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的仇外心理是由来已久的。远至一百年前死人千万的义和团运动，近至两个月前的赵燕事件；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西洋文明国家)的仇恨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在人类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正在努力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国理应有更多的国际思维和较少的狭隘民族意识；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月前的赵燕事件虽然没有一百年前的义和团事件那样酿成广大而深远的社会灾难；但事件的性质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里有必要对义和团事件作一简要回顾：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国农民的处境异常悲惨，尽管他们的苦难主要是腐败透顶的清政府造成的，可当外国人和外国资本这一前所未有的事物进入他们的生活，加上权力人物的有意识误导，他们直觉地认为他们的灾难是外国人造成的，并因此滋生出强烈仇恨外国人的心理。原因似乎很简单：先前没有外国人时他们的生活好象过得很好(清政府的腐败在加剧，国人的生活自然会每况俞下)；现在有了外国人他们才生不如死，不是外国人在捣鬼才怪!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农民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非理性暴力团伙，并很快汇聚成一个足以能够翻天覆地的非理性暴力集团。暴力的矛头直指外国人和与外国人有关的一切人和事。他们最热衷的活动就是烧教堂、杀洋人、杀中国教士。不但杀有可能作恶的外国人，连根本没有能力作恶的外国人的家属(老弱妇孺)也一律格杀无论。那一年的五月，中国的最高权力人物慈禧太后因为外国人阻挠她毁掉“末路英雄”光绪皇帝的缘故，竟异想天开地利用义和团的暴力来对付外国人。义和团的大运来了，不过这样的大运往往是大灾的前奏。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义和团开进北京，把屠刀对准任何一个能抓到的外国人。当没有外国人可杀时，就杀中国基督教徒和为外国人做事的中国人。当和外国人有关系的中国人杀光时，再屠杀使用外国货物的所有中国人，结果戴西洋眼睛，打洋伞，穿西服和蓄短发的中国人倾刻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最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志士____---中国最最宝贵的财富，竟被义和团的暴民屠杀一空，因为这些人竟然企图引进外国人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恰恰是保护平民百性的两样法宝，义和团从理性上应该喜欢这两样东西，遗憾的是暴民往往最没有理性)!这才是中国最大的损失!慈禧太后当初只杀了六人，和义和团相比着实太仁慈了。奇怪的是：慈禧太后因为杀了六个维新党被后世的史学家千万次地骂了个狗血淋头；可义可团屠杀了成百上千的维新党竟然没挨史学家一句谩骂。历史在执行双重标准时着实让人感受不到滑稽成份，最突出的感受是沉重和窒息。

接下来回顾一下赵燕事件：

二00四年七月，从事健身器材生意的赵燕于12日持b1／b2签证到华盛顿、费城洽谈生意。工作结束后，她于21日参加了从纽约市出发的“尼亚加拉瀑布两天一夜游”旅行团。赵燕说，旅游团抵达瀑布区后，她和另外两位女团员黄宁和谢芳步行到距离下榻旅馆仅10分钟路程的彩虹桥，准备多拍几张照片留念。她说，那时她们纯粹是因为桥附近的小白屋里透着灯光，才好奇地探头看。当时只看见有一名警察，地上还躺着一个黑人。警察摆手让她们过去。同伴问：“警察是不是让我们过去帮忙？”就在这一刹那间，几名执法人员冲出屋外，另外两位女团员很快跑离现场，但赵燕并没有转身跑走。她说，“我又没做错事，为什么要跑掉？而且转身跑是很危险的”。她伤心地说，“没想到就这样，我遭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的暴力对待。”

赵燕回忆说：“警察先是拿胡椒水喷我的眼睛，然后就揪我的头发。我下意识地蹲下，他就开始用皮鞋踢我。这时又来了三四个警察，他们同时都用脚踢我。他们把我踢倒后，再把我的手背过去用手铐铐上，推进一个小房间。当时我真觉得实在受不了了，要死了。我的鼻子被踢出了血，眼睛很痛，什么也看不见，内衣也被人家解开了。我的英文不好，可是也尽量说明我的游客身分，要求他们找中文翻译，可是没人理我。”在律师事务所里，赵燕双眼因胡椒水仍红肿不堪，不时有泪水流出，在诉说事发经过时泣不成声，已分不清是眼伤还是心酸的泪水。

赵燕继续回忆说：“后来，一名女警察看我实在可怜，就用水帮我洗眼睛，连脖子上都是胡椒水，连续冲洗后才稍有缓解。”赵燕说，“他们狠命地打我、踢我，我的手机、相机全被摔坏了。我不断告诉他们，我的手包里有护照、签证和机票，这时其中一人看了护照，才发现是‘一场误会’。后来看情况实在严重，他们才把医生叫来，把我送到医院。”

23日，赵燕在当地朋友的协助下来到纽约“罗斯—李根律师事务所”，委托李根律师全权代理此案，状告“联邦政府雇员对无辜平民施暴”。李根对媒介表示，案件的取证工作已在当天完成，带头野蛮殴打中国公民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罗伯特•洛德斯23日已在水牛城的纽约西区联邦法庭被控一项刑事攻击他人罪。虽然法庭允许他以5万美元保释，但在被检控期间职务被冻结，并禁止使用武器。

