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蟠虎踞一词，原出自晋张勃《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南京）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辞海》的解释是：形容地势雄壮险要，特指南京。谁料得，这一成语竟然与元末明初一位鄂南人物生死攸关。

这人就是苏州知府、蒲圻（今赤壁市）人魏观。魏观字杞山，号梅初，时人以籍贯的原因，又称他为“魏蒲圻”。他生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幼有神童之誉，通经史，登进士后，对朝政不满，隐居蒲首山。朱元璋攻克武昌后，他被“聘授国子助教，再迁浙江按察司佥事。吴元年，迁两淮都转运使。入为起居注。奉命偕吴琳以币帛求遗贤于四方。洪武元年，建大本堂，命侍太子说书及授诸王经。未几，又命偕文原吉、詹同、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遗才，所举多擢用。三年，转太常卿，考订诸祀典。称旨，改侍读学士，寻迁祭酒。明年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知龙南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史》）。

洪武五年，魏观出任苏州知府。他到任后，尽除前任知府陈宁（人称“陈烙铁”）的苛法，把“明教化、正风俗”作为治理重点。他修建学堂，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诚与教授贡颍之制定学仪；王彝、高启、张羽考订经史；耆民周寿谊、杨茂、林文友行乡饮酒礼。一时“政化大行，课绩为天下最”。次年擢升四川行省参知政事。还没来得及上任，因苏州百姓乞留魏观，于是奉命还任苏州。

苏州百姓的一番美意，却给魏观带来了灭顶之灾。他注重兴修水利，苏州城有一条河名叫锦帆泾，原是春秋时候吴王阖闾开凿出来供其游玩的，本来淤塞已久，魏观组织疏浚。元末张士诚据苏州时，以苏州旧衙为宫廷，将府治迁于都水行司。魏观认为那里过于潮湿狭小，于是迁还旧址。马上有人向朱元璋报告：“蒲圻（即魏观）复宫开泾，必有异图也。”元璋派御史张度前去查实。张度到了苏州，不动声色，装扮成一个搬运工暗中监视。

旧时建房，架上房梁的时候需要有一篇像样的上梁文，这不知是哪朝哪代留下来的规矩。知府衙门上梁，谁来作上梁文好呢？魏观想到了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派人前往松江青丘请他。高启爽快地答应了。上梁这天，魏观给每个民工赏了一杯酒，张度推辞不喝。高启文思泉涌，瞬间做完了一篇《上梁文》。

上梁结束，张度马上回到南京，上了一表，表上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的句子。朱元璋大怒，查看高启的《上梁文》，发现其中有“龙蟠虎踞”四字，这样触了他的忌讳，于是将魏观腰斩。

张度算得是不辱君命。他探到了朱元璋想知道的。尤其是“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两句，上纲上线，足以置人于死地。不知朱元璋见到的《上梁文》是不是高启的原文，是不是经过张御史的加工。我这样说不是没有理由的，“天才高逸”（纪晓岚语）、任过大明朝翰林院编修的高启，会不知道“龙蟠虎踞”是专指南京的？“龙蟠虎踞”是什么？那是帝王之都啊！而苏州不过是皇都的后花园、达官贵人的销金窟而已。

在《上梁文》加上“龙蟠虎踞”四字，更是恶毒的一招。看来文字狱的特征之一，就是文斗，就是用我的文字杀死你的文字，进而杀死你。朱元璋这个嗜血成癖的暴君，还要有张度这样为虎作伥的御史来帮衬，才能使他恶贯满盈。试看前朝，武则天想整人，就有周兴、来俊臣罗织其事；宋高宗看岳飞不顺眼，马上就有秦桧、张俊来捏造罪名。这就是君臣遇合，狼狈为奸。魏观和高启，很难说是谁连累了谁，照张度的汇报，他们都是死罪。

魏观时年六十九岁，一个六十九岁的老翁，能有什么“异图”？据明代《吴中故语》：“蒲圻（即魏观）硕学夙充，性尤仁厚，偾监之久，大得民和。”魏观本来是想作个好官、留点德政，报答一下苏州百姓的一番美意。可朱元璋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的那些德政工程，除了锦帆泾已经疏浚，那上了梁的知府衙门，来不及盖瓦就成了半拉子工程。明代祝允明《野史》所记更是骇人听闻：“魏守（观）欲复府治，兼疏浚城中河。御史张度劾公，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语。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截为八段云。”

多年以前，魏观曾经写过一首《都昌怀蒲首山旧隐》：“江雾仍为雨，山花故作容。秋风余鼠雀，寒水落鱼龙。慷慨心虽壮，羁栖力已慵。白云莼蒲上，怅望最高峰。”故乡的山水再好，魏观却是再也无法见到了。据说，魏观被杀以后，朱元璋有些后悔，颁旨平冤复爵，以大臣礼归葬蒲圻。其实，人都被你杀了，再来假惺惺地平反，对于死者又有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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