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有过很多的幻想和梦想。

曾梦想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医生，如走遍千山万水、尝遍人间百草的李时珍那样，天天身背药箱，风尘仆仆奔波于为天下黎民百姓看病治病、救死扶伤的路途之上，多幸福呀。那时，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父亲犯胃病疼痛的厉害，特别是到了晚上我们姐弟三人睁着发困的睡眼轮流为父亲捶背的经历所引起的一种幻觉吧。记的当时就曾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做一名医生，首先是要把父亲的胃病治好再说。后来读了鲁迅先生的《呐喊自序》竟然发现我那时的想法与他老人家也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无论如何，当时，是暗暗下定了决心的，而且是信誓旦旦，真有点义无反顾的样子。从此，就对医生这个职业产生了极大的崇拜，对医学方面的书籍也想尽办法借来阅读。首先是把曾在部队当过军医的四叔家里存在箱子底下的《人体解剖学》、《中医理论基础》等一些医书借来阅看，虽有些半懂不懂，但读书的兴趣未有丝毫稍减。因此，后来在高中，老师要求要选择一门自选专业时，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理卫生，那是专门为培养乡村“赤脚医生”的而设的专业。那时是要下定决心将来要做一名白衣天使了。现在想来还真有点感动和落泪。但那也只是一时激动而已,虽有当医生的梦想，但实在是很难实现的。

那时，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上小学时，我们就在学校的组织下，经常抬着伟大领袖毛主[xi]的巨幅画像，举着红红绿绿的彩旗，甚至有时还手持自家制做的红缨枪去参加一些游行呀，大批判呀，忆苦思甜呀等现在看来是笑话似的政治活动，到街上去贴一些半懂不懂、似懂非懂、不知所云的大字报。等上了初中，形势依然没有好转，我们上课也只是上半天，另一半天也按照伟大领袖的“五七指示”，走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高举着我们学校的校旗-----新泰县五七红校的校旗，到公社的实验田里拔草、打高粱叶、串氨水、施肥等，做一些劳体不劳心的粗老笨壮的活儿。做医生的好梦也只好交给了将来去做。

所幸的是那时的班主任和校长看我还算是个比较聪明的好孩子吧，就让我参加了我们学校与公社实验场的合作项目---天气预报和地震观测，使我不能够与同学们一起到一眼望不到边的高粱地或玉米地里去战天斗地、挥汗如雨了。而我们四个被选拔出来的同学就在实验场的一个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员的指导下，轮班到实验场部北面的一个气象站里测云观天：一天三次去气象站打开那个离地面一米多高，象亭亭玉立的白衣少女一样的里面藏有许多秘密的百叶箱，去观测干、湿球的早中晚变化情况，测定温度、湿度和饱和度；以远在十八里外的莲花山为参照物，估算能见度，一般能见度最高时就以9000米作记录；观看那高高矗立在气象站里中间的风向标和风速仪，测定当天的风向和风速；观看天上的云彩形状和透明度，对照技术员——我们的指导老师讲的和书上印着的云图，测定当时天上的云彩是透光高积云、积雨云，还是卷层云等等，把这一切我们都详细地记、录在一个小专用的小本子上，到每天的下午四点半，我们就一起按固定的公式计算、分析天气变化的整体走势，填报天气预报图，做出第二天的当地天气预报。虽然有很多东西现在都忘记的差不多了，但那些“天上勾勾云，地上雨淋淋”、“天上鱼鳞斑，明天晒谷不用翻”等一些农谚俗语至今清楚地记的。当时，我们还在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里用土法制作的仪器观测地震，记录下当日的地磁变化和位移情况等，那怕是有一丝一毫的变化，或是偶然的失误而造成仪器失准，我们都激动不已。当时正值国家地震多发时节,如果真的遇上一次地震而被自己亲手记录下来，那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再后来，通过简单的考试就稀里糊涂地上了高中。由于在初中基本也没有学到多少真正的课堂知识，连数学中的因式分解也没有完全搞懂，上高中也大多是混日子。“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根据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坚决走了与工农相结合的路子，修河道、整梯田、砸石子、垒院墙、种庄稼、勤工俭学，凡是能够用的上劳动力的地方都要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同学去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农业学大寨”的红色大字标语牌插在我们的施工现场的最显眼处，真是红旗招展，干劲冲天，战天斗地、其乐无穷呀。休息时，老师就组织我们学习毛主[xi]著作。然而，当时我们班连能熟练地整篇念下来的同学也没有几个，老师就指定每次都由我来念给大家听，也许是我念的比较准确和流利吧。而课堂学习，却几乎成了我们的副业。再加上当时教师的地位不高，老师教课的积极性也就随着高不起来。等到恢复高考，才突然觉得我们好象是被整个世界抛弃了很久的孤儿似的，有点猝不及防，不知所措，手忙脚乱起来。我们既对国家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同学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上大学感到无比的高兴，因为这样就使我们这些农村出身的孩子可以走上一条能够吃上“国库粮”，进城当干部、当科学家、当教师、当作家的金光大道。同时，也对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失望，因为当时很少做作业，一些简单的数理化题根本就解不开、不会做，这样的成绩考大学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又感到有太多的无奈。理科不行，那是不能报考医科大学的，当医生的梦也只好搁在一边。