李根律师表示，赵燕当时是在允许一般游客拍照留念的地方被警员逮捕，当地没有任何警示限制游客行动。李根说，不论民事诉讼可以拿到多少的赔偿金，也无法抹平赵燕心灵的创伤。李根建议索赔金额500万美元，以弥补赵燕遭受的巨大身心创伤。

案件发生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崔爱民23日下午代表总领事刘碧伟前往探视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殴伤的赵燕。总领馆侨务组长唐立说，赵燕的伤势，连为她拍照存证的领馆官员都看了吃惊和心痛。中方已正式向美国国务院边境事务局发出照会，表示对此案严重关切，要求彻底调查事情的始末，严惩应该负责的人员。

赵燕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宣传媒体竞相抓住这个足以煽动国民仇外情绪的新闻热点，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赵燕事件的经过，末尾自然要附上一长篇质疑并攻击美国且带有浓烈火药味的评论。有关事件经过的报道越来越离谱，失实的成分也越来越多，沿着美化赵燕和丑化美国的轨道加速度地向下滑。赵燕也在一夜之间成为焦点人物，有关她的“英雄”身世和创业奇迹被无聊文人一个又一个地炮制出来。　

因为中国的政治日趋成熟和理性，赵燕事件只是在主流媒体上炒作得很火爆，没有酿成实质性的仇外风暴，说明今天的中国较之一百年前的中国还是要进步一些，尽管前进的步子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人的仇外情结除了在义和团式的直接暴力对抗中表露无遗外，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外交上经常采取自伤性的强硬姿态。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外交就是以维护和拓展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外交上采取什么姿态，对外强硬或软弱都不能离开这个核心，个人的情感好恶在外交上所占的比重越小，国家民族的利益就越大。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在离任前的告别晚会上，就曾谆谆告诫美国人民不要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要对某些国家产生著名其妙的好感同时又对另一些国家保持根深蒂固的憎恶；美国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感情。后世的美国政治家忠实地遵守华盛顿的告诫，使美国受益匪浅，在历次外交活动中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中国人基于情感上仇外的动因，在外交活动中经常偏离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这个中心，不管自己的实力如何，也不管自己有理没理，在外交上经常不明智地采取强硬姿态。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对外强硬似乎就是“爱国”。其实强硬外交不一定就是爱国，有时甚至是害国害民。如果我们的实力足够强大，如果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世界大多数国家也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对象又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象小越南一样忘恩负义时，对外强硬是必要且有利的。但如果我们站在弱小的一边，对方又不那么咄咄逼人，我们还有回旋余地时，对外强硬就不是一个可取的方式，因为强硬的结果不但讨不回公正和损失，相反会使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就象一只兔子因为饿狼对它作了一个不友好的表情，就沉不住气冲上去搧饿狼一耳光一样。如果某个富强的大国在主流上对我们友好，只在细节问题上和我们有分歧，并且真正有帮助我们的意愿时，我们因为细节上的分歧采取强硬不合作的姿态，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如果强硬的代价是更大的损失，这样的强硬就是自伤性的，是不可取的。我们都知道日本和德国，他们如在战败后采取玉石俱焚式的强硬姿态，这两个民族就会灭亡。日耳曼人和大和民族是理性且明智的，他们在大敌泰山压顶时选择了软弱，结果保全了自己的民族，留下了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并在半个世纪后成为远远超过战胜国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实力大国。中国在历史上就曾因为强硬外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蒙古大军攻陷了偏安一隅的南宋首都杭州时，逃往更南的南宋流亡政府向蒙古大军乞和，蒙古答应了，并派出使节去南方洽谈和平休战的具体方案，可南宋的“爱国将领”竟然在中途把蒙古使节杀掉了。结果蒙古被大大地激怒了，得胜的大军象盛怒的狮子一样挥刀南征，把剩余的中国领土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整个中华民族成为蒙古的亡国奴。

（二）

中国人的仇外情结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近代史时期的屈辱外交和民族优越感的丧失是中国人仇外心理产生的原动力。

第一次中英战争(中国人称之为鸦片战争)以前，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天朝大国。这个国家理所当然地位于世界的中心，周围环绕着小国寡民式未开化野蛮民族(中国人称之为夷狄)。这些“野人国”的文明程度比中国低得多，争着向中国进贡，为竞争进贡资格相互间争斗得头破血流，获得向中国的进贡资格是各国的最高荣誉。基于这个民族认识上的误区，中国人对世界上的其它民族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主人面对仆人式的优越感，甚至不承认世界上有其它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在十三世纪的元帝国以前，中国确然是地球上难以超越的庞然大物，国人的优越感是可以理解的。可自元帝国以后，当欧洲各国因机制更新大踏步前进时，中国则因机制衰老而大踏步后退，结果很快落在欧美发达国家后面。尽管中国事实上不再是世界各国的领袖，可中国人依旧在心理上“领袖”如故，对世界各国抱有的优越感如故。

