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二年，明帝国的第十二任帝朱厚骢任命严嵩担任华盖殿大学士，即实质上的宰相。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贪官之一，他完全靠精密的谄媚和撰写玉皇大帝的“青词”而被擢升到宰相的高位。他谨慎小心地侍候他的政治老板，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谒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政敌时才露出毒牙。他唯一的工作不是处理国家大事，而是研究朱厚骢的性格脾气，他对朱厚骢大脑上的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朱厚骢自以为十分聪明，严嵩在朱厚骢面前便处处表示自己窝囊。朱厚骢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骢的过失。朱厚骢反复无常，严嵩就永不提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朱厚骢猜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的朋友都拒绝援救。朱厚骢残忍好杀，严嵩正好利用它来肃清异己。严嵩从不说一句使朱厚骢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君臣之间没有一点道德性质或政治见解的契合，只有无微不至的揣摩和欺骗。严嵩对朱厚骢的了解，远远超过朱厚骢对他的了解，因此能把朱厚骢玩弄于股掌之上达二十年之久，直到一五六二年才被朱厚骢勒令退休。

自那以后，纯政客类型的政治形态在中国政坛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数百年来最丑陋的政治现象之一。

政客和政治家是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两者的共同点是追求权力，不同点是得到权力后用来干什么？政治家一般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明确的政治目标，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和人类的高贵情操，得到权力后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意志，以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是他率领穿着草鞋在雪地上行军的美国民兵赶走了数量和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大英帝国殖民军，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一七八九年，华盛顿以全票当选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按理应该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好好享受一番并为他的家族谋点私利了。华盛顿没有这样做，而是竭心尽力把合众国这个松散的联帮组成一个坚实的国家，同时在他的国土上把当时还停留在理论上的民主政治蓝图付诸实施。十八世纪的西欧流行“三权分立”、“天赋人权”、“民主共和”、“社会契约”等资产阶级政治理念，但除了英国和荷兰有限地实施了这些政治理念外，整个地球还处在专制和极权的淫威之下。华盛顿是孟德思鸠（三权分立说的集大成者）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作者）的忠实信徒，参政前极端厌恶专制独裁，大权在握后并没有象大多数权力人物那样转而喜欢这两样东西，而是下决心要在新大陆上根除专制政体的毒瘤，让民主政治在美国扎下深厚的根基。美国成立的早期，处于民主政体下的国民有时不恰当地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力，损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不象专制国家那样能够快速给国家带来秩序和安定。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和政务官不理解这是一个全新政体锻生前的必然现象，是一个新生命降生前的阵痛，转而怀念已被抛弃的封建专制政体。他们提议赋予总统不加限制的权力，甚至建议华盛顿干脆当皇帝，这对一个国家统治者来说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但华盛顿是那种既有政治远见又对国家民族有着强烈责任心的政治家，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不但拒绝当皇帝，还主动退出第三届总统竞选，主动从政坛上退下来，创立了废除领袖人物终身制的光辉范例，因为他认为终身制是变相的专制独裁。华盛顿的光明磊落和不顾千夫所指想当皇帝的大政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比，因为袁世凯不过是一个政客，和杰出的政治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政客无论拥有多大的权力，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政客最热衷的是升官、揽权、贪污、享受！

纵观严嵩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粗略归纳一下政客的基本特征：

一、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也没有任何文化信仰。政客一般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改革派、保守派、激进派在他们眼中都差不多，哪一派得势他就跟谁，只要能让他当官就成，而不管对方信奉什么哲学什么思想。如北宋末年的政客蔡京，本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人士，当旧党上台执政时，就迫不及待地向旧党领袖司马光摇尾乞怜。当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短促，不容易办到，只有开封市长蔡京如期完成，以至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八年后新党得势，蔡京又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热度最坚决的态度叛离旧党，投入新党，宣布旧主司马光是“奸党”，刻在石碑上，昭告全国。

