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无疑，现在进入了散文时代。说是时代，并非因其主流、精英，也非因其热度、繁荣，而实实在在地，是因为它太具规模，太泛而滥。文学大萧条之际，散文的“异军突起”，盖因现代社会迅猛多变，人心紧张、浮躁，而散文以“短、平、快”的文体优势，及形式、内容的自由性、随意性，更容易介入生活，贴近情绪，被习惯便捷、喜欢张扬的人们用来直抒胸臆，展现自我。

那么，当代散文是否反映了时代，见证时代的风云变幻，记载时代人的心灵活动呢？

一、　散文大国的雄风飞扬

散文被视作中国文学的始祖。几千年来，散文与诗歌，一直牢牢地占据着古典文学的两大阵营，以各自的艺术特色及思想内容，成就了古代文学的巅峰之势。古往今来的文坛圣手、大家，即便以诗词、小说闻名，也无不见长于散文。无论从创作数量，还是从作品质量来看，散文都曾经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传承并支撑了中国的文脉。

古代散文，整体上树起了坚挺的脊梁。传统文人读书为入仕，虽功利在先，客观上打下了为文撰书的深厚底子，一旦从政，抱负在心，必然高度关注国事、政事、时事、天下事，全面了解民生、民意、民情、民风。视野开阔，思想勃发，民族情感注入国家利益，即大情入大事，大事述大理，能够引起最广泛的共鸣，所以虽历百世而魅力不衰。

所谓文以载道，老聃伍千字，庄周十万言，无不对宇宙精神，对人类本质怀有宏阔冥想和精深阐释，以高度概括的思想及优美瑰丽的行文，尽现了散文的深厚与悠远，大度与洒脱。《论语》的简言深意，《孟子》的雄词丽辨，《墨子》的周密务实，贾谊的酣畅纵横，司马迁的丰厚批判，以或鸿篇或精悍的制作，各成一家，竞相争鸣，开创了散文盛世。并且，先秦至两汉时期，散文由哲理向政论、历史发展，作文以致用，完善了文学“言志”、“载道”的课题。散文的敏锐性及适用性在唐宋时期得到更为健全的发展。“唐宋八大家”对六朝以来浮华文风的革新，文章创作领域的拓展，功不可没。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为何有此说法？从一“衰”一“起”可见，魏晋至隋朝，战乱频繁，武人当道，虽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以及后来的谢灵运、刘勰、陶渊明等文人雅士在那一段的文学史上涂抹了光辉的一笔，却是着重于雅情、逸趣者多，而针砭时弊者，以文言政者，毕竟略显式微、逊色些。即便没落的清代，黄宗羲、顾炎武的政论性散文，袁牧、蒋士铨的文论性散文，康、梁、章太炎等人振臂疾呼的救亡式散文，虽见解有别，却也各见其殊，在政见、文采、艺识等方面可谓是达到一定高度。及至白话文兴起，代表着“五四精神”精髓的一批卓绝文人，宣扬个性解放，致力于启蒙民众思想，自觉而彻底，在荆棘丛中踏出一条阳关大道。无论是政治的抬高还是时代的抑制，鲁迅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点可以肯定。《野草》只是薄薄的一本散文集子，但它的深邃，博大，它带给读者的心灵不能承受之重，足以作为现代散文的奠基石。驰往巨人的心路上探险，先驱者的理想，彷徨，绝望，孤天独地，以及深刻的悲剧意识，复杂的心理冲突，就像踩着锐利刀锋跳舞的寒光，不能不令人恐惧，颤栗，沉郁。此外的大家也各具品格，如朱自清纯净幽远，郁达夫率真恣肆，冰心含蓄空灵，在乱世中积极探索人生，矢志不渝爱国怀乡之情。

由此可见，有生命力的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既有代表性，又有超越性，能够推动社会进步，泽被后世。而脱离了时代风云、风貌的文学，顿然失色，难免隐迹在历史的流沙下。

