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部
抗美援朝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编外战争,还得从我的业余爱好——爬格子说起;那么我之所以会有这种特殊爱好,恐怕又得从我那喜欢文学的老妈说起了。《抗战史录》进行到下部才提到老妈,我深感内疚,因为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将她隆重推出。我的母亲是我5岁以后,30岁以前的朋友加偶像。我没有用“一生”这么诳人的字眼,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负责任。我现在还只有30岁,说的太大,会有欺骗读者的嫌疑。“安了,安了”言归正传。小的时候我因她的执着和勤奋而崇拜她,长大以后,又因她的宽厚待人、善解人意而欣赏她,她对我的影响是潜移墨化的。直到今天,说到这里,我仿佛才发现,人的大部分改变是不需要战争的,它们会由外界环境慢慢地进入你的身体,沁入你的血液,渗入你的骨髓,这种改变是致命的,它能够真正地影响你的一生。人们常说的“环境改变人”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也正因了母亲的善良,纯朴才导致了这场战争的发生。说到这,请允许我介绍母亲的从文历程。
在我5岁开始懂事时起,我眼中的母亲就是一副生龙活虎、不知疲倦的样子,所以幼小的我也觉得那很正常了。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一个丈夫不在身边(爸爸妈妈因当时的大环境使然,曾两地分居了10年,不然也不会有我“延安老区”这光荣的籍贯了);独自拉扯一双儿女(哥哥大我两岁,正是7、8岁讨狗嫌的大好年华);每天倒班至深夜(母亲当时在饭店工作,每天深夜2点上班至第二天中午12点下班)的女人竟还能在骨瘦如牙膏皮的身体中挤出一点点精力每天赶去上晚6点至8点的夜大,从而自学成才走上文学之路,每每念及于此都不觉慨而叹之!
母亲从文25年,撰成大小文章上百篇,在我的家乡小城已颇有影响,因而母亲又活了心,想一偿夙愿——出一本自己的专集。我作为她的女儿及文学伙伴很能理解一个老作者的心情——不要稿酬,不要销量,只要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因为它是你心血的结晶,奋斗的见证,也将会成为一个人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的证明,因而我对她的举动大力支持。既然那么多平时连写字都少见的明星大腕都能出书,谁又能说一位笔耕不辍了20多年的老作者没有资格出书呢?!在我看来,母亲与他们的区别只是“圈子”不同罢了,一个是“文艺圈”,一个是“文学圈”。“文艺圈”是高雅、富庶的代名词,而“文学圈”则是高雅、清贫的象征,一字之差,十万八千里多矣!但不管怎么说,毕竟都是一种现代职业。而现在的行业又都以“圈”而论了,这大概也是新时代的象征之一吧!我仿佛又听到红姐姐在我耳边嚷“安了,安了”。唉,承前所述,我这爱发表评论的臭毛病还真改不了了。
整理书稿的过程并不费力,大部分都已经在刊物上发表过了,是经过了检验的“合格产品”。但另有一部分,则是待字闰中,未有人识的草稿。母亲虽然对自己的每一个“孩子”都很有把握,但她是个极负责的人,因此,她把这部分书稿拿给了一位“资深”编辑,请他帮助修改。这位编辑非常热心,不但满口答应,还主动提出帮助联系出版社,母亲大喜非常。我听说此事后,总感觉不太附合程序,母亲开导我,那位编辑之所以这么帮忙,一是因为大家这么多年朋友,都很熟了,另外,他们给出版社联系业务也会得到一部分回扣的。人家帮了这么多忙,得一点儿也是应该的,要不咱不也得谢谢人家吗!母亲一席话讲得在情在理,我虽然依旧觉得拿朋友的钱不那么仗义,但既然如今的社会就是这种风气,而母亲又是甘心充当黄盖的,我也就乐得看她省去许多奔波,不再多说了。
时过月余,母亲每日如坐针毡,三天两头打电话催问书的进展情况。以至于后来,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再问了,就把我推到电话机前,自己挤在旁边一边抻着脖子作旁听,一边打着手势讲哑语。而来自编辑那边的消息却总是说还在排版。看到母亲每日里在兴奋与期待中煎熬,我只好顺着邮局的电话号码查询台一步步地顺滕摸瓜,终于捋出了那位编辑偶尔提到过的印刷厂。那个印刷厂在一个遥远的边城小镇上。当我们把电话打到具体负责人手中时,终于听到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排版早已完成。那位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还说:“我正想找你们呢,你们这个稿子到底要不要校对嘛!到底是要我们校对,还是你们自己校对嘛!怎么扔在这里没人管了嘛!要我们校对是要多加钱的噻!”母亲一把抢过话筒,连声说:“我去,我去!”我知道,她并不是为了要省钱,这一趟来回的路费及开销也足够付校对费的了,她是想早一点看见自己的书。
三天后,正在俯案办公的我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什么?怎么会有他的名字?!”我大吃一惊的同时被弄懵了。原来,在那部分被编辑整理过的稿子里,都加上了他的大名。母亲抑郁地解释说:“本来这也没什么,一个人的稿子,另一个人帮着给改改,署个名,都很正常。可是我仔细看过了,他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修改,只是偶尔有个错别字、倒装句什么的,用红笔圈了圈、画了画。只不过,自己一手完成的稿子,本想出一本完全属于自己的书,可……里面有了别人的名字,感觉……总是不太好吧……”没等听完,我早已义愤填膺:“太欺侮人了,还是个大编辑呢!人家信着了他,才找他帮忙的,这也太不自重了!妈,你先回来,这书咱不出了,带着小样,跟他当面对质,看他怎么说!”母亲还有点舍不得,我急了:“哎呀,要出也要把事儿弄清楚了再出哇!要不然,以后你每次看到这本书,都会心堵的!”
又过了三天,我再次看到母亲时,不禁一阵心酸,母亲已被折腾得形容憔悴,满嘴燎泡。而且,一回到家就栽倒在床上,病倒了。我紧紧抓着母亲带回来的小样,一把推开了那位编辑的门,极不礼貌地把它摔在他宽大的办公桌上。编辑的眼睛从我的脸上转到小样上,脸色也由红转白,继而镇定下来。我站在他的对面,用极其温柔的嗓音问他:“如果您的稿子被‘强j*’了,您会有何感受呢?”编辑的脸再次红了起来。但很快恢复了沉稳:“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我是付出了劳动的,这也是我应得的报酬!”我语气更加温柔,双眼瞪得更圆:“好吧,就说说你的报酬。前期付款里你的那部分提成,是你来回的路费,谁让我们所托非人呢。后边的事不用你操心了。”然后,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刀片,在他眼前晃了晃,他本能地向后缩了缩。我耐心地把小样上他所有的名字一个个挖掉,抖了抖书稿,让碎纸屑飘落在他的桌子上,然后拍了拍书说:“别弄脏了这书稿。”不再看一眼他呆若木鸡的样子转身走了。
一周后,母亲恢复了倔强的坚强,不肯再休息,执意要返回印刷厂,我拦不住,只好由她了。
在车站送走母亲,看着远去的列车卷起纷扬的落叶,才意识到秋天已经来了。这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在提醒我们为迎接更加严酷的寒冬做好准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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