二、没有是非标准，只有永恒的利益。大凡政客都是唯利是图的，心中没有好坏、正邪、善恶、是非、对错、真假之分，只要对他们有利的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政客都有趁混水摸鱼的本事，他们讨厌政治清明的治世，日夜祈求天老爷早一点让国家和政府政令不修，使他们有空子可钻；但政客并不喜欢乱世，因为乱世是英雄的天下，他们没有能力当英雄，还很可能被英雄砍头示众。

三、从骨子深处仇视美好的东西，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政客的心理都是阴暗的，因此他们见不得美好的东西，一见到美好的东西就要想千方设百计加以破坏，否则就会浑身不自在。这里有一则远古的事例可以说明政客的阴暗心理：秦始皇赢政死后，按理应由长子扶苏继承皇位，可当时随侍赢政的宦官头目赵高心里却一百个不愿意，因为扶苏太有能力，秦帝国在他手中一定会加倍强大，这是政客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赵高最中意赢政的小儿子胡亥，因为那个荷花恶少除了花天添*酒地外什么也不懂，秦帝国到了他的手中就等于是一叶小舟驶进了礁石丛生巨浪滔天的湖面，结局肯定好不到哪里去，这正是政客所希望的。因为太接近权力魔杖的缘故，赵高运用阴谋诡计使胡亥登上了皇位，因此深得二世皇帝的宠信。胡亥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赵高的劝说下把包括扶苏在内的十二个哥哥砍头示众，还把十位如花似玉的姐姐投入杜县监狱，任赵高一个个地鞭打至死，剥光了衣服陈尸街头，任乡里小儿猥亵凌辱。如果因胡亥当皇帝在法理上站不住脚，杀死十二个哥哥以消除法理上更合法的继承人还可以理解除的话，那么处死十位公主却找不到任何非这样作不可的理由，因为女人根本不可能构成皇位的威胁。唯一的解释就是赵高的阴暗心理，也许十位公主过于美丽，赵高见不得美丽的东西，如不能独占就要亲手毁掉而后快。设想赵高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在毁掉公主之前是决不会放弃凌辱她们的机会的。至于把公主luo体陈尸，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如果你的上司是一个政客，那么你千万不要在他的面前展现自己的才能和美德，政客最忌恨有能力的下属，一旦发现你德才兼备，他就会下意识地处处和你过不去，而不管这样做是否对他有利。政客由衷地欢迎人性的弱点，尤其是欢迎上司的弱点，因此政客不喜欢英明的上司。如果上司是一个昏庸低能的人，他就会处处如鱼得水，充分利用上司的昏庸来达到自己见不得人的目的。尤其是那些昏庸固执而又自以为很聪明的上司，政客能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令其不自觉，等到他们有觉察时已经迟了。

四、道德水准低下，缺少人类的高贵情操，只有升官谋利一个目标。政客最热衷的是升官揽权，为了升官揽权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干得出来，除了升官、贪污和享乐外，根本不知道人类还有自我实现匡时济世等与生俱来的高贵情操。因此政客在伤害你时，你千万不要指望对方哪一天会良心发现，那简直是和政客不清洁的血统过不去。政客在谋求升迁时，总是事先圈定可能的竞争对手，然后竭其所能予以打击排挤，而不管对方是否真个愿意和他竞争，相反你越是表示无所谓的心态他越认定你别有用心，从而对付你的手段也更毒辣，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世上有不想升官弄权的人。