好在虽然我的理科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语文还是不错的，那就报文科吧。记得当时老师让写一篇叫《大治之年气象新》作文，这个题目打倒“四人帮”后首届大学考试考过的作文题目，我的作文写好交上以后，老师在上边高兴地打了很多很多的红圈圈，一高兴，老师让写字比较好的同学刻印出来，印发给全校同学来看。实际上那篇文章也是我瞎编出来的，写的是我们村建了个现代化的养猪场。而当时我们村一排排的猪圈的确是建起来了，按照当初的设计，专门为饲养员机械化养猪而铺设的轨道也已铺好，并且据此我们村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自编自导的豫剧《平顶山下》，也正在排练，而我也有幸在寒假里没有什么事情，就随同父亲一起参加了这出戏的排练，那时的父亲可是宣传队的骨干，主要是拉二胡，但是其它的吹拉弹唱的功夫也是挺不错的，我们家可是三代祖传的音乐世家呢。我那时只是以拉二胡的名义在其中瞎掺和，实际上是有点滥竽充数的。那剧情也是我村一个姓李的土生土长的编剧根据村里建养猪场的设想瞎编出来的，里面的场景是养猪场建成之后的最理想的东西，后来也没有真的实现，但那是当时的通病，把理想当成现实。而我写的最精彩处就是饲养员开着象电车一样在轨道上行走的自动给料车，机械化喂猪的场面。一队队象士兵一样听话的训练有素的没有一丝杂毛的黑的发亮的小胖猪，一听到要开饭的电铃声，就一个接一个的有条不紊地从猪圈的出口处一起奔涌到早就准备好的一溜填满食料的猪食槽边，狼吞虎咽般地狂饮大嚼。饭毕，又听一声要它们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回猪圈的铃响，它们就又自动集体转往它的“宿舍”匆匆跑去，十分整齐划一，也有点滑稽可爱。老师把我叫去问我，你写的都是事实吗？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是的，是真的。那就好。老师高兴了，在课堂上把我的文章当成了范文。当时我心里面老是在打鼓，要是老师真的去实地看一看，看出我写的是假的怎么办？为此，我担心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我的可爱的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并没有真的去看，也没有深究。不知他现在知道了，会有什么感想。

