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兄、弟

姐姐生于1927年。在那个年代，她也读了几年书，完全得力于母亲力排众议，冲破传统观念的阻力，饿肚子也硬撑着。她为人聪敏，悟性极高，刻苦用功，成绩优异。写字、作文、算术都名列前茅。但无论如何，小学都不能读完，她要帮母亲做事，又要去学织布、学裁剪。日本鬼子侵入长沙，她随堂姐逃至衡阳，险些死于日本炸弹之下。

她18岁出嫁，自立家庭，整整四十年。

她的秉性为人，与我母亲完全一样。恰好姐夫又是一个乐善好施，十分仗义的性格豁达大方的人。他俩结合，正是珠连璧合，恰如天意。他俩互相支持、体谅、团结、友爱。姐夫在外，打开局面，姐姐在内，调理有方，全权处理一切家务。即使发生了很大的过错，也只一句话说完，没有争吵不和。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已达到谁也离不开谁，信任程度达到毫无间隙的境界。

他俩处理亲友、邻里、朋友之间的关系，都是以诚信、友善为本。他们不知结识了多少人，帮助了多少人。所以，又有很多人帮助他，一个口讯即可办到。这也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他们那种火一样的热心肠，真是世间少有，盖世无双。我想：若拿那种待人冷漠，不重感情的人相比，真是不敢想象。

常言道，好事多磨。姐姐姐夫这么好的家庭，不说天长地久，至少也可以白头偕老。可是，姐姐经常得病，体弱不支，在住院几天之后，即没活着回来。这对姐夫与亲友来说，不谛如晴天霹雳，当头一棒，姐夫自然是哭得死去活来。姐夫失去了一个好伴侣。他总是凄凉哀叹，神情漠然，任何劝解、安慰与治疗自然都无济于事。一年一年，他痴呆了，最后还是回到了姐姐身边，同塚长眠。

我偶尔产生一种非常不道德、不近常理的想法：人与人间的感情太深了并不好，因为相聚时是一种享受，岂知分别时却又带来痛苦，难道这种无情的精神回报是应该的吗？为了避免这种不幸，何不在这之前把感情的浓度降低一些，淡化一些呢？可是，这是一道两难的难题：活着时感情不深，就有烦恼，生活就淡然无味，怎么又能顾及死后分离之苦呢？

我长兄小姐姐三岁，但在旧社会吃的苦，并不比父母、姐姐少。因为作为长子，他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责任自然要早、要多。所以，他比姐姐读书还少。十来岁就随父亲学犁耙耕作、做小贩、到长沙当学徒，霍乱疯行而中断。干了自己农活，又帮别人干，只为混一餐饭吃。外出湖区扮禾，十天半月，换几升一斗蚕豆回家，母亲只盼他多挣点口粮，又希望他快点回来，矛盾的心情，难以言表。

1952年，他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志愿军，这对他来说，固然是青年人的激情，但在传统观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还十分浓厚的当时，的确是不容易的思想进步。当然，又离不开父母的全力支持，除了冲破阻力非议之外，还把主要劳力送走，增加自己的负担。这是父母的正义之举。由此，对他个人及全家的命运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的性格既有父亲的遗传，更有母亲的基因。从我们姐兄弟来看主要的更具母亲的性格。他为人豪爽，刚强好胜，不怕苦，不信邪。肯钻研，最努力，尽管文化底子差，但在部队进技术学校，又再深造。终于获得多次立功奖励，大专水平，高级技师等称号。退休后，不少单位争相聘他为顾问、技术总管。任何汽车故障难题，他只需听你介绍，听机器声，即可找出原因，立即将故障排除。

他对父母家庭的责任，从精力、财力上讲，他是尽得最多的。如父母安葬费用他包了。别的就不必说了。

二兄又比大兄小两岁。他与姐兄弟的不同之处，幼年时由堂姐带至长沙新河第四保育院读书，还供吃、穿、住。据说，那是一所教会学校。堂姐的好友曹女士帮助，他才在那读了一、两年书，算是为以后一生打下一个文化基础。后来仍是由于日寇入侵辍学回家。他爬在火车箱顶上，手可触及捞刀河铁桥的栏杆，这是由于没钱买车票才这么玩命的。