中国人对其它民族的优越感可以从早期臣民对外国的崎形认识中得到佐证：

十九世纪初期，中国人心目中的外国人是十足的野蛮人物。这些人居然成人之后还以动物奶水为主食，象深山里的野人一样茹毛饮血!牛奶不容易消化，长期食用会在肠胃郁结腐败，结果外国人的口味奇臭难闻。因此每个外国人身上都备有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一是“大黄”，一是“茶叶”。大黄清洁肠胃，茶叶掩盖“口臭”。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出产(事实并非如此)，外国人必须与中国通商才能获取这两样东西，因此中国是外国人的“活命父母”。如果中国断绝对外贸易，外国人就得不到茶叶和大黄，就只有死翘翘。因此中国经常用断绝对外贸易的方式作为对那些表现不够恭顺(也许实际上恭顺)的国家的惩罚，就象几年前美国以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作为对中国的惩罚一样。不仅如此，外国人的长相奇丑无比，红头发高鼻子和象死人面一样的苍白皮肤在中国人眼中不堪入目(事实上剃掉半边头发并在脑后拖着一条长鞭子的满清臣民才是最最不堪入目的)。种种“劣根”使外国人很难被拥有强烈优越感的中国人瞧得起。

一八四0年的中英战争使中国人的优越感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两千五百个红胡子英国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印度雇佣军)进入面积比英国大五十倍，拥有四万万国民和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竟然攻城略地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逼得天朝大国割地陪款······

中英战争使国人睁大惊异的眼睛，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比中国强大的国家!中国人的震惊和不快是可以想见的，对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人的仇恨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英战争只是使中国人的优越感发生了动摇。如果没有随后的一系列屡战屡败的国际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动摇的优越感本可稳定下来，就象中国人在外族(女真、蒙古、满清)入侵时沦为亡国奴后又能很快找回优越感一样。

注意中英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上有这么一条：“中国对英国不再以‘夷狄’相称，两国间的外交应以平等方式。”那时战胜的英国对战败的中国只要求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说明中国的优越感对外国构成多大的伤害。英国人撤军后，中国人依旧称呼外国人“夷狄”如故。

十六年之后的英法联军战争(中国人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了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以毁灭性的打击。去北京进行停战谈判的英法使节拒绝在晋见中国皇帝时屈膝下跪(战败的一方要求战胜的一方下跪实在是贻笑大方，可当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这个要求好笑)，还企图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建立外国使馆？!把天朝大国的元首咸丰皇帝活活气死!高高在上的皇帝被外国人气死，小民百姓的优越感也就无以自存，延续五千年之久的民族优越感就这样被彻底摧毁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更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竟然被昔日恭顺的学生在天朝大国的国土上击败，并且败得很惨，除了割让富庶的台湾外，还赔偿一笔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为中英战争所付赔款的十倍)。优越感很强的中国人自此陷入了不可救药的自卑。

别忘了自卑的副产品是盲目自大!!!

一连串的对外败仗和随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富庶的国土被一块块地割去，国库的财富象潮水一样流入外国人的怀抱······中国政府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巨大财政赤字(尤其是中日战争以后)。政府为了运转，只好加倍搜刮辖下无权无势的普通国民。中国人的口袋很快被掏空了，中等以下的人家倾刻间陷于赤贫。于是中国人仇恨外国人，认为他们的财产被外国人夺走了，政府的宣传机器就是这样说的，尽管前来夺走他们财产的是如狼似虎的中国官员。

除了直觉地感受到被外国人欺侮外，民族优越感的丧失才是中国人仇恨外国人的最根本原因。是外国人无情地揭开了裹在中国人身上的一层彩色纱布，使自以为很强壮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肌体上有一个正在加速腐烂的致命疮疤，从而发现自己的弱小和病体沉疴。这个认识上的强大反差是颇令人不快的，理性的国民应该勇敢的面对自己身上的疮疤，并想方设法医治自己的疮疤，在恢复身心健康的同时找回失去的自信，中国的恭顺学生日本人就是这样作的；非理性的国民则换一块纱布继续把疮疤遮盖起来，任疮疤在纱布后面加速腐烂。一边加速向死亡迈进，一边从心底仇恨那些曾经揭开过疮疤的外国人。令人痛心的是：专制体制下的中国臣民往往是非理性的!