但从此,自己就做起了当作家的梦。当然那时也不知道作家是什么，因为那时也实在没有多少小说可读。只知道那时给村支书和其他人写批判文章或发言稿的本村的有个姓陈的老师很受人尊敬。听说哪位领导要求他写稿，都要给他送一条烟或者是拿点点心之类的东西，家里也比村里其他的人过的好。父亲总是很羡慕的，也有点期待似地向我们常常说起他来。还有就是在我们村里赁房子住的那个公社秘书，是个姓李的大家公认的“笔杆子”，他经常写文章写到深夜。房东常常看到他屋里的电灯一宿不灭，可能又有一篇好文章写出来了吧，真让人羡慕的不得了。而他的儿子也是我的上一级的同学，他的家里当时看起来很富有，因为从穿着打扮和生活的滋润程度上看就是比我们这些穷孩子好。我想，他们之所以能这样，这也与他能写文章有关吧。于是我在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毅然选择了文科。虽然屡战屡败,但终于在八一年考进了泰安师专中文系。而我在县一中复课时，也竟有几篇文章被评为典范，如《〈神女峰上的迷雾〉观后感》之类，也竟然因此就天真地与我的好同学一起曾还为将来发表作品时用什么样的笔名而冥思苦想过。记的在一中的操场上，在我们三个同学一起住的一个已废弃的喂猪的小屋子里，我们共同商定了以后要是真的发表什么文学作品的时候要用的笔名，那时也真是一个敢于做梦的年代。我记的我拟定的笔名是“松涛”。因为我喜欢松树的正直挺拔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山风吹来，松声万里，也是一幅绝佳的美景。然而，此名也只是后来在省纪委主办的《明镜月刊》和本市的报纸上用过几次。而我的另两个同学,一个在发表文章时也从未用过那个已定好的笔名，因为他考取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又专攻近代经济史，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经济学院任教，后调省委办公厅工作，也是和我一样平日里只写些官样文章，也许用不着这个只发表文学作品时才用的笔名了吧。另一个同学在市政府一个部门工作，也许他为自己拟好的笔名也早已忘却了吧。

读大学时,才知道自己离当一个作家距离是多么的遥远，简直就是空想呀。但是我并没有气馁，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学理论、古今中外的名著名篇和一些中文系开设的其他课目，一边在课余时间尝试着写些散文、戏剧、诗歌之类的小东西，但自觉不够发表的条件，也从不拿出示人，也从不试图向哪个地方去投稿。所以，在大学期间从未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所谓的作品。但我总觉得自己离那些作家是那样的近，那样的亲切，总觉得与李白、杜甫、白居易，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等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家、诗人都是自己最好最亲的朋友，连作梦也常常梦见他们，思想、行为有时也在故意地模仿他们。这也可能是中文系同学的通病和臭毛病吧，现在想来也的确感到可笑。有什么了不起呀，不就是多看了一些书，不就是多听了些全国各地来泰山游览被我们学校中文系的领导千方百计请来的著名大学的名牌教授的几次讲演吗？但当时就是这样，心态摆的特别不正，真有的指点江水，挥斥方遒的感觉，没法子。

