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的夏天，我撕碎属于我的录取通知书，在乡人的不解、邻居的鄙夷和母亲的哭泣中，毅然打点行装，随着南下打工的潮流，只身前往了广东。我去的那地方名叫惠州，即全国有名的鹅城。那是一个经济开发较快，外来人口较多的地方。夏季里，天空湛蓝湛蓝的，清澈的惠州西湖冒着股股热气，和着我落寞的心情一起升温。就在这美丽的西湖湖畔，我和许多和我一样的工友们在那个磁带厂每天艰辛且艰难地生活着，跟他们所不一样的是，我比他们多了一分沉默和忧郁，经常在口袋里放着一些课本，遥想熟悉的校园里另一种人生的奋争。除此之外，那段时间我干的事情就象水漏过筛子一样，全从记忆里漏去啦。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使我终生难忘，印象那么鲜明，一切宛若昨日。

事情发生在那年秋天。广东天气热，人人有个习惯，就是天天都要冲凉，而象我们这种在塑料堆中滚打的，更容易全身起着水疱，一发热就痒得难受，总喜欢加盐洗点热水。那一天，总管从办公室出来，正好看见我的朋友大刘从开水房提了桶热水去洗澡。他一见瞪起眼来就喊：“大热天洗热水！打工者还要装洋气喽！”

他等着大刘跑到他面前认罪。可大刘偏不理他。总管喊一声没人理睬，又直着脖子吼起来：“谁提的热水？”

大刘走过去说：“我提的。身上被塑料粉中毒了，拿去冲盐水洗一下。”

总管斜着眼打量了他一番，冲他大吼一声：“洗澡都洗开水！其他人喝什么？你给我哪儿来的送哪儿去！”

大刘被他溅了一脸的唾陈星子，不由地发怒：“哪儿来的？锅炉房提的，谁都可以提。”

总管大怒：“丢你老母！拿开水洗澡就要改，还到锅炉房去给人喝！”

大刘冷笑一声：“不能喝了，尊敬的总管大人。桶里有身上的脓水啦！”

大刘没撒谎。我们每天被那有毒的塑料侵蚀着，见到热水全身就发痒，因此见着热水就总是先冲一会儿，搞得到处流些分泌物。总管以为大刘是拿他开心，伸手就要揪大刘的领口，要把他提溜走。大刘当然要和他挣扎，两人撕扯起来。

后来，别人把他们劝开了。总管怒气冲天，身上到处都被水溅得湿漉漉的，搞得他气急败坏，发誓要大刘记着这笔帐。

从此以后，总管见着大刘总斜着眼。他知道大刘是贵州人，背地里常骂他“强盗儿”（有些贵州人在广东因无法维持生存，被逼无奈只好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外地人总这样称呼）。后来总三天两头往我们打碎车间跑，想找大刘的碴儿。我发现总管来者不善，常背地里关照大刘“总管要整你了”。大刘并不害怕，说：“我干我的工作，他整得着吗？”

碴儿到底给总管找着了。那些天我们经常加班，大刘的身上的水疱又总是不听话地扩大。车间生产的磁带零件需要给分种类，于是又派了安顺一个叫石秀青的老乡，工友们都叫她小青。

那天我们到八点上班的时候，她已经在车间了。她洗了头，穿一身红色运动衫，长发披在肩上，在台上笑嘻嘻地拣着给各种塑料零件儿分类，好象很感兴趣。我去打碎房，可是她对我笑着说：“别去了，我已经打过了。”

于是我俩也到台上坐下。我对大刘说：“我看你什么时候还是找总管认个错，他可能对你有偏见，认个错就没事了。”

大刘回答得挺干脆：“我不去。”

我说：“还是去谈谈好，要不我我先替你说说。”这时我听见哧哧的响，原来是她在鼻子里哼哼。她说“没意思，干吗让大刘去讨饶。”

大刘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忽然，他抬头大叫一声：“不好，色料忘记加了！”

我一看，果然他管理的二十台塑料机产出的全是黑不溜秋的子儿。我们赶紧去加色料。她不见了。我就喊“小青！小青！快帮忙。”

她在远处答应：“知道了。我在关机。”

我们加了色料，把没色料的产品重新拿去打碎，再重新开机。待一切处理停当，已是过了两小时了，塑料机桶里稀稀拉拉摆着少量的成品。

这几天公司正急着要零件，这下少了十五件多。我说：“怎么办？等会公司的人就要来提货，要说有谁偷怎么办？。大刘，你快去报告吧。”

