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里播着为白血病人献爱心的节目，天使般的孩子们微笑着对着镜头，脸色苍白，瞳孔里熠熠生辉，放射出对于生命的强烈渴求。我的心猛地坠了一下，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一滴浅红色，又一滴，又一滴……渐渐，浅红色洇满了整个屏幕。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了，只有这满眼的浅红色，眼泪不知不觉盈满了眼眶……

我的大弟就因为白血病“走”的，像一片叶子随风而逝，可是他还没有到飘逝的年龄。他只走过了三十三年的人生旅程，生命对他来说，应该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大弟确诊时我出差广州，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像是有人攥住我的心脏狠狠拽了一下，生疼生疼，又猛然托起，悬在半空。

第一次住进了区附属医院，经历了生与死的搏斗，多次病危，可他终于还是挺了过来。半年后，缓解出院，我也松了一口气。大夫说像我弟弟这种慢性细粒胞型白血病，存活期一般在3至5年。我想。在这3至5年期间，随着科技医疗的进步，也许会攻克白血病这个罪恶堡垒，那样，我的弟弟就可以在蓝天白云下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了。

大弟叫玉杰，在我们家排行老五。生于1960年，出生后妈妈就住进医院。即使不住进医院，在那个荒馑的年代，又会有多少奶水喂他呢？他整天饿得哇哇大哭，是我的两个姐姐用米汤把他救活喂大的。我想，这是不是上苍在冥冥之中的刻意安排呢？也许他的前生有什么未了的罪孽，使得他生下来没有奶吃，临去前的一周水米不进，腹中空空来到这个世界，有腹中空空离开这个世界。

大弟出院后，仅半年的时间，就又复发了。那是一个初秋的血色黄昏，他鼻血不止，刺鼻的血腥气充满了整个房间。地上是一摊一摊浅红色的血，痰盂里也是刺目的胭脂红。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但我并没有失去信心，我相信他仍然会像上次一样，战胜死神转危为安。

这次他说什么也不去区附属医院了。他说他见过许多复发的病人，都是活着进去，躺着出来的，他的心理承受不了这么巨大的压力。我们只好随他，住进了市医院。

依旧是打针、输液、化疗，而病况却一天不如一天。刚住进医院时，还能吃能喝能活动，体温也正常，血相也较平衡，就是该死的幼稚血胞居高不下。一个化疗下来就不行了，高烧在39度至40度之间，恶心，吃什么吐什么。但他还是坚持吃、吃，不恶心的时候，抓紧时间扒几口饭，恶心了就赶紧放下碗平躺着，才半个月的功夫，就折腾得四肢枯槁，而脸却肿得暄暄的，整个人都变了形。一天晚上，他高烧醒来后攥住我的手，眼泪恣意迸流，哭着说：“大哥，我才33岁，孩子还小，我不想死，真的不想死，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我心里难受极了，强忍着泪：“你不会死，大哥不会让你去死！你自己要有信心。放心，有大哥呢。我去给你请教授。”

他又昏迷过去。我怔怔地望着他那张蜡黄的肿得发亮的脸问自己：这就是我的弟弟，那个对生活充满强烈激情的弟弟？

从区附院回家后，他自我感觉不错，就不顾妈妈的再三劝阻，执意对他住的房子进行了整修。请人把地坪重新打过，刷了玫瑰色墙围，改装了上下水管。自己亲自动手装吊灯、壁画，使得家里焕然一新。还购置了一台冰箱。妈妈劝他：有病就别干了，看累出个好歹来，怎么着还不是过日子。他说：妈呀，我就是活一天，也得活的像个人样，不能过的窝窝囊囊的，让人瞧不起！他认准的事，谁也甭想让他改变主意。结果，房子刚整修完，病也复发了。

