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解放初期，有一个老农民去见县长。县长一看，是自己打鬼子时的老房东，曾经舍命掩护过自己的堡垒户，赶忙热情相迎。没想到一见面，那老农民二话没说，照着县长就是一个大耳光。工作人员要拿老农是问，被县长拦住了。因为他知道，一个真心实意拥护共[chan*]党的人，一个曾经用生命掩护过自己的人，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打自己的。果然，县长随后了解到，土改工作队在老人所在的村里进行土改时，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伤害了一些群众，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县长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发现了一些干部在执行土改政策方面的错误倾向，马上进行了纠正。使土改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也挽回了在群众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党的干部来自于老百姓，服务于老百姓，是人民的公仆。老农给了县长一耳光，是把党的干部当成了人民的儿子，是怒其不争。县长挨打非但没感到威风扫地，丢了面子，是因为把自己和老百姓看成了鱼水关系，相互依存。这充分说明我们的任何工作，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支持。因为这是中国共[chan*]党能够取得胜利的最强有力的保证。这也是我们党为什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根本宗旨的原因。

现在与解放初期比起来，我们的干群关系真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老百姓想要见县长，已经成为了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就甭提见更高一级的领导了。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也没有了下到基层与群众融为一体，倾听群众的意见，进行调查研究的习惯了。他们需要和喜欢的，已经不是老百姓像扇耳光一样的忠言，而多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语，和一些假、大、空的谎言。他们所处的环境，已经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高高在上的他们已经不可能，也不想和群众打成一片了。更有甚者变成了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老爷”。如3月23日的新华网转自《半月谈》的一则消息说，2005年10月4日晚9时许，长沙市望城县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驾车被两位交警制止后，当着围观的上百名群众口出狂言：“我是县委书记，是一把手，老子不怕！”。酒后驾车，明明已违反了交通法规和党纪条例，竟然还自恃县委书记的特权漠视一切。况且话中透出的霸气、专横、暴戾，让人不寒而栗。

有人说，现在“制度”斗不过“权力”。一些贪官污吏就是这么认为的！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说：“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当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沈阳的土皇帝慕绥新说：“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而任常务副市长的马向东也这样说：“沈阳市的事，大事和老慕说一声，其他事就是我说了算。”又如原安徽涡阳县双轮集团老总刘俊卿涉嫌贪污受贿高达3000多万元。就在刘俊卿与安徽省一副省级干部腐败案有关联的说法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时候，刘俊卿却依然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直至当上亳州市人大财经委主任。案发后，不论是中纪委干部，还是涡阳县的一般群众，都把刘俊卿的腐败归咎为“缺乏监督”。而刘俊卿的认识是：我腐败，我升官！谁能奈我何？对此，被中国政府通缉的远华走私集团头子赖昌星也有极其“精辟的论述”：“制度、条例再好我也不怕，最怕的是领导干部没有爱好。”所谓领导干部的“爱好”，无非是指贪官的贪欲（金钱欲、色欲、出国欲等）。权力者的“爱好”一上来，一膨胀，一绝对化，什么制度、条例都不管用了。

为什么“有形”制度斗不过“绝对”权力？因为无论在企业还是在一级政府，“一把手”都掌握着人、财、物的“绝对”支配权。我们的一些“一把手”就象一个不民主的“家长”，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行着“惟我独尊”的家长制。在他们那里，无论怎样好的规章制度，怎样厉害的党纪国法，都变成了虚设，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因此，“有形”的制度敌不过“无形”的家长制。因此，制度敌不过具有“绝对”权力的“家长”。资料表明“1998年在全国查处的地厅级干部中，‘一把手’占总数的42．1％。”像成克杰、胡长清这样的腐败分子从来就没有将制度放在眼里，从来就将自己手中的权力置于制度之上，从来就是藐视、漠视、轻视甚至敌视制度的。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的“权力的过分集中”。就是“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一旦被“个人化”、“绝对化”、“家长化”，权力者的胆子就会特别的大，什么制度，什么党纪国法，统统都会抛在一边，就会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数亿元地去贪。这也就是英国阿克顿教授“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的真缔所在。

有句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说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治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或有受贿迹象的贪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诫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可能会使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已成了人民群众衡量是非的标准之一。而今社会，当某些领导干部的丑行曝光于社会之时，法律往往遭遇权力的强劲博弈。不少上级领导干部打招呼、下指示，要求网开一面，无原则地替违纪违法干部开脱，还美其名曰“保护干部”。如此，不但使被“保护”的干部有恃无恐，我行我素，以致“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而且必使自己丧失原则，叫板律令，“保护”的结果害人害己。更为可怕的是，这样一种“保护”已日趋成为官场的潜规则，正疯狂地撕咬着事业的根基。以至腐败窝案成了反腐斗争中的新特点。

关于“权力的过分集中”而产生的“家长制”现象，邓小平同志曾尖锐地指出：在“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反封建上历来是一个薄弱环节，而“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还必需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我们的社会匆匆忙忙进入社会转型后，整个社会忙于经济建设而忽视了对“家长制”的批判和清算……所以没有能够完成”，这就决定了“家长制”这个旧传统，在我国“一不留神”就会死灰复然。还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时容易形成“权力老板化”倾向，又将具有“绝对权力”的“家长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由于“老板”意识的强化，忘记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特权意识又再一次地膨胀了起来。因此在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一定要将反对“家长制”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制度建设再好，若不反“家长制”，制度也难以很好的发挥作用。

“做人要讲公德，为官要讲‘官德’。特权膨胀下的公德退化，必然导致少数领导干部错误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对上瞒天过海，对下肆无忌惮，对外为所欲为”。一位社会学专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显然，从王武亮的身上，凸显出的便是特权意识的膨胀和对法纪的淡漠。可以想见，象王武亮如此霸道蛮横之人，在工作中除了极端的权力欲望外，能够讲民主、讲公德、顾民意吗？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每一个真正的共[chan*]党人都应该，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共[chan*]党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生命犹关的鱼水关系。如果失去这种关系，后果就是党将不存，国将不存！虽然现在已经不是扇一个耳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时代了，可人民群众到是真的希望有人再能够像那位老农民一样，再扇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们几个“耳光”，好让他们清醒清醒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