五、亲情友情淡漠，认势不认人，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纪元前七世纪上半期，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姜小白有一个宠臣易牙，靠无微不至地迎合国君的低级嗜好而获得信任。齐桓公有一次无意间在他面前提起不知人肉是啥滋味，自己什么佳肴都吃过，就是未吃过人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易牙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回家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并精心烹调，然后献给齐桓公品尝，等到齐桓公吃了个酣畅淋漓并连称好吃好吃之后，易牙才告知主公吃的是他的儿子，把这个骑士式的英雄感动得热泪盈眶，认定易牙才是对他最最忠心的臣子。等到易牙最为忌惮的齐桓公的股肱之臣管仲死后，这个最最忠心的臣子就设计把齐桓公饿死并使他的尸体爬满蛆虫。无独有偶，纪元七世纪后半期的酷吏来俊臣和周兴是最好的朋友，有一天，武则天把一件密告周兴谋反的检举信交给来俊臣调查，任何人都认定来俊臣一定会为他的好友昭雪，可来俊臣却命人把一个大瓮架在燃烧的炭火上，然后对周兴说：“有人告兄台谋反，我奉命调查，请君入瓮。”周兴的命运可想而知。和易牙来俊臣相比，十九世纪末期的政客兼军阀袁世凯的表现不但丧尽天良，而且对国家的损害是灾难性的。那时伟大的光绪皇帝为了使中国富强，下令在朝野推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变法，遭到了以那拉兰儿为首的那些朽烂透顶的官员士大夫的反对。光绪帝为了使变法成功，就亲自召见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请求他对皇阿妈实行兵谏。袁世凯当面感激零涕，发誓要不惜万死来报答君王的知遇之恩；可一转身就去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因为那时中央的军权掌握在守旧党领袖荣禄手中，守旧党的势力比维新党强大百倍，政客只效忠于权力较大的一方。在古今政坛上，有的政客为了讨好自己的上司，甚至不惜鼓动自己年轻漂亮的妻子和上司私通；或强迫本来很优秀的女儿和达官贵人的荷花恶少联姻。妻子女儿是他的至亲，在政客手中也不过是一张牌，为了升官可以狠心地牺牲掉，就更不用说其他亲人了。

六、明于人而暗于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大凡政客都老于人情世故，尤其精于内斗，在打击政敌排除异己和运用权术方面精明过人；可一碰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和抵御外侮，他们的智商差不多象白痴。如纪元前三世纪的秦帝国宰相赵高，就是一个在内斗中把权术玩得溜溜转的大政客，他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把朝中的政敌剪除罄尽，把秦帝国的根基掏空，最后连皇帝生死也操在他的手中。这个在内斗中无往不胜的人物，一听说刘帮的叛乱军队逼近咸阳，在绞尽脑汁后仍然一筹莫展，最后作出的决策竟然是“投降”？！

七、目光短视，急功近利，结局多半不好，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家族毁灭，权力越大毁灭得越是惨烈。政客不择手段，妒贤嫉能，自然和天下英雄结下了深仇，一旦政治上的靠山倒塌，权力的能源被切断，就会仇人遍野，四面楚歌。因为政客仇视美好的东西，政客重用的也都是和他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势利小人，这帮人在主人倒楣时只有落井下石的本领和热情，谁也不会去报答主人的栽培之恩，那些拚将一死酬知己的慷慨悲歌之士早就被政客排挤掉了；因此政客在走下坡路时往往众叛亲离，成了十足的孤家寡人。政客在位时无论多么权倾朝野，多么炙手可热，他的下场早就注定了，既使他饶幸能躲过惩罚，他的下一代也必然承受加倍的报应，因此历代得势的政客没有风光过三代以上的。上面所述的严嵩、赵高、易牙、来俊臣等曾经显赫一时的政客都逃不过杀身之祸；蔡京、袁世凯虽然饶幸躲过了刀斧之灾，但结局比砍头更为凄惨；蔡京把宋帝国玩垮后，自己被女真人流放到荒凉苦寒的东北“五国城”，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草屋里，日夜啼饥号寒，冻饿劳累而死；袁世凯则是在众人的唾骂声中死去的，死前连最最亲爱的侄儿也背叛了他。

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如同南辕北辙，但区分政客和政治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否则政客也不可能对人类文明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一则政客善于伪装，在位时总是把自己标榜成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救星，一幅兢兢业业谨小慎微的样子，热心快肠地为你排忧解难，满口仁义道德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义愤填膺，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用美丽的假言虚词装潢门面而把真正的狼子野心巧妙地隐藏。二则政治家只关心国家大事，不大迎合人情世故，很容易招致普通人的误解和敌意。在政治不清明的时代，政治家为了大的目标有时也会牺牲一些小的原则，被迫干出几样迎合时世的末行，给反对他的政客留下了把柄。尤其是那些成功的政客和失败的政治家，更容易蒙蔽人们的视线，把政客误认为政治家。历史有一个悲剧性的定律：即政客成功的概率比政治家要大得多，因此政客和政治家在人们的价值尺度中也就经常发生错位。普通人很容易把胜利和正义混为一团，认为胜利者就是正义者，成功的政客也因此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认同。这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历史上的改革家除了商鞅一人取得成功外，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等人都失败了，但他们无疑都是伟大的政治家；袁世凯成功了，但他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政客。一个当权人物是政客还是政治家，我认为应该从下面三个方面着眼：