翌日晨，我去区附院请教授。临走前，给远在杭州的二姐打了一个电话。我原以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因为我经历过太多的磨难，可是当电话接通，喊了声：“二姐！”就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难语。二姐非常敏感，一下泣不成声：“你……你哭了……玉杰，是不是……不……不行了？”我说：“不，我，我没哭！玉杰……玉杰他没事儿。”二姐哭着说：“我要回去！”我说：“这么远。玉杰，他，他真的没事儿。”二姐还是说：“我要回去！”我在心里说：要回就快回吧，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那是个礼拜天，天气很晴朗。天空蓝得透明，水洗过般的干净。可是彻骨的寒，干冷干冷的，小寒风砭入骨髓，路旁树木的叶子全部脱落了，硬扎扎的枝丫伸向无边的苍穹，一派肃杀之气。找到血液病专家张教授家，我的眼泪充满了眼眶，双膝发软，一下跪倒在张教授面前。我想求他救救我的弟弟，却什么话也说不出。还是随我同去的姐夫说明来意。张教授扶起我，什么话也没说，就和我们一起走了。

教授毕竟是教授，他重新制定了治疗方案，上了大量的抗菌素，特别是屁股上的脓肿切除后，竟奇迹般地好了以来。咳嗽减轻了，体温也趋于正常，弟弟变得开朗乐观起来。二姐也从杭州赶了回来，全家人一个不少地团团围住他，听他讲长远计划。他计划出院后上杭州旅游，活了33岁还没有出过远门；他还计划开一间门市，捣腾一些生意赚些钱，给我们这些靠工薪吃饭的穷兄弟姐妹们补贴补贴；还计划自己设计把房子装修得像宫殿一样金碧辉煌，好好享受享受生活的乐趣。那几天我们全家就像过年一样，个个兴高采烈的。我们的一致看法是：玉杰有救了！

科主任是姐夫的河南老乡，很关心大弟的病情，也对弟弟说：“这样下去，很快就可以缓解出院了。不过，出院后一定要注意才是。”

看到弟弟稍好一些就躺在床上做开了发财梦，我的心头一阵酸楚。弟弟呀，我只要你好好地活着，发财不发财的全不重要！

大弟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是最心灵手巧的一个，悟性极好，干什么像什么。那年爸爸去世后。妈说梦见爸爸了，爸爸说他很累，想要常坐的竹躺椅；还说老赶路，想要辆自行车。大弟找来了些竹板、铁丝、木棍等材料，比照实物各做了一件。除了比实物小了一些之外，简直毫无二致。他会写一手很漂亮的美术字，会画宣传画儿，会装潢设计。在粮油公司工作期间，会议室内的字画、装饰，都是出自他手。他还会做一手色香味形俱佳的好菜，能与专业厨师相媲美。他总想发财，尝试了多种途径，可总也没有发。他与人合伙开餐馆，不久就因为合伙人同室操戈而散伙；自己开过粮油门市部，因地方偏僻本钱又少而经营不下去；还试图搞美术装潢，因既无门路有无本钱而搁浅。一年秋天，他听说塑料原料紧张，用废旧塑料加工出的再生料可以赚大钱，就和妹夫举债购回一台塑料挤压机、电动机等设备，租了场地，收购了大量废旧塑料，雇了人，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刚刚生产出一批再生料，市场形势就急转直下，被迫停产。没有来得及加工的废旧塑料堆在院子里，被飒飒的风吹得窣窣作响。塑料挤压机、电动机等设备也锈成了铁疙瘩。弟弟，你可真应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就话了。

大弟仅好了4天的时间就又恶化了，而且恶化的程度更加迅猛，发烧说胡话，恶心，身上布满了指甲盖大小的出血点。咳嗽不止，仿佛要把心给咳出来，只能侧卧，不能平躺。刚开始用“可待因”还能顶几个小时，慢慢就失去了效用。一天晚上，咯出几口血，有血沫，有陈旧小血块，眼睛里也充上了血。吐血后，竟然不咳嗽了，可呼吸很困难，呼哧呼哧像拉响了破风箱。高烧的时间越来越长，一直在40度左右徘徊。话越来越少，眼角挂着一粒总也不干涸的泪。我劝慰说有反复并不奇怪，要是一下好了那还不成神了。他总是不搭腔。一次高烧的间隙，他紧紧攥住我的手，异常艰难地说：“大哥，我……我这次……恐怕是挺不……过去了，送……送我回……回家吧。”我心痛欲碎，真像嚎啕大哭一场。可是我不能苦，不敢哭。在这个时候，我成了全家的“顶梁柱”，谁哭，我都没有权力哭！我把涌上来的眼泪硬咽进肚子里，抚着他的手，慢慢地说：“玉杰啊，别担心，你能挺过来的，一定能！大哥正在设法给你做骨髓移植呢，关键是要等血相平衡以后才行。”弟弟怀疑地说“哪儿有匹配的骨髓，哪儿来那么多钱呢？”我说：“有大哥呢，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治好你的病！”弟弟嘴角荡起一丝笑纹：“和你们做兄弟姐妹，我知足了。”其实，我心里清楚，就算我们的骨髓能配型成功，那巨额的费用到哪里去筹？就算是筹到了，弟弟还能等到那一天吗？有大哥又能怎么样？还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弟弟的生命被病魔一点一点地吞蚀掉而无能为力吗？我算个什么大哥！如果生命真的应该消失，真不如有个什么突发的变故而离去，那该使病人和他的亲人们少受多少磨难！像大弟这样的病人，亲人们都知道死亡这个魔鬼正在一天一天的逼近，而束手无策，实在是太残酷、太残酷了！