她说：“报告说是谁出事的呢”？

我没吭声。大刘说：“当然是我。”

石秀青说：“你瞎说，不是你，总管正要整你呢！说是我好啦。”

大刘不干，他是个诚实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要是被发现了，问就说没电停机了，谁也没外出过。

大家都同意了。

下午下班的时候，很快就被接收班的发现了。并很快被报告到总管那儿。

总管气急败坏地跑来，把我们三个一个一个拉到办公室审问，我们当然不承认。可是他怎么能善罢甘休！他让我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回忆，是不是谁偷了去。不知他们感觉怎么样，反正总管逼我时，我手心直出汗，舌根发硬。到最后我只能说记不得了。

他冷笑着出去了。隔会儿变听到他在隔壁咆哮：“就是你干的，你这强盗儿！我一猜就是你！”啊呀，原来是在审大刘。

总管吼了半天，大刘没理他。他把大刘轰走了，又把小青叫进去，对她也像对我一样说了一气。小青回答得很干脆：“我记不清了，是停机过，如果你硬说是谁偷的，可能就是我。”

总管气得直咬牙，第二天就宣布我们停工，不准食堂给我们管饭，让我们分开写检查，并按旷工论。

第二天中午我写完检查，正坐在窗前冥思苦想、双眼发呆，忽然听到有人在我脑门边说话：“哎呀，你都写完了？快拿我看看。”

我一看，原来是她站在窗外笑嘻嘻的，就瞪着她说：“你怎么跑出来了？不是叫老老实实呆着写检查吗？”

她撅起嘴来哼了一声：“听他的，又没人看见。出来玩玩有什么不可以！把你的检查拿给我抄抄行吗？”

我说：“不成，叫总管知道了可就麻烦大了。”

我不想给她，可她长得真漂亮，于是就勉强答应给她了。

她在窗台上急急忙忙抄完，跳下窗户，又回过头来说：“喂，我们下午叫大刘一起去西湖游泳去啊。”

我一听头都大了。去游泳！这是犯错误反省的态度吗？我要是不去，她和大刘去了，我一个人呆着，又显得太那个，何况大刘又是我朋友，我要去呢，一下午三个都不在，总管要知道了呢？再来我很害怕和女孩子游泳。不过我又有点向往。结果我说：“不去吧，万一有人看见？”

她说不怕，然后蹦蹦跳跳地叫大刘去了。

我们趁门卫打盹的时候，蹑手蹑脚偷跑了出来，一口气就直奔西湖而去。

西湖的水在秋天是很清澈的，中午人也不多，我们就在拐弯处安顿下来，小青带了一大包零食，穿了一件绿色的游泳衣，在水里又踢又打。大刘下了水，他情绪很阂沉，涮了涮又到岸上坐着。我使劲向湖心游去，心中倒轻松了许多。我看她在湖边疯，心里有点高兴，但又不好意思游过去，直到她喊：“你们都快过来呀！”

我们就淌过去坐在她身边吃她带来的零食。这个地方很掩蔽，湖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湖岸上一棵棵象棕树的植物（后来我才知道是橡树）枝繁叶茂，中午除几个老人在闲谈外，就我们几个，哪儿都看不到。她说：“我有一件红色的游泳衣，可我却拿了绿游泳衣，怎么样，我想得不错吧？”“什么不错？”我们问。“红的暴露目标呀！”

搞得大刘也笑了起来。我说：“要是被人发现我们不在，你穿隐身衣也没用了。我们还是早回去为妙。”大刘点点头。她还是不肯回去，后来硬被拖着回去了。

总管知道我们跑出去的事，勃然大怒。佯装着把我们的检查看了一遍，立刻张贴布告，说我们偷厂里的产品，并下令我们立刻走人，工资妄想领走分文。

正当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厂长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的原委，他走进宿舍向我们传达了厂部的决定，一是撤消总管的处理决定，二是停工写检查不作为旷工，并真诚地要求我们能留下来，马上投入生产。因为打碎部才换一天工人渣滓就堆积如山，又开始缺货了。当然，这是我们后来上班才知道的。