一、看他有没有明确坚定的政治信念：政治家的政治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既使他在掌权前为了一时的权宜之计而被迫掩藏自己的信念，可一旦大权在手就会努力去实现这个信念。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极端厌恶五代至北宋初年浮滑绮丽无病呻吟的文风，但那时的科举考试只认同类似的文章，以至欧阳修一连几次科考都名落孙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欧阳修只好强迫自己写一些浮词艳赋，换来科考名登榜首，三年后朝庭委派他担任主考官，才得以略抒平生胸臆，一扫浮滑艳丽的文风，大力提倡明白晓畅的古文，亲笔录用了王安石苏东坡等杰才俊士，把北宋的文学推上了一个极高的境界。政客是没有政治信念的，既使有也不坚定，为了政治利益可以随时把信念牺牲掉。袁世凯本是拥护维新变法的，自己也曾加入了“强学会”，但那不过是一种机巧的政治阴谋，以换取天下英雄对他野心的支持，一旦维新派失势就马上退出“强学会”，掌握政权后的所作所为也与维新派的宗旨背道而迤。

二、看他平时做人的“品格”：政治家都有较高的“品格”，看一个人品格的高低也应从三个方面着眼：一是“达”而视其所举，看他有权有势时推举和任用什么样的人，用人才还是奴才，用君子还是小人；二是“富”而视其所与，看他有钱时结交什么样的人，把钱用在谁的身上或用来作什么。凡是富贵时结交接济怀才不遇的志士仁人或把钱财用于公益事业的人都是品格高尚的人；相反，凡是把钱财用于个人享乐或谋求升官的人都是品格低劣的人。三是贫而视其所不为，品格高的人在贫穷时绝不干低三下四、出卖朋友和伤天害理之事，不取不义之财，哪怕这样做能使他即刻脱贫致富。品格低的人得意时张牙舞爪，失意时卑躬屈膝，一朝穷愁潦倒，什么下贱卑劣的事都干得出来，就更不用说取不义之财了。

三、看他有没有责任心：政治家都有很强的责任心，时运不济时致力于“修身、齐家”，对自己和亲人负责，不象政客那样自抱自弃或损人利己；时来运转时则全身心地“治国、平天下”，呕心沥血，尽展平生所学，为国家和民族谋福利。政客则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情操，一朝得志就拼命满足个人的私欲，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

区分一个权力人物是政客还是政治家，有时会碰到一种特殊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政治家为了取得权力，有时也会象政客一样不择手段，这时的政治家和政客表面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内在的实质是有区别的。首先政治家这样做是身不由己，情势使然，不这样做不但损害个人也损害到人类的正义事业，行为有着很大的被动性，是纯防御性的，不象政客那样主动且有攻击性；其次是政治家成为权力人物后，不再重复当初那些权宜之计，政治行为向光明磊落的方向发展。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李世民大帝，是他发动了“玄武门兵变”，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扫清了自己通向皇位的障碍，其所作所为和历史上最卑鄙的政客没什么两样。但李世民仍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弑兄杀弟的在当时的确有不得已的原因，不先发致人就会被杀，不仅如此，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的才能胸怀和他相差太远，中国若落到他们手中前景不堪设想。李世民称帝后，没有象秦二世胡亥和随炀帝杨广那样继续屠杀皇族血亲，相反和其他的皇亲兄弟相处得极为和睦。他励精图治，严于律己，把唐帝国建设成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理性的国家，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盛世”，成为自古至今最英明最杰出的帝王。另一种情况是国家政治普遍地不修明，政治家只有用政客的手段才能取得权力，但不是最高权力。这时区分政客和政治家就要看他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是否在不触怒上级权力机构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使自己的辖下的政治尽可能修明，而不是滥用权力贪污享乐或一门心思继续向上爬。如张之洞靠当时流行的谄媚和请托取得高位，但在湖广总督任上，全身心致力于中国的自强事业，把湖北治理成仅次于上海的洋务明珠和重工业基地，并使湖北免于八国联军的浩劫。辛亥革命在湖北首先发难并取得胜利，是和张之洞当初的努力分不开的。至于那些不惜触怒皇权拿身家性命做代价来改革弊政实现社会理想的志士仁人，无疑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了。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政治家都是国家元首或高官显宦，政客则是低一点的官。其实，政客与政治家和官的大小没有必然关系，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实质是一个大政客；海瑞不过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但却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有的人既使现阶段是布衣之身，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大政治家，只是时世没有给他机会而已。