所幸的是，我们学校也有几个特别让人崇拜的名师，也特别能激起我们想当作家或者是当文学评论家的兴趣。其一，是汤贵仁老师，主讲唐宋文学史，当时还是讲师，现在早已是正教授了，也已退休了吧。当时，他以《唐代政治与诗歌的关系》一文，曾在全国唐诗研究年会上发言，并在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学刊上全文刊载，后来又参编《唐诗鉴赏词典》、《魏晋南北朝诗歌鉴赏集》，由他自己撰写的几篇文章令我们百读不厌，视为圭臬。他讲课气度非凡，引经据典从不翻看什么材料，都是脱口而出，让我们一个个都听的目瞪口呆，佩服极了。其二，是刘增仁老师，主讲现代文学史，当时也是讲师，现在已是青岛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正教授了。他的讲演语调平缓，抑扬顿挫，极度潇洒，极富有感染力，尤其是他的记忆力惊人，比如他在做《从子君到林道静》、《鲁迅先生的〈野草〉》的演讲时，对于有些小说和诗歌的原文能整段整段的背诵出来，得出的结论从来不是强加于人的，而是从大量的事实中自然流淌出来的。他讲演时，只端着一只白瓷茶杯走上讲台，没有讲稿，仅凭着他自己的出色的思辩和演讲才能就彻底地征服了我们每一个同学的心。其三，是方永耀老师，主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他是南方人，曾作过随军记者，虽然他的话有四分之一我们听不懂，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弄清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讲课前准备的相当精细，讲的也非常认真卖力，也极善于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他第一次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三都赋〉何以引起洛阳纸贵？》，使我们对古典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有一次，他布置了一个作业，要求我们每个同学任选汉乐府民歌中的一首，写一篇鉴赏文章，我选了《十五从军征》，实在是没有想到，方老师在讲评时竟然表扬了我。发下作业后，我发现上边竟有他的红字批语：你将来不但能做一个好老师，而且能够写出一些好的文章来，并做一些研究工作，你一定会成功的。当时，真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又一次萌生了同时也坚定了自己做一个作家的好梦。

因为我学的专业就是师范，大学毕业后就直接分配到一所中学当了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后来又有幸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进修。作家是当不成了，只好当一名好老师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乎大多数作家都是从做中学教师开始的，如鲁迅、叶绍均等。于是我就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培养学生身上，让我的梦在他们身上得以实现。在教好语文课的同时，我利用课余时间创办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希望文学社，在全校发展了爱好文学的成员有三十多个，利用周末和课外活动时间给他们讲文学知识、写作技巧，组织他们积极参加各种作文竞赛，积极向各种报刊投稿，并编印社刊《希望》周刊。终于有一天，喜讯传来，我社推荐的李静同学写的《可爱的小动物——猎猎》获得了全国中学生读写杯作文竞赛一等奖，当时一等奖只有十个，山东省也只有我们学校获此殊荣。后来，这篇文章在《中学生读与写》杂志发表后，又被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点评，编入《中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作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友好使者，推荐给美国的中学生阅读。这无异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因为我们学校当时在全市属“第三世界”，很多地方不及一中、二中等中学，影响度、知名度也不高。而此次获奖，让其他中学羡慕不已，学校领导也很高兴，市教委领导也很重视。每次上级领导来，学校都让我们拿出李静同学从成都捧回来的奖杯——“读写杯”，给他们看。而我自己呢，由于太懒，也不想写什么东西了，只是写些日记，把自己的感想记下来而已，作家的梦连做也不敢做了。

后来，我调入市机关工作，做了一名纯粹的文字匠。天天在写一些奉命文章，什么领导讲话呀，工作总结呀，典型材料呀，汇报材料呀，调查报告呀，简报呀，等等，大多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很少与文学搭界。但也有一些文学味道很浓的东西，如通讯报道、人物特写之类。如写的《神剪》就被省纪委主编的《奉献之歌》一书所采用。当然，很多是写了也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只能署领导的名字或单位的名字在报刊上刊发，就是来了稿费自己也不能自己领，因为要看领导的意愿。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到现在已是一十六年了。当不了作家，就做一个好人吧，就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公民吧。有时，我也想，现在是小说素材的积累时期，也许到了离岗了，退休了，真正的闲下来时，再重新拾起那当作家的旧梦，好好地梳理一下自己的一生，或许还能写出一些东西来，不求什么出名呀，发财呀，等等，只要自己有一个好的心境，有一个好的心情，有一个能发泄和抒发自己情怀的地方，舒舒服服地多活一天，多看一眼世界上的风云变幻和人间百态，没事偷着乐一下，就知足了。

有电脑为伴，有清茶一杯，看来，我的作家梦还是有做下去的必要，也许永远只是一个梦……。

2006年4月8日写于泰山东麓莲花山下平阳河畔松涛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