诚然，外国的侵略使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和印度等民族比起来，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并没有国民想象的那样沉重。印度的仇外心理比中国人要轻得多，原因是印度人在外国入侵之前没有中国人那样强的民族优越感，心理上的反差比中国人要小得多。中国人在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支付了大笔的赔款，但和同时期的国际战争比较起来，中国的赔款并不是难以忍受的。一八七0后的普法战争，法国支付了相当于十亿两白银(五十亿法郎，中日战争的五倍)巨额赔款。可法国的经济并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不但支付了赔款还成为欧洲最大的债权国。别忘了法国的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如果中国人在外敌入侵时痛定思痛地反思自己，勇敢地革新使中国被动挨打的过时体制，割地赔款并不会造成中国人的长久落后。从根子上讲，不是外国人打败了中国人；而是中国人把自己打败了。被外国人打败还有崛起的一天，被自己打败就难以东山再起了。可中国人只会恨外国人，不会恨自己。

(二)、国际知识的贫乏

中国人国际知识的贫乏曾不止一次地让世界各国震惊不已。除了上文述说的“大黄和茶叶”外，十九世纪后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都认定来中国传教的外国人不是间谍就是“吃人肉的人”，因为追求急功近利的中国人对功利以外的事情是无法理解的，不求名不求利的传教士显然是别有用心。民间百性则认为皮肤苍白的教堂修女只有喝婴儿的鲜血才能生存，因此教堂才设立专门收养弃婴的“育婴堂”。至于那些孤身一人去中国内地穷山恶水旅行探险的外国旅行家，中国人就是至死也无法理解。这些人如果不是充当该国政府的“间谍”，就是百分之百的白痴和精神失常者。类似的认识误区在中国人的对外交往中不胜枚举。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从形式上融入世界大家庭的中国人依旧存在对外认识的可笑误区，国际知识的贫乏使中国人不止一次地沉浸在“对外义愤”之中，人为地增进了不少对外摩擦。如群情激愤的“美国撞机事件”，中国人坚定地认为是美国的蓄意挑恤和侵略，就是对国际知识缺乏了解的原因所致。中国的“海权”和国际公法有一定的差距。世界游戏规则要求各国遵循国际公法，并不要求遵守哪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规则，就是世界上的超级强国美国也没有强求别的国家遵守美国规则。只要遵循国际公法，就不认为是对哪一个国家的侵略或敌意，就象中国劳工在巴格达街头和伊拉克女人接吻并非蓄意侮辱阿拉伯人一样(但在阿拉伯人眼中这是蓄意侮辱)。美国人的行为只是触犯了中国的“海权”理念但没有违犯国际公法，因此他们不认为这是蓄意挑恤或侵略，因此也没有必要为此事道歉。前苏联的侦察机也曾在美国的近海“侦察”美国，并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可美国人的反应很平和___-—把失事的苏联侦察机送回国，没有提一声抗议。

中国人在“排外”的同时，天真地认为世界各国也一样在“排外”，美国的“种族歧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实西方民主国家排外性的“种族歧视”并没有国人想象的那样严重，美国的有色人种大多处于社会下层的命运并非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而是他们的“文明程度”。如果黑人的文明程度比白人一样高，如果他们不以百分之十的数量制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暴力案件，白人应该不会因为他们的皮肤是黑色而从门缝里看人。中国人的黄皮肤比黑人耐看得多，更不会因为肤色的原因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外国的中国人经常听到“中国人啦!!!”等类似恨铁不成钢式的否定感叹，不仅外国人感叹，中国人自己也感叹，说明中国人在国外受歧视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肤色，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

(三)、宣传媒体的误导

十五年前我回农村老家，正碰上村里的山民聚集在稻场(忙时打谷闲时聚会的场所)上义愤填膺地声讨京城的某位大“贪官”，说他在上海拿公款赌博，火车昼夜不停地把国库的金子拖去供他“输”，还说他把海南岛输给了日本······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看得出这些指控违犯逻辑，因为中国国库没有那么多的金子供火车昼夜不停地拖，贪官也没权力把国土拿去赌。可在场的村民对这些指控深信不疑，没有一个人质疑指控的真实性。这件不该发生的故事说明普通国人缺乏最基本的分析辨别能力，不爱思考，人云也云，结果最荒诞的流言也有最为广阔的市场。

“聪明”的中国人极少拥有思维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样的群体最容易受媒体和宣传机器的误导。

中国的宣传媒体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误导民众的角色。平民百性也极少不受媒体误导的影响。当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宣传媒体把国家主[xi]污蔑成“叛徒、内奸、工贼”时，没有几个中国人怀疑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

中国的历次仇外事件，宣传媒体往往充当急先锋的角色。一个局部偶然的涉外事件，宣传媒体总是使之与“政治性的全局”联在一起，加之以“挑恤”“侵略”“排华”等敏感字眼，煽动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跟着媒体起哄，有时竟酿成全民族的起哄，甚至调动起“去外国使馆游行”和“宣战”之类的极端对抗情绪(如美国撞机事件)。美国撞机事件和赵燕事件就是宣传媒体着意炒作的结果，把国人的仇美情绪炒作到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程度，以至部分国民不顾民族的长远利益，不切实际地呼吁向美国开战。当明智务实的中国政府没有响应他们的呼声向美国“宣战”时，就纷纷指责政府“软弱”。