农历九月与十月更迭交替之时，我在病房陪我的弟弟。子夜的寒风在窗外一阵一阵地刮过，从窗户的隙缝中挤进来，给干燥的病房里平添了丝丝寒意，很清爽、很惬意。弟弟平躺着，嘴角溢出恬淡的笑，他轻声说：“大哥，我今天觉得骨头疼，知道疼怕是要缓解的症状。去年在附院住院时，就是在十月初一忽然减轻的。同病房的老大爷对我说：‘小伙子，你的病能好。男怕初一，女怕十五，初一添病病重，初一减病病好。’果然我就好了。今天又是十月初一，看来我的病还能缓解。”看他这么有信心，我也很高兴，随口许了一个愿：“等你病好了，大哥请上两个月的假，陪你到全国的名山大川逛逛。”弟弟更兴奋了，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在附院一起住过院的病友，那些死了，那些还活着；那些看着不行了却还活着，那些看着好好的却死了。还讲起了去世多年的爸爸，回忆起我们童年时的一些往事，谈兴甚浓，断断续续地讲了两个多钟头。我说：“兄弟，吉人天相，你会好起来的，我们兄弟的缘分还没做到头呢，一切都不会变。别累着了，睡吧。”他沉默了，可并没有睡着，两眼的眸子在黑暗中熠熠生辉。我也没有睡意，弟弟的话像条柔韧的带子，拉回了我对童年的回忆……

几十年来，我的眼前总是有一片迷迷蒙蒙的烟雨，夹裹着浓浓的潮气在浮动，散不开。

哦，27年了。那是1966年一个烟雨朦胧的下午，我带着只有6岁的弟弟捡煤核归来（那时候我们全家8口人，只有父亲一人工作，生活十分贫苦。因为穷没钱买煤就捡煤核；因为穷买不起菜，就从职工食堂捡回人家扔出来的菜根菜叶，洗干净全家用来充饥。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头顶像朝鲜人一样顶着一个硕大无朋的捡煤核的搪瓷盆，吃力地扭回头，怯生生地对我说：“哥，爸的5毛钱是我拿的，藏在水缸底下。你取出来给爸，别告爸是我拿的。”爸爸当时正为丢失了那5毛钱发火，这对我家来说不仅是一笔很大的财富，而且父亲生平最恨的就是“偷”。我知道，我要是告了状，弟弟那顿打是无法避免的，那年我已经13岁了，懂了点事儿。我说：“你呀，胆子忒大了！为啥要拿，拿了咋又不花？”弟弟可怜兮兮地说：“哥，我好饿。我想买点心吃。拿了钱又怕，不敢花了。”我看着他，细长的脖子顶着一颗硕大的头颅，面黄肌瘦的小脸上有几道黑印子，稀疏枯黄的头发被雨淋的趴在头皮上，穿着姐肥大的衣裳，湿漉漉地贴在赢瘦的身躯上，眼睛里盛满畏惧。我突然感到我的弟弟是那么的弱小，楚楚可怜，是那么令人怜惜。我轻轻地说：“我不告诉爸，你以后可不敢再干了。”弟弟龇牙笑了：“哥，真的？”我庄重地点点头。他又说：“哥，我长大了要挣好多好多的钱，给爸花，给妈花，给你花。”我心里酸酸的，又点点头，默默无语。路上没有行人，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上，朦胧烟雨之中，只有我和弟弟两个瘦小的身影……