他对家庭分担了应有的一份责任，尽了他力所能及的力量。他在湖北中伙铺、官圹驿、蒲圻开山采石时，把两元钱都托人带给母亲，这不能说是微薄之财，而应叫雪中送炭，至于后来有了多的收入，寄给父母就更多了。

他的性格相对来说多与父亲相似。他言谈声不高，他做事不张扬；少与人争长论短，他就是默默无闻地去完成任务，当然得到领导的表扬。

他勤学苦练，有一手好笔墨，也有一身好技术（印刷）。

他是好人多难，灾星不断。1954年去汉口打工，一点血汗救命钱被扒得精光，举目无亲，能不向人乞求吗？1964年右手又被机器轧断。1976年被汽车撞破脾脏，险些丢了性命。退休后，又有两次摔倒（突发病），人事不省。还有不该遭罪的，就是1998年盲肠小手术，医务人员医德恶劣，使他无故挨疼痛折磨一个多月！在十年浩劫中，挨斗挨打的灾难就是很多人共同的不幸。

他一生勤俭，不事奢华，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他完完全全地做一个好公民、好职工，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弟，在兄弟中排在第四，比我还小四岁。解放时，已经八岁了。吃的苦比我们姐兄少一点，年幼无知，也难知“苦”为何物。他从小学读至长沙县农业学校，一直未断，又到湘江渔业社（原水产局）工作几年，1963年下放回农村。这以后，三十多年里，他夫妻（下放前同一单位工作并结婚）同艰苦，共患难，走过了一段不平常的道路。

他比姐兄的不同，在于农村劳动之辛苦，收入之低微。肚子吃不饱（粮食少了），别的自不必说。出外揽活又受当时政策限制，只能在田地里集体劳动、记工分、分粮食。每个工日少的一、二角，正常为四、五角。有一年，他带人在株洲搞副业，工日达到八角多。可是，反右倾单干，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只好又回来走老路。

他开始过上粮食自吃有余的好日子，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党的正确政策解放了他，一年比一年过得有剩米余钱了。

他夫妻俩靠一双手，靠精心料理，克服了重重困难。把四个儿女读完初中、高中，学技术，出嫁迎娶，做得井井有条，他们付出的劳动是多么之大啊！

特别是1972年，父亲中风，半身不遂，他们日夜照顾，从床上抬至地下，从地下又抬到床上，端屎倒尿，洗抹、熬药，不厌其烦地干了一年零八个月！唉！一年零八个月呵，这难道不可用一日当月，一月当年来形容招扶病人之艰难，忍受沉重的精神压力吗？我请假回去招扶了上十天，就已经承受不了，父亲还骂我不尽他意。这比较一下，弟弟、弟媳所承受的负担是多么之大呀！1974年初，岳父在他家中去世，3月我父亲病逝，一年后，母去世，一切安葬事宜，都由他俩操办，作出的贡献是多么巨大啊！

一切困难都没有难倒他们，他们从不诉说自己的难处，也没有发出半句怨言。相反，我们相见，他们总热情招待，待客如宾。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一切努力，想一切办法支撑那个家庭。但是，真正起决定作用，使他们生活逐步走上祥和安定的，还是党的富民政策。

党的政策如春风雨露，滋润着农村大地。弟弟近二十来年，到湖北蒲圻、武汉、本省长沙、望城等地做木、竹加工，在村中承包商店、宰猪、酿酒，在铝厂搞维修，在郭亮镇、代公桥、东城镇办电游室……因而，吃喝人情费之外，他也可出手几千元，上万元为儿子办婚事、购公房了。八十年代初，号称“万元户”的，算新鲜事。望城县召开“万元户奖励大会”，弟弟被选参加了。这是勤劳致富的结果，勤劳致富的光荣。山乡巨变，遍地皆春，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他自己打土砖、挖地基，砌起了新楼房；打水井、装电灯、购回电视机，添置新家俱，生活逐步走向富裕。

他们热情待客，广交朋友。一年四季，家中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客来，茶、烟、酒，乃至逢餐吃饭，从不怠慢嫌弃，他受到了村中老幼的尊敬。

最可惜的是，弟弟在1999年9月患脑溢血不治亡故，年仅58岁。这几乎是一场恶梦！是他的悲剧！一个家庭的主心骨倒了，失去凝集力的核心。弟媳随儿子远去广西柳州，其他人分居各处。人去楼空，一份祖业，空置于斯，无人守候。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