二、散文时代的心灵饥荒

上面是翻翻家底儿。说到当前，有识者著术，有志者作诗，有才有精力又耐得住寂寞的人写小说，唯散文，好像大家都可以写。至于写什么，怎么写，探索的人少，见诸成效的少之又少，于是散文一窝峰地热起来了。

散文忌轻狂，但应该张扬出时代精神。放眼时下的散文作品，越来越趋向轻柔，趋于女性气质，够玲珑，够甜腻，却失于大气、力度、厚重感。题材大都囿于自我，总是抖落个人小圈子里的那点儿柴米油盐、风花雪月，任外面风云乍起、天昏地暗也全不关心，束己于高阁之上。而散文创作中，撒娇、梦呓、放赖等现象愈演愈烈，说到底也脱不了自恋的倾向。翻开一本散文集，总是脂粉气、小家子气扑面，那种黄钟大吕式的庄重，汉家气度的磅礴，清水芙蓉的自然，字字珠玑的精到，实是难得一见。

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仍是活跃在前沿阵地的。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对抗和融合，文化呈多元化发展，诗歌、小说、戏剧及时颠覆了自己的巢臼，以革命的精神获得新生。散文却像一支耗尽了力道的箭，慢悠悠、病歪歪地飘着，倒被从前地位卑微的小说拔了头筹。至九十年代，散文又有复兴的苗头，但仍然不能摆脱固有的框子和套路，思想和艺术途径偏于狭窄，不够深，也不够广。例如乡土文字脱不了老屋老树小猫小狗等小情小趣儿，写城市又离不开咖啡酒吧玫瑰失恋等小资小调儿。有的技巧独到，而内容苍白；有的辞采飞扬，而胆识萎缩，思想内涵流于浅淡松散。

文字终究是为思想服务的。任何文学形式，思想性可看作骨骼，艺术性可看作血肉，二者俱全，方是具有生命美感的作品。文学表达的是一种情感，而非技巧。文学不能沦为政治的奴律，在政治面前不能屈膝，同样也不能逃避政治，敬（惧、厌）而远之。诚然，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是可以脱离政治而独存的。但文学是严肃的。它呼唤凝重，厚重，沉重。并非鼓吹政治、唯政治是论，大事小情都上升到政治、上纲上线的时代我们有过，事实证明，那只能是思想的禁锢，文艺的扼杀。我只是认为散文应该负载更多更深更广的东西，应该迈向鲁迅“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广阔恢宏。

散文创作是很主观，很感性的。新闻报道要忘掉作者，小说、戏剧要隐藏作者，报告文学要淡化作者，而散文则要强化作者自身，以内心深处真挚的情感和独特的体验来打动读者，从而触发深层次的思索，在思索的过程中，情感得以升华，力量完成勃发。散文也是独立的，没有依傍。诗歌可以借助韵律，小说可以借助人物、情节，戏剧可以借助对白、动作，散文却耍不得什么花招，只能吃自己，消化自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文学评论家肖云儒就散文创作所提出的“形散神不散”理论，在其后的几十年间直至今日，被广泛地认可并应用。也许我们太缺乏坚决的怀疑精神，和客观的批判精神，也许我们缺乏宏观的文学理论指导，做事，为文，也就容易钻进死胡同。纵观中外名篇佳作，“神聚”自不在话下，却也无一篇有“形散”之嫌，凡广为流传之文，无一不是布局严谨，文气连贯，起承转合自如，紧扣主题，又何来形散之说？窃以为，散文之散，非形式，而在于它是一种最自由的文体。此种自由，也并非今人“原创”的那种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松松垮垮，及云里雾里、摸不着边儿的莫名其妙。散文的特性就在于自由、无拘。自主地、独立地创作，打破模式化、单一化布局，用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表露宇宙客体在内心主观世界中的反映。所谓文无定法，大文豪苏轼曾言及作文应“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止”，可见古人对写作是具备足够的开放精神的。

散文并非一种创作，而是一种裸露，一种呈现。散文也不是文字的堆积，它应该有体会，有情感，有深刻的思想、人生况味和生命体验。以严肃的文学形式，对严肃的社会、人生以深沉的思考，是每一个执笔者的义务。多写写时代大潮，写写民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方能催发宏阔的情感，进而引起深层次的思索。“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高与深，才是创作中应追求的境界，及达到更高境界的有效手段。

