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大汉民族一直生活在匈奴铁骑的威胁下，直到汉武帝继位才改变了中国一直落后挨打的局面。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但创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且大胆破格启用了一大批如桑弘羊、卫青、霍去病等无任何背景的人才，再加上由文景两帝积累下的国力，终打败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力挽狂澜于民族危难之中。

但随着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汉武帝发现自已陷入了一种极为尴尬地境地。一面是战场上的胜利，而另一面却是国力到了崩溃的地步，整个大汉经济已被这场事关民族生存的战争给拖垮，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已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穷兵黩武”的指责声越来越多越演越烈，停战的呼声响遍整个中华大地，也包括汉武帝自已的家庭内部，一个“钱”字几近逼疯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使晚年的汉武帝刚愎自用、性情叵测，做错了许多事，甚至杀害了自已的皇后和儿子，造就了可悲的灾难。

一个无商业、经济基础的匈奴都能有资本打一场持久战，而已初俱经济规模的大汉朝却反而打不起，这是令汉武帝最感困惑的事。为什么生产力落后的匈奴能一次次的发动战争，做到以战养战，而大汉朝却是到了拼光国库，民不聊生的局面？

那么匈奴人到底俱有哪些优势，能在经济上做到以弱胜强呢？其一，匈奴人的组织能力很强，不但做到了全民皆兵，而且官员精简，做到行事快速、有效、精干；其二，匈奴人平时以蓄牧为业，自产自劳，类似现代的“分田到户”，在经济上完全不依赖政府；其三，一到战时，蓄牧的匈奴人马上能成为战士，而且他们自备战马、武器，以及基本的后勤供应，无需政府太多的保障；其四，赏罚分明，有功之人能获得掠夺回来的财物、人口，以及更大的领地，刺激匈奴人的好战心，做到以战养战。

而大汉朝呢？军队是职业性的，一切全凭国家供给，军费消耗极大，再加上官场的腐败以及人事的复杂化，导致成本消耗极高。更严重地是国家财富控制在少数强豪、贵戚之手，老百姓不但几无分享地机会，相反却要为战争买单。因此虽有完善的经济基础和商业运作能力，但一场战争下来，消耗地却是国库的积蓄和老百姓的财富，相反那些强豪、贵戚却得到了更多的财富和资源，而使国家日益积贫。

几千年下来的中国，大大小小的战争无数，却鲜有为钱而战的，打地都是消耗战。而国力的积累又建立在全民税收的基础上，税收又是平均制，往往本以贫困的老百姓因为战争而要付出更多，而那些富有的强豪、贵戚却因拥有特权不但少交税（和老百姓相比）甚至却能因百姓的贫穷而积累更多的财富。战争带来的消耗几乎跟他们无关，一场战争的胜败也和他们的利益毫无关系，他们的财富的积累和匈奴人完全不一样，根本不依赖由战争的胜利而带来的利益上，而是建立占有、掠夺国内有限的资源上。

强豪、贵戚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后，只知广招门客扩大自已的势力，以更疯狂的掠夺资源，使自已能永远是得利者。而政权的弱小和国力的积贫以及国家民族的危难根本不关他们的事，相反他们为了自已的利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内耗之争，为大汉建立不朽功勋的卫家、霍家都走上了谋反之路，简值是对中国最大的讽刺。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到死也没解决令他所困惑的问题，只得无奈地停止了战争，这是可悲地。但更可悲地是几千年下来，经历了无数朝代，我们仍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哪怕是到了现在的新中国，一个问题竟积压了几千年而不得解决。

当代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尤其是财政方面远强过汉武帝时代，但依然是没法脱贫。在解决许多如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仍是到处喊穷，但与此同时却依旧是特权阶层过着“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奢侈生活。少数人依赖权力、关系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民众依然压在贫困线上，为生存出卖自已的一切。

而西方发达国家又是如何做的呢？他们的政府鼓励、支持民众在法律不限止地情况下发家治富，但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富人要做到以富养穷，对富有者收取各种税收，来唯持社会地平衡。

他们的富人在高消费高享受的同时，要付出极高的奢侈税。也就是说政府依靠国家机构来保障你的财富，但你却要为这些来买单，以此做到国家的强弱与富贵者的利益戚戚相关。而我们呢？富有者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却除了怎么想让自已的财富增长外就是过着靡烂的生活。

虽说奢侈税我们同样也收，但却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我们无法看到富豪们一赠千金式的高消费后，其奢侈税到底在哪？而如真有奢侈税，那么这收上来的奢侈税又到底用在了哪儿？其作用是否如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补贴贫民呢？这一切我们都看不到。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老百姓一而再再而三为国家发展建设买单，而超出自已的承受能力；只是看到大量的失业率以及学费杀人和穷人不看病现象，这一切又和当初的封建政权有什么分别呢？

汉武帝的困惑和失败，难道说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下去吗？这样的国家又能何时成为真正的国富民强呢？什么时候我们的总理不再说：“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这样空洞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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