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70年代初的一个普通中国农村，那时的人们辛辛苦苦的干活却刚好能填饱肚子，为了生计从我记事起就开始打猪草、拾柴禾、拾猪粪以补充家用，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总有干不完的活，能玩一会儿是我最大的心愿。

70年代末，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可真是少之又少。那时候我大概10岁，这可是玩性特疯的年龄。我们一帮小孩只有挖空心思想出一些能够满足玩瘾的“土戏”了。

“手榴弹对攻”。这是个挺刺激的游戏。这种游戏必须是以刚刚割过稻谷的水田为场地。玩的时候也要分两帮，划分好界线之后，开打吧。手榴弹在哪呢？不就是立在田里的稻根嘛。拔起来连泥带水搞过去，每帮十几个小伙伴，加起来也有二十好几的“手榴弹”在飞，哇，场面可壮观咧。有时候胡里胡涂的被乱弹击中，幸运的是一颗，糟糕的是几颗，那“死”得可惨了。有时候采用重点击破的战术，那也是非常痛快的，也就是说，某一方集体围攻对方一名或者两名队员，想象一下吧，十几个“手榴弹”齐发过来，这时再精干的队员恐怕也会在劫难逃的，这确实是取胜的一招。这个游戏有点小危险，再小心有时候也会被击中眼睛，不过小孩子没有多少力，疼一会儿就好了，不就是酥软的泥巴嘛，河里有水，洗洗就没事了，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战斗，伙伴们都在等着呢。输赢就看最后哪帮还有队员。这个游戏一般大人是不会干涉的，有时候他们还站在田边，兴致勃勃，津津有味的观战呢。我们小伙伴那可来劲啦，拼命的表现，直到双方筋疲力尽，弹尽粮绝为止。一场仗打下来，有时候三四分水田地的稻根都会被我们拔光的，真的有点成就感。

生于70年代的人，永远是尴尬的一代。“不是我不明白，社会变化太快”。和60年代的人相比，我们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十几载的寒窗过后，满怀理想奔向社会，却发现没有创业的份，只有打工的命。和80、90年代的人相比，我们又似乎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看着现在的小孩身材越长越高，营养越来越过剩，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课外教育，连玩具都是日新月异，不得不感慨自己的童年生活留下太多遗憾。

记得小学每年开学，老师总要出一篇作文，“我的理想”。我总是写道：我要当一名科学家，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老师们总是不厌其烦的讲述科学家成功的故事。父母教导我们“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天才来自99%的汗水和1%的灵感”，只有从小学好知识，长大才有出息。走上社会才知道，原来这个社会并不只需要科学家。至于那句“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更是骗人的谎言。在现代社会里，成功首先要有过人的天赋和成功的机遇，个人努力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而已。

高中时开始流行校园民谣。校广播台一天到晚放《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吼歌，从广播室听出去，一校的男生跟着扯着嗓子吼，蔚为壮观。现在看来，是青少年性压抑的表现，懵懂少年，只能通过唱歌、追星来派遣、安放自己的青涩心事。如今的追星族也多是少年人，只是比我们那年代直接多也有钱多了。那时我那贴满明星贴纸的抄歌本，一到课间就被同学传来传去，而那时的流行歌现在已经成了怀旧经典，而不久前还壮志满怀的我们，转眼也开始怀旧了。原来每一首歌都有它的年代烙印的，我们看不懂f4、twins，正如别人看不懂我们。当然，也有些长青树，如周华健罗大佑。我们都长大了，他还在那唱着笑着，从我们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三十几，二十几年过去了，他没有变，我们变了。

那时还流行抄格言，人人都动不动把“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挂在嘴边，但其实都中规中矩的走在考试的路上，谁也没敢出格。踩着80年代文化思潮的尾巴，我们中不少纯粹的文学少年。北岛、海子、三毛、席慕容，就象他们的名字和姓氏一样，孤远地流浪在记忆的边缘。

这是最后一个纯真年代：最后一茬为暗恋而脸红心跳却不知道性为何物的人；最后一茬知道各种信纸折法喜欢写信却就是写不出我爱你的人；最后一茬家长体罚还属平常不会喊家庭虐待的人；最后一茬看过《木棉袈裟》《自古英雄出少年》然后在真功夫的世界里畅想的人。

总是羡慕现在的中学生，可以公然在大街上手牵手。我们那个时候，男女生只能保持正常的友谊。对于早恋，学校明令禁止，家长也反对，视为洪水猛兽。长辈们总是苦口婆心的教导：以后的路还长，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早恋上。长大以后才发现，宝贵的时间不拿来早恋才是一种浪费。许多同龄人都和我一样，工作太忙，空闲时间太少，社交面比较窄，结婚只能无限期推后。

应该说70年代的一代在中国社会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接受的计划经济时代脱离现实的教育，却又不得不面对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我们在学校接受的是抹杀个性的教育，培养的是要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的观念。当我们走上社会才发现，十多年培养的理想主义观念，已经与现实的社会格格不入。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尴尬，没有能够赶上象60年代的人那样的创业机遇，却又必须面对来自80、90年代的人的竞争，他们也许比70年代的人更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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