三、余秋雨文化视野

因散文供与求的相对膨胀，加之出版商对散文的炒作，散文便散得天花乱坠起来了。什么文化散文，学者散文，艺术散文，什么哲理短语，幽默小品，历史随笔，更有甚者官员散文，小女人散文泛滥，不一而足。散文还有这么多名堂，不由得人想问，散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形式？现在我们溯流而上，在古时，它是区别于韵文的；五四以后，又是区别于诗歌、小说、戏剧的。这是词典的解释。一般我们定义什么，科学的阐释方法是“xx是什么什么”，而对散文的界定，却以“不是什么什么”、“除什么什么之外的”离析式结构来表达。可见，散文是很模糊的，这种模糊性也正拓宽了散文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通俗散文显然不能长久地满足大众的口味需求，此种形势下，余氏“文化大散文”应运而生。所谓“文化”，定义比较含糊，大概以是否旁征博引，是否阔论高谈而论的。若我们看看别的，比如《一件小事》里，鲁迅没有翻腾古人的东西，只通过很平常的叙述，便榨出了文人“皮袍下的小来”；《捕蛇者说》里，柳宗元没有枯燥说理，只借毒蛇之毒引出“苛政猛于虎”的对百姓的深切同情；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只写了山水民俗，作者施仁政的抱负也得以表露，这些，不是更有文化么？

应该说，余秋雨以学者的姿态，而选择了不被重视的游记体形式，是勇敢，也是自信。我们也确实随同他无疆的“苦旅”，透视他“山居”的清贫中，感受到了作者飞扬的文采，生动的叙述（被疑虚构的不论），以及丰富的戏剧、建筑等各类历史文化知识（被考据为误用的不论），具有很强的阅读快感，尤其被象牙塔内的人群所喜爱。作者针对一处景致，一些历史事件，落脚于当前的风气、心态，加上一些新鲜词语的运用，一些独到眼光的投射，在报纸副刊能堆到月球的时代，犹如一股清风，吹皱了文坛一池春水。余秋雨大获成功之际，矛盾的对立面也暴露了。人们又不再满足那种半“文抄公”式的写作，显然，在以文字为生的人们左试右探寻求突围时，余氏散文，更适合对如我一样的“地理盲”、“历史盲”进行科学普及再教育。因为余秋雨总是从地理那里拿来两片前襟儿，从历史那里借来两片后背，再以自己不错的修为，做两只配套的袖子，几枚漂亮的纽扣，一件华服就完工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缝纫技巧是相当出色的。

我从来不认为游记或写景状物之文就应该一笔一画地复印，那样莫不如看风光片。人们常说寄“情”于山水，情是主观意识的升华。《小石潭记》若通篇写了石头、潭水、游鱼后而没有抒发清冽、幽凉、悲怆之感，也不会打动读者。《岳阳楼记》若没有结尾的点睛妙笔，道出作者的忧患意识及悲悯情怀，总免不了“闭门造车”之嫌。《桃花源记》若不是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支撑，只怕要归入玄幻故事里了。至于把一个地方写的包罗天地，写的古今浑然，不是势头太过，相反，仍是一种欠缺。缺什么？说的老掉牙的，新意，思考，性灵，品格，风骨，真诚……又新奇又深刻又刚健的不是没有，比如《告别五千年》里，张远山以人体的五个部分即头脑、胸部、腹部、胯部、膝盖来比喻五千年来历代皇帝的兴衰。如此新颖而生动的比喻，使文章脱去了学者固有的腐儒酸气，令人叫绝。

还是那个观点，散文之“大”，不在于篇幅有多长，应表现出心灵的博大，摒除心灵的阴暗，将萎缩的部分扩大，再扩大，才称得上美文，也就是“大美”。散文的文化内涵，并不体现在“书袋”的分量上，而在于其自身骨骼的健全，血肉的丰满。