这事过后，有些家伙开始背后给我们造起各种谣言来。有人风言风语说我们三人lu*n伦，有人说我们集体偷东西。这话使小青很伤心，可是她从没对我们提起过。我们也不好意思和她说这个，只是以后我们愈发形影不离，就连吃饭她都要端着碗到我们桌上来吃。上班时间，只要有空余时间，她也要和我们一起坐一会儿。和我们在一起时她显得很迷人，她对我俩都好。她箱子里有很多书，下班我们就读书，哪儿也不去。后来搬新厂，只留下我们一个生产车间在老厂，她索性把脸盆漱口缸都拿过来，弄得我们懒觉也睡不成，因为天一亮她就来敲门，说：“大刘，晓甘，快起来，我要进来啦！”晚上我们去打水，她就在我们屋里洗头，洗好头后就静静地坐着看书，一大晚才回她屋里去。

我和大刘都离不开她，可是我们都不想剥夺了她给我们的一份爱，因为她似乎同样地喜欢我们俩人。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三人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惠州的秋天似乎特别有趣，我们下班后看书看厌了就到处走，到朝云墓聆听大文豪苏东坡与朝云生离死别的爱情，到湖畔去观赏全国第二大西湖的美好夜景，有时，我们还钻进书店里坐到店里打烊。

她有好多书，有她从家带来的，还有买来的。她穿着我们的大拖鞋走过去把窗子打开，让都市把它柔和的灯光拖进屋来。她喜欢躺着看书，她还有很多小孩子气的小毛病，看书时会用脚趾弹出咕咕的声音，开饭我们叫她起来的时候，她有时会发起懒来：“我不想起来，你们给我打来吧！”我们说：“你太懒了，我们今天不想侍侯你。”她会说：“那我还给你补衣服呢！我还给你洗衣服了呢！”我们就说：“我们是为你好，你要得懒病啦。”她慢慢坐起来，然后又躺下。“不会的，少打一次不会得懒病。再说我比你们都小，你们应该让着我。”于是我们就让着她了。

吃完晚饭，她还是躺在床上看书，过一会儿她会忽然欠起身来问：“大刘，你看什么书？”大刘告诉她，她说：“噢。”然后躺下去，再过一会儿她又来问我，我也告诉她，她就高兴地不讲话了。

我渐渐地发现她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子，她什么都不怕。她本能地憎恶任何虚伪，赞美光明，在我们困惑的地方，她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什么是对的。我觉得她比我们两个加起来还聪明得多。这在人情淡漠的广东是非常难得的。而我也因她的感染渐渐变得开心而活泼起来。

因为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大家渐渐把我们看成怪人。但有很多工友看见我们一起走过来都带着宽容的微笑。说明他们还是喜欢我们的。

后来，因为公司扩展生产规模，打碎车间必须昼夜生产，厂方决定再添设一班。于是，轮到上夜班，我们就整个白天在外面疯玩。秋天的惠州是迷人的，尤其是郊区，大片大片果园里挂着成熟的沙田柚、柑橘，还有贵州没有的香蕉树，黄彤彤的惹人直流口水。我们经常下了班就往那里溜去。迎着初升的太阳，半躺在挂满果实的小树下面，好象在想什么，又好象什么都没有想，我忽然觉得有一种束缚被打开了：天空的蓝色，流动的白云，还有辛勤汗水换来的丰收，都滔滔不绝地流进我的胸怀。我突然发现我爱这宽阔的大地，爱象光明一样美好的小青，还爱人类美好的感情，更爱三个人的友谊。我要生活下去，失去亲情并代表失去所有，一条路的失败并不等于所有都失败，将来我要把我们的生活告诉别人。我心里在说：我喜欢今天，但愿今天别过去。

这时我听见小青在叫我，我看见她跑过来，披散的头发在身后飘扬。她穿着淡绿的裙子，好象翩翩飞舞的蝴蝶。她一头扑在我身边，然后又翻坐起来。她气喘吁吁地说：“哎呀，真累。往山上跑真要命。”然后蜷起腿来坐着，说：“我一个人坐着有点闷呢，你闷吗？”

我说：“不闷，我很喜欢这么坐着。你看，这天上地下都多么可爱呀。”我转过身来，看见她正笑着看着我说：“你越来越可爱啦。”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可是她满不在乎地哼起一支歌，接着就躺在我身边了。