几年前，印尼的暴徒在政府的鼓动下集体攻击华人，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仗地抢劫华人财产，屠杀男性华人，并当众轮奸我们的女同胞，其兽行比当年日本侵略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起理应激起全体华人共愤的事件却没有在中国掀起抗印浪潮，原因是国内的宣传媒体回避报导此事，即使报导了也是轻描淡写，大多数中国人对发生在那个野蛮岛国的暴行不知情。可见宣传媒体在引导国民思维上所起的巨大作用。

宣传媒体误导民众是缺少远见和民族责任心的表现。文革时的媒体误导就曾起到为虎作伥的作用，给中华民族制造了百年难以愈合的伤痕，中国的志士仁人应该引以为戒。仇外的媒体误导表面上看是为了民族的尊严，可实质上往往适得其反，对中华民族的隐性伤害甚至不亚于文革，一百年前的义和团就曾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在人类文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不应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应该主动融入这个大家庭并成为令人注目受人尊敬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佼佼者。因此中国人在国际上应扮演对全人类文明有责任心且通情达理的角色。如果我们盲目仇外，不讲道理，不遵循国际游戏规则，回避国际责任，为一点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局部摩擦大动肝火，中国人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就会被某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国家不幸言中(西方部分民主国家把中国划为“无赖”国的行列，和萨达姆时的伊拉克，伊朗，北朝鲜并列)。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关键时刻，需要世界文明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来推进中国的“文明振兴”。如果我们表现得象“无赖”一样，谁还愿意来中国投资？谁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呢？没有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不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会大大滞后。

一个国家的宣传媒体在“政治性教育”和“娱乐”民众的同时，也应为提高全民族的文明水准承担责任。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不在于拥有多大的国土和国库里拥有多少黄金，而在于国民的整体素质。“素质”是创造力、认识力、理性思维力和独立判断力的总和。中国有责任心的领导者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一定会在很多事情上因为“民众素质原因”而束手无策直至扼腕叹息。如果宣传媒体为了眼前目标而不惜损害国民的整体素质，国家和民族就会付出代价，最后宣传的主导者也会付出代价。当国家主[xi]刘少奇发现“全国人民”一夜之间把他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并且没有另外的声音时，曾经主导过宣传媒体的他不知作何感想。

(四)、自卑意识的反弹

近代史时期的不光彩战争和屈辱外交使一向很自信的中国人一夜之间转入了深重的自卑。不过中国人的自卑隐藏在心灵深处，对外表现出来的依旧是自满和自大。

自卑背后的阴影往往是盲目自大，尤其是象中国这样曾经拥有强烈优越感的的民族，自满自大则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把这种不正常表现称之为“自卑意识的反弹”。

当中国人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时，中国人就攻击外国人的“红头发、长体毛、鹰勾鼻子、难闻的狐臭和象鬼火一样的蓝眼睛”等等不堪入目的尊荣。当看到外国军队的洋枪洋炮比“八旗兵”(清帝国的正规军)的长予弓箭有更大威力时，就攻击外国的先进技术是“奇技淫巧”。当看到今天的英美真个比中国文明富强时，就夸耀五千年的古代文明；当四十年前美国的宇航员飞上月球时，就信口说宇航员在月球看到地球上唯一的一处人类活动的遗迹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当感觉到欧美的典章制度确然比中国公正合理时，就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之中国人自大的表现很有点象鲁迅笔下的光棍阿q娶媳妇---“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不是好东西，秀才的娘子是脸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可惜脚太大。”对于外人的优势和自己缺少的东西一概否认。

当中国人经过多次努力发现自己无法象中彩票一样在一夜之间赶上外国人时，就转而攻击外国人的优势，人为造成一种“不是我学不到而是外国人的所谓优势不值得我去学”等等自欺欺人的假象；同时夸大外国人的劣势，并不惜损害国际形象在自己的家门内用“不够君子”的手段强迫“客人”承认他们的“优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购买用品和服务要比中国人付更多的价钱；外国人在中国镜内作错事要比中国人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外国人不准进入普通中国人都可自由出入的某些场地······

因为外国人更为高大强壮的缘故，又缺少日本人吃苦自律的品格，中国人很难在单挑独斗的搏击中战胜外国人。中国人找回优越感的方式是就是在有利于自己的环境下用“围攻”代替“单挑”，几个甚至十几个中国人合斗一个外国人。尽管用这种不够“男子汉”的方式取得的“胜利”不能称之为胜利，可获胜的群体仍天真地相信自己站在了“胜利”的一边。十九世纪单身去中国内地旅行探险的外国人就经常无缘无故地受到内地普通百姓的围攻。“西北大学事件”发生后，那些“爱国心”很强烈的大学生就一窝蜂的涌上留学生楼把明显是“孤家寡人”的日本留学生痛打一顿。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日本，日本人就会找那个曾经伤害过日本人感情的“外人”单挑独斗，绝不会一窝蜂地涌上去用群体暴力向犯过错但孤弱无助的“个体”讨公道。

去年一个意大利人去南京一家饭馆吃饭，身上挂了一些对中国人“请求或劝告”的字条，如“不要称呼外国人为‘老外’”，“不要直视外国人”，“不要在价格上歧视外国人”······这些文字并没有侮辱中国人的意思，可在场的部分“爱国人士”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就群体对这个意大利人施暴，直到这个意大利人违心认错并道歉还不肯甘休。更为可叹的镜头是：施暴的几个“触犯法律者”竟然受到了在场众多的中国人“英雄”般的欢迎。

如果我们是这样一幅形象，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如何能够提升？!