那件事是我和弟弟之间的小秘密。后来我把5毛钱取出来交给了爸，什么也没有说，爸也没有深究，也许他心里明白而不愿意追究吧！弟弟，我们的血管里流的是相同的血，同胞兄弟的情分我们把她牢牢固守在心底？何用言说！这么多年了，我经历了多少苦难而从未动情，可这件小事每当我回忆起来就眼泪长流。

谁知到了早晨，他就又昏迷了，从此再也没有力气说很长的话了。有次从昏迷中醒来，突然对守在身边的二姐说：“二姐，你儿子呢？”二姐说：“玉杰，你咋糊涂了？二姐没有儿子。”弟弟说：“把我的亮亮送你当儿子吧？”二姐哽咽着说：“行。玉杰，你放心吧。”弟弟长长吁了一口气，再也无语，久久凝视着我们，泪眼朦胧。右眼已经充满血，像只烧红的煤球，很骇人，很让人揪心。二姐把我叫出屋，噙着眼泪说：“玉杰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给他吃吧！”我心酸的说不出话，点点头。回屋问玉杰想吃点什么？他说别的都不想吃，就是想吃一口西瓜。我跑了很多地方，可是寒冬腊月的，哪里有西瓜可买？终了他也没有吃上。每每忆及于此，我就涌出那一言说的痛楚。弟弟，我对不起你，那西瓜给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在后来的日子就更是每况愈下了。大小便失禁，整天高烧不退，后来连语言功能也丧失了，只能很简单地吐几个字。临终的前两天，我给他换尿湿的褥垫，往起扶他时，听他很清晰地蹦出两个字：“哥，疼！”没想到，这就是我的弟弟留给我的最后两个字！

1993年11月26日，这是我刻骨铭心，永生永世也不能忘记的日子，我的弟弟就在这天凌晨，随着冬天的寒风永远消失了。

那天晚上我没守着他，早晨小弟到家找我，眼睛哭得红红的，嘶哑着声音说二哥不行了，你快去看看吧。我的脑子一下一片空白，不知道是怎么赶回医院的。晚了！我的弟弟已经去了。他神色很平静，左眼半眯着。嘴还微微张着。我知道，他是放心不下他那才10岁的儿子和不满两岁的女儿。他不甘心就这么撒手而去，他正是青枝绿叶的年纪，人生对他来说只不过刚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叫他怎么能甘心呢？

入殓时。大姐提着一兜硬币，一把一把往棺材里撒，呜呜咽咽地哭诉：“我苦命的弟弟，短命的弟弟，你那么想赚钱，爱花钱，今天大姐给你送钱了，你带在路上花吧……

大姐哭得哽咽气塞，我再也忍不下去，急忙和大姐夫拉开大姐，从钱兜里捧起满满一大捧硬币，慢慢从指缝间漏出洒在弟弟身上，蓄了许久的无以名状的男人的眼泪在终于簌簌而下，银光闪闪的硬币与断了线泪珠同时坠落……

弟弟去后，妈妈的头发一下子就从灰白变得银白，弟弟最后的衣服是妈妈给做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妈妈的心像刀剜一样疼痛。泪水浸透了“老衣”。

我们都很怨恨弟弟，我们已经向你伸出了爱的牵手，你为什么就能不牢牢抓住呢？难道我们的爱还不够纯洁、还不够深吗？难道这爱的牵手真的抵不过命运的拽扯么？

十三年了，每逢刮风下雨的日子，我们全家聚首在一起时，总会不约而同地谈起大弟，很自然的。我们都很惊异，大弟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们不愿意相信他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而是相信他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只要有缘，我们终归是会见面的。

大弟走的那年，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仿佛年轻的枯树抽出了鲜绿鲜绿的枝条，凋落的枝头上又生出蓓蕾，绽开了粉红色的花骨朵。后来，儿子随他母亲到了长沙，小女儿留在当地。小女儿已上初中，前几天我还见到了她，粉红色的花骨朵变成了娇艳的小花。去年底，我出差长沙，见到了我的大侄子，他22岁了，已经大学毕业，英气逼人，鲜绿的枝条长成长了清秀的小白杨。看着弟弟留下的一双儿女，我百感交集，不由得潸然泪下。

弟弟，你的生命并没有结束，而是还在延伸……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