我觉得紧张，就往前看。后来听见她叫我，转过身去，看见她躺在草地上，头发散放在草上，她很高兴的眼睛里映出远处城市的忙碌。她说：“你和大刘怎么了，好象互相牵制呢。不管谁和我在一起都要回头看看另一个跟上来了没有。是不是我会跟谁特别好，会疏远另一个呢？”

我辩白没有，其实是有这么回事。

她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别这样了。我不会喜欢一个就忘了另外一个的。你们两个我都喜欢。”

我很高兴。她又说：“将来我们都不结婚，永远生活在一起。”

我也象应声虫一样地说：“不结婚，永远在一起。”

她又规规矩矩地坐好，用双手抱着膝头，无忧无虑地说：“多好啊，和朋友在一起。”一转眼她站来跑开了，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对她喊去哪儿，她高高兴兴地回答：“我去看大刘。”

她象一只蝴蝶飞舞着，头发飞扬。她真可爱，她说的一切都会实现的，我想。

唉，这还是95年以前的事了，可我记得那么清楚。我常常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回忆，一切都那么清晰，我那时十七岁，大刘和我同岁，小青十六岁。人可以在年少时就那么美，那么成熟，那么可爱。她常说她喜欢一切好人。她还说她根本分不清友谊和爱的界限在哪里。她给我们的是友爱，那么纯洁、那么热烈的友爱。她和我们那么好，根本就不避讳她是女的，我们是男的。我们对她也没有过其他念头。可是她给我们的还不止这些，至今回想起来，她是绝对的温存，绝对的可爱，生机勃勃，全无畏惧而且充满自信。我从她那里感受到一种永存的精神，超过平庸生活里的一切。

我们都学会了她的形容词：管游泳叫玩，她还管热叫要命。她的记性好极了，看书也很快。我发觉她的志向很高远，她说：“等挣了一定资金后咱们就再去读书，不要大人的负担。”可惜她还没有来得及再走进学堂。她病了。

有一天晚上班时间，我们正将塑料机产出的成品分类，忙一会儿她就躺在台上睡过去了，我们以为她太劳累了，就等她睡，可是等我们忙完打碎，再到分类台上的时候，发现她脸色不好看，一摸脸发烫，而且一点睡意也没有。我问她：“小青，你怎么了，你气色不好、发高烧呢。”

她说：“我做着做着就突然眼花起来，觉得心中特别慌，大概是感冒，晚上上班不习惯吧。”

我们立即到组长那儿去给她请假，并扶她去睡了才又去车间。

第二天我们揉着一夜没睡的眼睛回寝室，见她高高兴兴地坐在走廊上给我们洗衣服，还说：“你们到屋子去看看。”

我们进屋一看，只见她把屋里的布置全部改了，还把我们的一切破烂鞋袜全找了出来，可以利用的全洗干净补好了。屋里干净得出奇。她悄悄地跟了进来，像小孩子一样欢喜地说：“我干得很棒吧？”

我说：“很棒！你睡了没有？”

她笑着说：“睡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就起来干活。”

大刘说：“你该多休息，等我们回来一起干要快多了，你好了吗？”

她说：“我好多啦！我要起来干活。

可是当天中午她又不好起来，说“头晕，肚痛，发高烧。”我一问她，原来她这毛病早有了，只是少犯。于是我们带她去医院，医生象对待所有的打工者一样草草地看了一下，说是一般性感冒引起，开了些便宜的补品和安乃静，说：“简直什么病都可以治。”

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回来，走到大桥上，她看见江水就高兴了，她说：“我们去玩吧？”我说：“你得了，好了再说吧。”于是我们走过桥去。那坐桥是用铁索绺成的吊桥，走在上面摇摇晃晃的，桥下面江水猛烈地冲击着。我走在前面，她在中间，她一边走一边笑嘻嘻地唱着歌，忽然她站住了，说：“晓甘，你走慢一点。”我站住了。她紧张地走了几步，一把抓住我的肩头，抓得紧极了，我感觉到她的手在颤抖。我觉得不妙，赶快转过身来扶住她。我看见她闭着眼睛，脸上的神情既痛苦又紧张，汗水浸湿了头发。我吓坏了，对她说：“你怎么了，是晕水了？”大刘从后面赶上来，我俩拉着她，她像树叶一样嗦嗦地抖，她说：“我心里痛，眼睛一点都看不见……你们快带我离开，我害怕呀！我怕……”她流了眼泪。我们赶紧把她抬起来，她用双手抱住胸口哭了起来。过了桥，我们把她放下，她躺在路边抱住胸口小声哭着说：“我心慌得厉害……你们快带我回去，我好害怕……”