(五)、以偏概全的思维误区

汉语“以偏概全”这个词语象是专门为外国人发明的。一个或几个外国人在中国犯了事，他们身后的民族和国家都要受到中国人愤怒地声讨。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一个外国人对某国公民犯了罪，且犯罪的背后没有本国政府的授意，那么只能是犯罪的个体承受法律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罪犯的国家和民族不应负连带责任。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对某国公民犯了罪，并不等于这个人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对这个国家有敌对行为。“聪明”的中国人自然明白如此简单不过的道理，可在碰上涉外事件时又把这些简单不过的道理抛到九霄云外。“赵燕事件”就是国人对外“以偏概全”的最好写照。

赵燕事件的整个过程就算如我国媒体所说全是“真实”的，那么也只能是国土安全局的肇事警察应该承受谴责和制裁，警察背后的美国不应负连带责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或迹象表明该警察的行为曾受到美国政府的授意，该警察的素质低并不等于全体美国公民的素质都低。如果美国政府对该警察不绳之以法，那么还可引申为罪犯的行为间接受到美国政府的怂恿，但该警察马上面临美国法律的制裁，他将面临长达十年的监禁和难以承受的巨额赔偿，制裁之严厉不是中国公民能够理解的，因为同样的暴行若是发生在中国大多不了了之，至多也是记过或拘留十五天了事。所以美国和美国公民不应受到中国舆论的谴责。可事实怎样呢？中国媒体紧紧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对美国政府直至美国的政治体制口诛笔伐，先是攻击美国人有排华趋向，继而指责美国的权力机构一样在滥用权力，最后归结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很差劲不是一个值得仿效的制度······普通中国公民也跟在媒体后面痛骂美国人。虽然仅仅是痛骂，但假设中国人有能力跨越重洋并战胜美国人，也一定会冲过去把这个国家铲平。

媒体的逻辑推理显然有误导公民的趋向：某个美国人仇视华人并不表明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有排华趋向；某个警察滥用权力并不等于大多数美国警察都在滥用权力；某个执政者的行为失控不等于美国的整个政治体制出了问题······

不仅如此，赵燕也因此成为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一个普通的受害人，就因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暴了美国人的丑，一夜之间就被媒体炒作成了“民族英雄”，成为媒体追踪和国人景仰的对象。其实赵燕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与英雄或精英沾不上边(因为她的表达能力很差，且连英语都不会)，说不准还是中华民族的罪人_____如果她是用公款出外旅游的话。

国民的判断力因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根本的原因还是国人心灵深处的“仇外情结”在作怪，誰叫犯事的是美国人呢？在中国境内，中国警察对无罪的中国公民施暴的事件比比皆是，且暴行的力度远远超出了那个美国警察的行为，可施暴的警察受到惩罚没有？如果有的话，也会被中国公民视为一件“不该发生的怪事”。

同样的情形在“西北大学事件”中也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就算那个素质低下的日本学生真的有侮辱华人的倾向，也不能因此证明整个日本民族都在敌视华人，或进一步证明日本民族的整体素质低下，一位日本留学生家长给西北大学的一封言辞诚恳的致谦信就是最好的佐证，这里有必要把此信的内容转录如下：

敬启西北大学的老师跟同学们：

我是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母亲，昨天晚上我看到日本的晚报，日本的留学生在学校做出那种没有修养的事情，实在感到非常羞耻、伤心，做父母的我们真是无地自容，学校的教师跟学生们的愤怒，我们非常理解，跟那样没有品行的学生同一个学校一起研究学问是无法容忍的，这种心情我也很明白，可是日本的留学生，不是全部那样的人格，有的是向往中国历史及文化，尤其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地，他抱着满怀的希望到贵校去留学，只去了两个月,遇到这种事件，实在非常遗憾，做父母的我们，只有在这里诚心诚意的对学校的老师跟同学恳求原谅，希望同学们不要抱着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眼光来看全部的日本学生，让他们还有机会留在西安学习中国的语言，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一位日本留学生的父母

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遗憾的是：中国人在涉外事件中很少能保持思维的理性，一件偶然的个别事件，国人马上就会扩大为必然的普遍事件，“西北大学事件”也很快扩展为全国范围的排日怒潮。

我们在指责日本人的同时，也应该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留日学生，他们在日本的所作所为也并非个个都拥有“君子风度”。一个中国的留日学生残杀了对他有很大恩情的日本全家，暴行的程度远远超出西北大学那个日本留学生，可日本人并未因此掀起排华怒潮。也许有人认为日本人不象中国人一样“爱国”，日本人真的不爱国吗？恐怕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认同这一假设。