并不是所有官场人物都可以区分为政客和政治家的，介于政客和政治家之间的是普通政务官，占从政人物的绝大多数。他们既没有政治家的超凡能力和德操胸襟，也不象政客那样阴险自私，唯利是图，而是国家必不可少的从事具体事物的官员。如果把政坛比作为一个交响乐团的话，政治家就是音乐指挥，政务官则是若干钢琴师、小提琴手等演奏者，政客则是那些滥竽充数的人物。在政治清明的治世，政务官和政治家比较接近；在纲常败坏的末世，政务官看上去更象政客，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时世使然，不向低水准看齐就会倒楣丢官。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体制是产生政客的极好温床，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政客只是局部现象，还未形成普遍性的社会势力，若干有能力的帝王和治世能臣又及时抵消了政客造成的负面影响，政客虽然为患一时社会还在向前发展。到了宋代以后，封建专制政体开始走下坡路，政客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历史前进的车轮被政客有效地阻止住了，社会的发展停滞了；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封建政制内部最后的一点活力窒熄了，朝野上下成了政客的天下，社会开始大踏步地后退，把中国这个世界上一流的超级强国推向二流末国，可见政客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是何等的巨大。下面把上述的几个政客造成的社会危害简单列举一下：

易牙：齐桓公饿死在他的手上，死后十五天才被人发现，这时尸体苍蝇云集，腐烂生蛆，蛆的数目多到爬出围墙之外。桓公死后齐国大乱，永远地丧失了霸主的资格。

赵高：强大的秦帝国在他手中，不到三年就土崩瓦解，赢姓皇族被屠灭种。

蔡京：宋徽宗赵佶在他的引导下尽情尽性地“玩”，结果把宋帝国玩垮了，中国的半壁河山沦陷蛮族之手，几千万国民成为亡国奴。赵姓全体皇族三千余人，包括附马和宦官，被一队牛车载向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任不识字的野蛮人奴役。

袁世凯：葬送了可使中国赶超日本的“戊戌维新”，阉割了中华民国，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达几十年之久，还险些沦为日本的亡国奴。

本文是以大政客严嵩开头的，现在以两百三十年后的另一个大政客和珅来收尾，进一步说明政客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和珅是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被自以为聪明绝顶的乾隆皇帝弘历擢升为宰相和首都治安总司令。他和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先后辉映，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命不凡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上台不久，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排除，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的中饱和司法上的冤狱。和珅象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一七九九年和珅倒台时，查抄他的家产折算白银九亿两，相当于清帝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家人贪污的数目和他挥霍掉的款项，那就接近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当权刚好只有二十年，说起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只贪了二百万两，只相当于和珅的五十分之一，可以说明政客现象在中国愈演愈烈的趋势。

综上所述，政客现象的危害是不言自明的，政客现象和国家强大不能并存，每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应对政客现象有高度的警悟，都应和政客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要彻底消灭政客现象，只有从根子上铲除政客赖以孳生的社会土壤，建立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使政客没有立足之地。单靠防范和惩罚，只能使政客隐形于一时，一有机会就会再跳出来危害人类文明。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呼唤更多的政治家，政客最好一个也没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