我赶快抱着她往寝室跑，她一路上抱着胸口，汗水不住地流，有时又紧抱着我，把头紧贴在我胸前，她不仅痛苦，而且恐惧。看见她与痛苦与恐惧搏斗，我们都吓坏了。半路上大刘换了我，她察觉换了人就恐慌地叫了起来：“你是谁，你说话。”大刘说：“是我，小青，是我。”她就放了心，又把头贴在大刘胸前。

我们急如风火地奔回去，把她放在床上。我奔出去找医生，一拉门她就恐慌地喊：“你们别走啊！”大刘说：“我在呢，我在呢。”他握住她的手，她才安静了。

医生来了，根本就没问什么病就给她打了一针，收了一百元钱就走了。小青一会儿就不太痛，头也不太烫了。后来她睡了，只是高烧一直不退，大刘去厂长那儿请假，我去打饭，可我们后来却一点都吃不下。

天很快就黑了。我们给她把蚊帐放下来，我们又害怕空气太坏，把前窗后窗全打开了。我和大刘蜷坐在床上，谁也没有睡。这真是凄惨的一夜，我和大刘谁也没说话，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

天快要亮的时候小青醒了。她在蚊帐里头说：“晓甘，大刘。你们都没有睡呀？”

我们走过去问她：“你好一点没有？”

她笑着说：“好一点？我简直全好了。我要回去了。”

我说：“你别走了，就在这儿好好睡吧。你到底是咋回事？”

她说：“哎，过桥的时候心里突然跳动快起来，。我猜这是一种神经性的毛病，没什么大不了，你们别怕。”

我不信：“恐怕没你说的那么轻巧。你说害怕，那是怎么了？”

她好半天不说话，好一会儿才幽幽地说：“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不说了，不说啦！”她强作笑颜地笑起来，

我说：“为什么不说？你的病可能很重，告诉我们，到底是咋回事？”

她接下去说，说着说着就忧郁起来：“我感到疼痛跟一般不一样，心好象被蒙住似的，闷得慌，你别吓唬人了，人家自己就够害怕的啦！”

我们都不作声了。后来大刘说：“你应该去大医院看病，一定要把病根弄清楚，一定要。”

她说：“没那么厉害，也许是小毛病。干吗兴师动众？我要你们陪着我，我不去。”

我们说非去不可，不然我们不放心。后来她答应了，不过说要我们陪着去。

第二天我们倒白班，中午回来的时候她还没去医院，反而给我们弄了一顿饭，做得香极了。她拍着手叫我们尝。可我们板着脸到餐厅打了饭来，不和她说话，低头吃起来。她不高兴了：“你们不吃我做的饭呀？”

我白了她一眼说：“叫你去看病，谁叫你做饭？说好的事情你不干。”

她愣了一会儿，哭了：“你们怎么啦？这么对付我？人家下午去还不行吗？我比你们小，我是女孩子耶，你们就这么对付我呀。”

我说：“为你好还不成吗？”“不成，就不成。你不知道吗？不管叫别人做什么事，不光为了让他好，还要让他乐意。这是爱的艺术。要让人做起事情来心里快乐，只有让人家快乐才是爱人家，知道吗？”

我们俩直点头。

下午上班前我们把她送上车。下班时她已经回来了，坐在走廊上，刚洗了头，看样子很高兴。

我们问她查出什么病了？她说：“可以说查出来了。医生叫我休息，给我一些药。还说我回家的话，要好的快些。最后说没什么大病。”

就这样，她边吃药边上班，可是她的病却一点不见好转，反而长犯，一病起来就在昏迷。而后又像没事一样，她渐渐地也不太害怕了。一天我们又陪她去看医生，医生马上将她转到内科住院，我们问是啥病，医生也说不清楚，问有多严重，也说不清楚。

我们心里焦虑极了，我俩像得了神经衰弱，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我们什么书也不看了，只看医书。而她却总是溜回来，不过病痛发作越来越频繁，面色越来越苍白，人也瘦了。她还是那么活蹦乱跳的，可是体力差多了。

有一天我从书上看到心脏病的症状，马上联想到她的病，不由大吃一惊。我马上给她家中挂了电话，也带她找大夫，大夫也假做认真地说：“我也这么考虑。”