四、　刘亮程牧歌情结

相对于余秋雨儒者式的学究气及庙堂气，刘亮程是具备道家气质的，很超脱，很虚无，显得干干净净。有位评论家说过，当代文坛除了刘亮程那个少数的“异类”，极少有作家能写得好动物。看过《一个人的村庄》的读者，都会认同这个观点。在他笔下，无论猫狗牛羊驴马还是虫子小草，都被精致而又富有想象力地呈现在纸端。读他的散文，你会感觉自己并不是在读，而是在听。听他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孤独地倾诉，听那个荒凉村庄的茫然，听万物共生的深刻。他的内心开阔，高远，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他不仅在诗意地栖居，更是哲学地栖居。

刘亮程是不折不扣的农民。如果说贾平凹的乡土文学是其登堂入室后的“农民秀”，则刘亮程对其长期生活的那片土地、乡村是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的，热爱，真诚，信仰，甚至有些偏执。他的语言极富魅力，深沉，冷静，透着诗的质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走在他前面的，余光中、贾平凹等都在语言的创新，审美的突破等方面做出了表率。刘亮程是极其朴素的。朴素不等于简单，更不等于浑身打着补丁的寒碜。他那文字里的朴素，透出深深的寂寥和冷酷，令人感动，震撼。

只是那份震慑力，被他自身消解掉许多。他没有如海子一样的，将自身的疼痛转嫁到读者身上的力量。鲁迅的伟大及悲剧在于，他不仅看到了大痛苦，还扛起了大痛苦。刘亮程的高明在于，他看到了大痛苦，并爱上了大痛苦，但他无意或者无力担起它，他只是像在品味一块大蛋糕一样，一点一点地切下来，再慢慢地抿食。人格与文格，相通共息，是一个鼻孔出气的。现代文学诞生以来，妙手多多，铁肩寥寥，勇于担当者更寡。郭沫若的懦弱，汪曾祺的绵软，周作人的闲适，林语堂的逍遥，沈从文的温婉，都是避世的体现。他们逃避的是自己，是时势，更是鲁迅立于天地间的那份正气和崇高。

那个村庄也只能是他一个人的村庄。不是别人不能走近，而是他的村庄不能包涵村庄以外的人生。面对生存的困境、生命的意义，他思考，他悲悯，却没有如史铁生一样的自我救赎。或许他根本就是游离于外，不需要救赎。刘亮程的散文世界与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本质上接近，都不健全，至少是不健康的，病态的，意淫的。他的黄沙梁，与贾平凹的商州一样，都是以农民阶层特有的淳朴与狡黠，透析城市，透析工业文明的硬伤。对天地自然的深情，若是基于对人类的厌恶，则无论这份情感有多博大，多深沉，都是不足取的。可以说，他的心灵维度依然是平面的，不够立体。这是每个人都容易走进的误区。比如因为过于喜爱诸葛亮而蔑视周瑜，因为过于喜爱北方而挑南方的毛病。这种抵触只能更大程度上降低自己对所喜爱事物的客观批判，及必要反思。

乡村，乡村生活，贫穷，具备诗意的素材，但并不代表诗。即便是诗，即便是浪漫主义的诗，也不能忽略隐藏其中的丑恶与卑劣，痛苦与失落。乐于接受生活的多彩，勇于正视人性的复杂，在牧歌中融入各种现代的、世俗而存在的音符，方能走向经典。否则，也会如余秋雨一样，新鲜劲儿一过，便索然无味了。

结束语

愤怒出诗人。散文要相对平和一些，但也不是闲散得来的。许多下笔成趣，意境深邃的佳作，看似潇洒自如，着墨无痕，实则，能达此境界，必是耗心费力，严肃待之，认真而为的。散文的触角和视野也是非常阔大的，它将整个人类生存和思考的方式纳入自己的体系，从而形成这一体裁的独立品格。

文学是动态的。它有可能顿一顿，却不会停止。说重振有口号之嫌，又自爆已衰了的丧气。不因袭别人不易，不重复自己更难。社会和文化的多元化走向，必然要求散文等所有文学样式拓宽观念，冲破单调的牢笼，打破固有的界限格局，得到拓展与繁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