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真不愧大家手笔，其言辞犀利，气势豪迈，把个古老中国激动得跳跃腾飞，跃跃欲试。就如给我辈一些人灌酒一般：从喝前的冷漠无语到初酣的豪言壮语了。于是我想，梁先生定然喝酒，但定然不与我辈喝的相同。如今改革开放二十年，在咱中国，喝酒的文化是越来越深奥：会不会喝酒、有没有酒量，绝对是衡量干部、发现人才的重要标志。谚曰：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党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白酒和啤酒，这样的干部要调走；能喝白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能要。是否善饮，不仅关乎个人升沉，还涉及事业成败、单位兴衰。所以，不分男女老少、三六九等，上了酒桌都有奋不顾身的气概，都有舍命陪君子的神勇。若有领导莅临、客户到场，那就更不得了，非要备好担架，喝出个你死我活。不如此，就不能表达对领导的敬意，对客户的诚意，对自己的不在意。王蒙说“有酒方能意识流，天上人间任遨游”。男人能喝增胆量，女人善酌添魅力。只要二两“马尿水”下肚，什么牛皮都敢吹，什么大话都敢说，什么丑态都敢做。一句话，有酒壮行色，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酒这东西确实奇妙，只要一到酒桌，它就能使“智慧”的中国人立马智商打五折。不管自己会不会喝、能不能喝，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肝炎肺炎气管炎，都要豁出老命往肚里倒，不如此，就不能表达自己那点儿意思，就容易把那点儿意思搞得没有意思。因为喝多喝少是能力问题、喝与不喝是态度问题。这不叫喝酒，叫表态。当然，中国人喝酒不乏有斗酒逞能的，但绝大多数都不把酒本身作为目的，而是以酒做媒，琢磨别的。这就要不断活跃气氛，没话找话说。甭管认识不认识的，喜欢不喜欢的，都像开闸放水似的，把各种话语倾泻出去。不仅要说，还要说得得体有趣，说得谁都烫贴，谁都舒服，这就是所谓的“应酬”。

日本人发明了卡拉ok，成了全世界“五音不全”者的福音。在中国的酒桌上，过去喝到一定程度，顶多再划上两拳，也就收场了。如今不行，酒过八巡，肯定有若干好汉巾帼，成群向在座稍有身份的人献歌。而且越是五音不全，越献得卖劲儿。顷刻间，但闻鬼哭狼嚎，使人从旁经过，疑为本拉登光临。嗓音刺耳够痛苦，嚎过之后还要众人喝彩，扯着嗓子喊好。把自己弄成小丑儿，那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情，要是梁先生路过，他的《少年中国说》，可能要换调了。

有顺口溜说：一顿饭吃一头牛，一屁股坐一幢楼。中国人喝酒绝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每个人把盏一杯，啥也不就。干喝，又没滋味，又不成敬意。中国人喝酒，人不分南北，地不论贫富，都要搞它七碟八碗，二三十道。而且越是贫困地区，派头越大，通常是整桌的美味佳肴一层压一层，只动几筷子，就犒劳肥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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