我们到处找老乡借钱，小青这次也没有闹脾气，她服从了理智。也许她也感觉到她的病不轻。送她上车转到广州医院的那一天，她打开箱子把换洗衣服拿出来放到皮箱里，有点忧伤地说：“我这次去的时间会长吗？”我说：“也许会长的。小青，你病好后争取回家吧！你的身体不会像从前那么好了。你应该回家。”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双眼紧张地看着我：“你们不喜欢我了么？为什么要我离开？”她眼睛里迅速地泛起泪水。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说：“你别紧张呀，别紧张。我们也会回去的，我们会找到你。我们三人会永远生活在一起。”

她想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真的，我病了，我想家。家里有爸爸妈妈，有哥哥姐姐，他们知道了会想我。这儿有你们，我能离开家，可是离不开你们，你们应该和我一起回家。没有你们我不走！”她伏在我肩上痛哭起来：“我觉得病重了！也许不会再好了。”我心里十分酸楚，可是我尽量克制地说：“不会，不会。”我求她别瞎想了，我求她别哭了！可是她伏在我肩上纵情地说了许多可怕的想法：“我得的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他门要给我的心掏出来，弄不好我就要傻了，可是我就在这儿爱呀。弄不好我就不会爱了，也许，连你们也不认识了。我真可怕……”我听得心惊肉跳，好像这一切我都看见了，眼泪在我的脸上滚，滴到她的耳朵上。她察觉到了，跳开来看我。她掏出手绢来揩掉眼泪，又给我揩眼泪。她慢慢地笑了，先是勉强的笑，后是真心地笑。她说：“我高兴啦，你也高兴吧！”她开始活泼起来，快手快脚地收拾东西，然后快活地说：“我刚才说错了，说错了。你什么也别跟大刘说。”

后来大刘回来，她始终很高兴。送她上车的时候，她高高兴兴地跳上汽车，在里面笑着对我们挥手，还临时编个谎来，对我们说：“晓甘，大刘，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们说：“治好病回来。”

她说：“当然，当然，治好病回来。”汽车开动了，她又探出头来喊：“我好了咱们去玩啊！”

我们挥着手追着汽车跑了好远好远。

我们在惠州等着她的电话，我们焦虑不安地等着。我和大刘话都少了，每天上班都觉得少了一支手，或者少了一半脑子，或者茫然地收拾东西想到广州去看她。下了班坐在屋里，我们不看书，连灯也不开。我们在黑暗中直挺挺的坐着，想着小青。后来她来电话了，她说她一到广州就住进了医院，医院条件也很好，每天妈妈都陪着她，可她很寂寞。她说：“我很想你们，很想很想很想。有时侯真想溜回来，和你们在一起，可又怕你们骂我。要是有可能的话，你们来看我吧！”末了她哭了，哭得电话两头都是哭声。后来她又笑了起来，让我们都听到“咯咯”的笑声。

我们终于等到发工资，两人飞快地去请假，组长马上就批了我们的假条，结果碰上了总管，他拿过假条，阴阳怪气地说：“请假只能一个一个地请，不然就滚蛋吧，工资、押金、加班费和奖金什么都没有。”这家伙多缺德！哎呀，去你的，总管！我们一个一个走好了，再说钱也有个保障，总之有个人去安慰我们的小青。

于是决定我先去。刚动身的那一天，小青打电话来说她先天性心脏病和肺结核已经确诊了，但广州医院仅手术费就一万多，家中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决定到贵阳去动，叫我们赶快去见她。我和大刘数着东拉西扯的八百元钱，只有直叹气，谁叫我们是穷打工的呢？

我按着她告诉的地址急冲冲赶到广州医院时，小青已经走了。于是又立即乘火车到贵阳，赶到贵阳时大刘又告诉我说她已经转到安顺。我下了车就直奔小青家而去。他爸爸妈妈都还在。他们家看来是个比较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家里书很多，但摆设太陈旧了，她爸爸是个秃顶的老头，人很开通，她妈妈也很好。我一下闯了进去，他们都吃了一惊，问：“你是谁？你找谁？”

我说：“我是石秀青的朋友，姓甘，从广东来……她……她现在在哪儿？”

他们马上就知道了：“噢，是晓甘。小青常念着你。她在医院里。请坐吧！我们正要去看她。”