在所有的涉外事件中，中国人是不是该理性一点。中国已迈进了国际大家庭的门槛，是到了全面且客观地认识外国人的时候了。

（三）

中国人仇外心理的危害是深重的

(一)、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基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较之文明国家起步要晚得多，且前进的道路山重水复，一次又一次地停滞甚至大踏步地后退，结果使当年世界上的超级强国加速度地下滑为“发展中国家”。上世纪后期，中国有责任心的领导人终于认识到现代化的紧迫和必要，再次把中华民族强制性的推上现代化的末班车。新世纪拥有“新思维”和国际战略眼光的“新派”领导人则企图把中国的现代化纳入理性发展的轨道，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同时转动了政治现代化的钥匙。当站在民族潮头的有识者努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时，一定会强烈感受到来自国人仇外心理的顽强阻力。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会出现反复甚至倒退，国人的仇外心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整个二十世纪，当中国的现代化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之时，多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在中国的泛滥之时。文革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不但出现加速度地倒退，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文革的十年恰好又是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他们居然把六十年前触犯全人类共愤的义和团的行为照搬过来，再一次地煽动起非理性的排外和仇外风潮。有关外国的东西被一概否定和抹杀，只差没有象义和团一样杀光国内所有的外国平民。并首次给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义和团运动”涂上一层荣誉的光圈，称之为“反帝爱国运动”(文革以前的中国主流文化对义和团运动一直持否定态度)。仇外的果实是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在中华民族的肌体上刻下了百年难以愈合的伤痕。不但现代化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中国又一次回到“孤立”状态，再度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经济的崩溃和文化的阉割使中国回来了氏族时代的野蛮社会(文革后期的中国和远古的氏族社会在很多方面很相似)。

中国因为现代化起步较晚的缘故，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引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用外来的文明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我们盲目地仇外排外，为了一点偶然或局部的“涉外摩擦”大做文章，不分青红皂白地搧外国人的耳光，外国人就是想帮助中国的现代化也会“知趣”地退出。没有文明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不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现代化的步子就会大大放漫，甚至会出现倒退。我们必须认清今天的局势：不是外国(此文的外国多指发达国家)更多地有求于我们；而是我们更多地有求于外国。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应在外国人面前过份地摆架子要面子或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样受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外国最大的损失就是不和你打交道。当你试图帮助一个弱者时，如果被助的一方对你满怀敌意，你还会帮助他吗？除非你是白痴，否则你就会叹口气走开。

(二)、“冤杀”对国家民族真正有责任心的社会精英。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的民族精英，其中不少精英对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责任心，并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唤醒中国人的“灵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令人痛心扼腕的是：精英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他们经常被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成首要的敌人，结果在辛苦操劳一夜之后，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国人地指斥为“汉奸卖国贼”而“出师未捷身先死”。慈禧太后的屠刀下漏网的“维新志士”(老太婆只杀了六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全成了打着爱国旗帜的暴民的刀下之鬼。在和民族精英的交锋中，狭隘民族主义者总是轻而易举地站在胜利的一边，因为中国人的仇外情结帮了他们的忙，他们的身后有广大的同盟军；相比之下，民族精英大多是寂寞地孤军奋战。不过民族主义者胜利的果实是苦涩的，中国在他们胜利的鼓乐声中大踏步地后退。部分民族精英死不瞑目的是：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得到他们挚爱并为之献身的国人的理解，还要继续承担“汉奸卖国贼”的罪名被正统教科书“批判”和唾骂。

晚清的自强名臣李鸿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清政府的高官显宦，在中国特有的官场不可避免地会沾染腐败气习；但和其他官僚比起来，李鸿章的见识和眼界要高出同僚许多；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心也要多一些。在晚清整个的官场中，李鸿章承担的骂名比其他官员的总和还要多，并且被后世的国民连续骂了整整一个世纪。李鸿章倒不是因为他身上的官僚习气而挨骂；相反是因为他身上的优势而挨骂。他的罪名除了奉政府命令签订“马关条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西方各国有更多的了解，对外国人有较为中肯的认识，和外国人较为合得来，在重大的外交事务中比同僚更能得到外国人的认同。签订“马关条约”并不是李鸿章的过错，他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中国军队能打胜仗，李鸿章就是白痴也不会背负千古骂名。李鸿章能得到外国人的认同并非他拿国家民族的利益作个人交易；而是因为他比其他官僚拥有更多的国际知识，在涉外事务中较为明白事理，在外国人看来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鲁迅对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排外行为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爱国贼”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卖国贼”，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爱国贼”因为披着爱国外衣的缘故，对国民有很大的欺骗性，经常被国民误认为是“民族英雄”。

在对外战争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在战前豪言壮语鼓吹战争，可在战争到来时最容易变节；有些人慎言战争，可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前者无疑是真正的“爱国贼”，他把国家民族拖入力量悬殊且本来可以避免或推迟的战争的深渊，自己又不愿承担任何责任____——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脚底抹油。抗日战争中就经常出现这类人物。

