母也送她去读书，父亲甚至走上十几里送米到毛公塅小学给她。

解放以后，她哥哥在长沙四怡堂药店学徒出师了，就将母亲迁到长沙，又将她接回去，送到培德中学继续读书。

那个时候，正是1958年大跃进时代，长沙铝厂开始筹建招工，她即停学报名，被送衡阳等地学习车工技术，从此奠定了她一生的职业，直到退休前两年接任仓库保管。

她工作勤奋，一丝不苟，服从分配，听从指挥。不怕困难，不计名利，思想进步，积极上进。因此，她还早于我就参加了中国共[chan*]党。

她为人朴实无华，不图虚荣，生活节俭，不图享乐。她不善言词，直来直去，对人以诚为本，一是一，二是二，是即是，非即非，既不吹捧，也不讨好。年轻时别人即叫她“焦婆婆”，这恐怕是恰当的别号。

1962年2月，我俩正式办了结婚手续。我俩结婚仪式是在汉口水文总站在领导的主持下进行的，实际上就是说了几句话完事。既没什么摆设，也无宴请。一个双人床是我借任鸿升工程师的。当时物资奇缺，凭结婚证买了几包香烟，两斤糖果，一只脸盆。我们谁都没买新衣服，只买了一只60元的上海女表作纪念。双方长辈都不知我们举行了婚礼。后来，我原来工作的安乡水文站，安澧迳流站的领导、同事（常指导员、杨尚文站长、杨民柄站长）等十一人送我一支金星金笔，一本相册，就是最为珍贵的礼物。这样简朴与当时风气习惯也并不相悖，是十分正常之举。何况月工资40几元，有什么条件讲究。以今天眼光来看，那真不可想象。

我仙结婚后，前十二年分居两地，各为其主，为事业奋斗不息。家庭的负担完全由她承受，我没尽一点力量。即使探亲回家，也只十二天，好比做客一般，来去匆匆。自己的小孩对我都很生疏，“这是哪个叔叔”的话都问出来了。可见家庭分散之弊端：亲情淡薄到了何种程度！

我1974年7月调回长沙后，也只担负了家庭的一小部分责任。这时，第二个小孩出生已来半岁了。最困难的时刻我并不在她身边，分娩时是她哥哥送的鸡汤，而我未做一切。因此，她无愧于家庭，而我则相反。

1989年，她退休了，但并没过清闲的日子。她为大女出嫁操劳，一年后，为孙子出世忙过不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眼看襁褓中的小脸变成小学的红领巾了，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1999年10月，又将小女的婚事办好，总算可以休息一些了吧？

然而，不能啊，她老娘也要照料，就接来住在一起，饮食起居，照料周全，一瞬就是五年！尽了她的孝道，兄妹是十分感激的。

她一辈子清苦，一辈子辛劳，一辈子勤奋，本应享福晚年，可身体已积劳成疾啦。1999年6月，她住院了。此前，她虽几次晕倒过，但没去理它，坚持着。这次不行了，平生首次住院，长达半年服药治疗，总算能自己行走，可再逞英雄，当好汉就难了。

正因为住院的关系，母亲才由哥哥接去。母亲九十二岁寿终正寝，送上山安葬了，也还有一颗牵挂之心，清明扫墓，春节拜年。她哪有闲时呢?

啊，我与她五十多年相处，虽无花前月下，甜言蜜言，甚或还偶有龃龉，但大风浪中的微漪，又怎能颠覆家庭这只坚船呢！

今年春节，我通过<城市周刊>登了一条短信给她：劝你多休息，你说闲不住；要你少操心，你嫌我唠叨；给你营养品，你说受不了；我曾说你傻，你说是本分。没办法，过年只送你一句话：老伴是春风，幸福享终生!这不就是夕阳无限好，谁不恋黄昏么！

啊，半个世纪，象一瞬间的事。什么苦的、辣的、甜的我们都尝过，痛苦与欢乐、艰难与幸福都有过。一个“缘”连结一起，一个“情”坚持到今。夫妻一辈子的事，好象一部不能完结的电视连续剧，自编、自导、自演，还要不断延续下去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