我没坐，立即同他们一起到医院去看小青。她脸色苍白，瘦多了，可是一见到我就猛地坐了起来，高兴地大叫：“晓甘，你来啦！我等你等坏了，我接到大刘的电话，我一直在等你。我做手术了，我就要好啦！”

后来我天天陪着她，她的身体渐渐地好了起来，常常要我陪着她到花园里走动。开始的时候我很怕羞，连给她剪指甲都不好意思，后来我也不怕了。我常常给她裹好大衣，搀着她到处走。护士有时瞎说，说这小两口多好，我们也不理她们。

我走的时候小青的身体好多了，天气却更冷了起来，我发现她爸爸和妈妈的神色都不正常，但没放在心上。我懂的事情太少，一点也不知道先天性心脏病和肺穿孔的厉害，我只是侥幸地希望一切都有转机。大刘又偷偷地打电话来催我回去，他要来。于是我就回去了。小青的哥哥送我上车，心情很低沉。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开头的时候也没起疑心，可是车开的时候他忽然扶着柱子痛哭起来，这不由使我起疑。

果然，我回到惠州以后，大刘刚准备动身，小青给我们打电话来，说她病重了，又转到了贵阳。听到她微弱的声音和沉重的喘息，我和大刘全都木若呆鸡。小青叫大刘快点去。我们慌忙火地的到处借钱，央求公司结算小青的所有工资。我让大刘到了马上给打个电报来。大刘慌慌张张地走了。

后来大刘来了电话，他说小青开始经常心里痛，发高烧，有时还吐血，全靠输液维持。大刘痛心地描述她一看见他怎么像往常一样笑了，高兴地搂着他的脖子。她让大刘告诉我，她想我想得要命。她说她在昏迷时都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她说她很想很想让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她死也不怕了。

我记不得那些天是怎么过的，天天守在电话机旁木若呆鸡，一听到电话响就拼命地奔过去，可是又无法联系到他们，只有写信。后来大刘又来电话了，说大夫试了一种新药，小青好多了。她看了我的信，很高兴。他们俩经常谈论我，小青说我是个最好的人。小青不断的说我的细节，我是怎么笑的，怎么生气的。她还说我有一种阴沉的气质，又有一种浪漫的气质，结合起来就好了，她特别喜欢。

我听了高兴极了，真想能亲自听到她的声音，可病房里又没有电话，医生也不准她出去，而且我也害怕她被风吹感冒。

后来大刘又来一个电话，他说：小青的病情急转直下，忽然开始昏迷，要输氧气，他日夜陪伴着他。他说他都快要傻了。最后他说：还有希望，只要她活着就有希望。虽然医生说没希望，可他们是瞎说。

过了一天大刘又来了电话，他说：“昨天她清醒了一会儿，看过你的信后就把它贴在胸前。她说‘我要去了。我只为你们担心，要去的人是为留下的人担心，我是什么也不怕了……’她的声音就低微下去。”大刘在电话的一头沉重地大声问：“还有希望吗？还有希望吗？”

我简直狂乱了，每天只是望着电话机出神。后来有一天电话又响了，拿起话筒，另一头响起大刘急促的呼吸和压抑的哭声……我不禁发出一声长嚎，双手乱抓一气，话筒和情感一样，跌落在地上。我感到脑后一阵冰凉。我坐了很久，天黑下来，又亮起来。我机械地去上班，机械地吃饭，又机械地回来。真正的哀痛被我封锁起来，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直到有一天下午大刘推开我们的寝室，把夕阳和他长长的身影投进来。

我站起来，我看见大刘的头发白了不少，我扑过去拥抱他。情感的闸门终于被打开了，一切都涌了上来。我们大哭，然后并排坐下来哭泣，小声地啜泣。大刘戴着黑纱，他瘦了。他站起来从提包里取出一个小包，把一绺长发放在床上。他艰难地说：“小青留下遗言，叫把头发留给我们，埋在我们曾经快乐过的地方。”

我感到头上挨了重重一击。我跪倒下来，用痉挛的手指抚摩着乱乱的长发。我在哭吗？没有声音也没有眼泪，只有无穷的惨痛从粗重的鼻息里呼出来，无穷无尽。

后来我和大刘一起呆了几个月，就分开了。我们把小青的长发埋在朝云墓的不远处，然后收拾好行装，离开了那个地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