(三)、把国家民族推向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

对外战争也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战争包括反抗外族入侵，拓展国家民族的利益(如开疆拓土)，在力量足够强大时出兵境外维护公正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非理性的战争有三种：一是用武力强夺眼前的小利益而触犯众怒，埋下全面失败甚至毁灭的种子(如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二是为了炫耀武力卷入与自己根本利益无关且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或没有申张正义的力量却企图打抱不平(十八世纪法国的路易十四就经常打这样的战争)；三是不能忍受眼前的小辱，在力量不够强大时为了一时的怒气主动招惹强敌，结果付出更大的损失和代价(如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向西洋各国宣战)。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除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创造和积累财富外；还要尽可能地不卷入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一旦不小心卷入非理性的战争，多年努力的成果就毁于一旦，甚至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在建国早期就严守这一战争原则，在国际战争中严守中立，除非不得已绝不卷入和自己根本利益无关的战争。法国大革命时期，美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给予美国巨大援助的缘故，主张美国出兵出钱援助法国针对“反法同盟”的战争。理想主义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报恩”毕竟是人类的美德之一，当初法国帮助了美国，现在是轮到美国报答恩主的时候了。问题是美国是否有力量那么做？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刚从八年独立战争中走出来，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自家的事还没有解决好，腾不出力量去管别人家的事，自己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再者法国虽然帮助过美国，可两国的利益对立的成分大于共同的成分。美国要想跃升为大国就必须“西进”，可西进的道路被法国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路易斯安娜”隔断，美国要想西进就必须把法国殖民地抹掉，一个强大的法国显然不利于美国实现自己的计划。不惜损伤自身去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强大显然不是智者所为。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美国的理性主义者反对理想主义者的作法，最后理性主义者取得了胜利。这对美国是幸运的，美国不但避免了任何损失，还利用法国大革命大捞一把。当法国在战争的深渊中筋疲力竭急需金钱时，美国渔翁得利，用便宜得难以置信的价格“购买”了“路易斯安娜”，使美国的国土扩大了一倍，并打开了美国“西进”和通向超级大国的大门。结果美国没出一兵一文，却成为欧洲战争中最大的赢家。随后的一个世纪，美国继续严守中立原则，一心一意从事国内建设，积蓄力量和财富，最终成为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当美国的力量足够强大时，就抛弃中立法则，出兵海外进行“理性战争”，在全球各地树立自己的“山姆大叔”形象。

近代史时期中国进行了多次对外战争。很多战争是外敌强加给我们的，我们连回避的余地都没有，只有奋起抗争。在这些战争中我们站在正义和理性的一边。但不能因此就说我们在所有的对外战争中都扮演理性的角色。有些战争源于我们的无知，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英法联军之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不了解国际知识才使战争得以发生并扩大化。有些战争则出于民族的歇斯底里，如十九世纪末的“八国联军之役”，我们不但非理性而且非正义。一个用冷兵器武装起来的落后国家，竟然在一夜之间向世界上所有与中国有帮交且比中国远为强大的各国宣战，把非理性战争推向极致。把没有任何理性的暴民武装起来屠杀中国境内所有的外国平民，连老人、妇女、儿童也不放过，象今天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一样以平民作为袭击对象，说明了战争的非正义。这场战争就是在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者的蛊惑下发生的，对战争鼓吹得最为起劲的宰相徐桐就是一个高呼“要与国家共存亡”的“爱国贼”。这个脑满肠肥除了弄权受贿外什么也不会的满洲权贵，就是当时的中国仇外排外的领袖人物。他坚决地认为世界上的国家除了中国外只有英吉利和法兰西，其它的国家都是两国杜撰出来吓唬中国人的，向世界各国宣战其实就是和这两个国家作战，“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有取胜的绝对把握······

以慈禧太后和徐桐为首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发动的这场非理性战争把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差一点就推进了毁灭的深渊，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远不是四亿五千万俩天文数字的战败赔款所能概括的。值得反思的是：类似的战争并没有在“八国联军”之后的中国绝迹，也没在世界绝迹，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曾把中国义和团的故事重演一次。

中华民族在经受了沉痛的教训，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之后，在一代开明领袖人物的率领下挤上了那辆迟到的现代化末班车。中国要想不受干扰地完成现代化进程，就必须高度地警惕狭隘民族主义者把中国拖入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那些动不动就高呼要与某强国开战的所谓“爱国人士”，你们如能安静下来不再不负责任地嚷嚷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

中国已经迈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已经进步，切切不能走回头路回到落后时期的“孤立”状态，中国需要外来文明的助力!中国已经融入国际大家庭，不能因为病态的面子观念而中途退出，文明国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远远大于阻力。已成为国际大家庭一员的中国，不应继续对大家庭中的某些大国和强国保持传统的敌视心理，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和经验。中国人的仇外情结应该化解，否则我们就无法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去享受和利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助这些成果。盲目排外不是“爱国”，承认别人比我们强，主张向外国学习也不是“崇洋”。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了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为了使中国真正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国不能排外，更不能盲目仇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