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黄绍镇年轻时是一个非常英俊帅气的军人。在他逝世三十周年那一天，我把他身穿军装的放大照片挂了出来，凡看过的人都无不惊叹父亲的英俊潇洒。还有一张他与战友们合影的照片，里面所有的军人都气宇轩昂，英气逼人。据我母亲说，这张照片当年在东北阜新还闹出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原因是照片洗出来后，摄影师爱不释手，就多冲了几张留在手边。后来有人来照相时，他就拿出来让人欣赏。有次当地一所医院的实习大夫们来照纪念相，见了此照片后，有的女大夫芳心大动，竟找到了父亲他们所在的炮兵学校。结果严厉的校长认为父亲他们竟拿照片去勾引妇女，有失军人体统，所有照相的人都不由分说地被关了一天禁闭。父亲直到31岁时才与母亲结婚，在那个时代可算是非常晚得了。有时他们一起上街，还会遇到许多热辣辣地目光盯着父亲看个不停，有的甚至还挑衅般地看上母亲几眼，弄的她经常因此与父亲拌嘴，无辜的父亲不知为此受了多少委屈。

1956年，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不久，就转业到了地方。殊不知父亲的噩运从此开始，英武帅气的父亲从此没有了作军人时的潇洒与无忧，开始了他的另一种人生——忧郁和痛苦，人间的阴谋与陷害，让坚强的他如遭灭顶之灾，年到中年就病逝，抛下了母亲和未长大的我们兄妹。

父亲的噩运源于他复杂的人生背景：他的家乡是台湾省花莲县一个乡村，凡是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台湾正因“甲午战争”失败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人有意切断祖国与台湾的文化联系，因而父亲从小就受着日本教育，被迫接受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日式教育给他今后的人生打上了很深的烙印。直到台湾光复时，他还只会说客家话和日本话，国民政府所提倡的国语他甚至都听不懂。记得小时父亲的普通话还带着浓重的日本腔，你想在那个特殊年代他怎会不因此而倒霉呢？听他说话谁都会产生这样一个联想：日本鬼子嘛！记得父亲喜欢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客家话和日本语广播，谁料被人告到了公安局，说他偷听敌台。一天早上，母亲才给三四岁的我穿好衣服，家里竟涌进十多个人，气汹汹地叫嚷说我家之所以要买收音机就会为听台湾广播，要砸我家的熊猫牌收音机。那时一个家庭能拥有收音机是很少有的事情，相当于现在一个家庭买台汽车一般。这是我对那个年代极其清晰地恐怖记忆，在这以后很长时间，我都怕见生人，不敢在生人面前说话。现在想来，那些家伙之所以要砸我家的收音机，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政治气候，恐怕更多的是眼红那台模样很漂亮的收音机。

父亲小时一边读书，一边在日本人开办的农场里做工，那时的日本人是作为征服者来到台湾的，自然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台湾本地人，记得父亲说过日本人的两个特点：一是工作认真，从来不会以差不多，可以了之类的模糊语言，做事情总是做的十分精确细致；另一个是教育孩子的方式，台湾的本土孩子因与日本小孩在一起上学，经常会因语言不和而起冲突，自然台湾本土孩子有地利之优，一旦打起来，吃亏的多是日本小孩。有次，日本农场主的孩子无端辱骂父亲，父亲毫不留情地把那小子揪住就是一顿狠揍，打完后才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不远处！看他们打完那日本父亲方走过来竖着大拇指直夸父亲打架厉害，还问父亲是不是学过什么武术之类和父亲的家庭历史。接着把他儿子就是一顿训斥，意思是无能松包挨打活该之类，完后还让他儿子向父亲行了个鞠躬礼。听父亲说日后也没有因此找过父亲什么麻烦，或向我父亲的家里告过什么状。

这之后，我经常想到父亲讲的这个细节，有个疑问：日本民族是不是崇尚武力征服的民族呢？只要你比他强，他就会甘心俯首地拜下风，象二战时，美国人打日本人打的最狠，两颗刚造出来的原子弹没给德国人用，却首先给日本人用上了，结果把日本人打的心服囗服，现在的日本人最畏惧的不仍是美国人吗？他敢说南京大屠杀是假的，可就是不敢说他战时屠杀美国战俘也是假的，至今还不是跟在美国佬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联想到我们从二三十年代起对日本步步妥协退让，以求安宁，而日本根本不领情，更加步步紧逼，占了东三省，占了平津，还要侵占全中国。还有我们同日本建交后，主动放弃了索要战争赔款，结果呢，日本从一开始不承认侵略，发展到现在连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甚至连无条件投降等都想矢口否认，我们的退让无疑让日本人的气焰得到了最好的助燃剂，他们有了充分蔑视我们的最好理由,我想日本人绝不会因为我们的宽厚而感谢我们的，事实与我们想要的结果正恰恰相反。或许我们对待日本也应该象我父亲痛揍日本小子那样——真如此做的话，可能结果反而会好些。

父亲17岁时，被日本军队征召入伍到一个炮兵部队，成了一个“日本兵”，我父亲的二哥，我的二伯就是被征召入日本军队，1942年战死在上海的。幸好这时美国开始进攻日本本土，日本很快战败投降，父亲才没有走上我二伯的老路，去做一个“日本兵”为日本战死在沙场。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我父亲又随同原部队整建制地转成了国军，1946年开赴大陆参加内战。在国民党军队，因父亲受过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很快提升到炮兵中尉连长。他的部队在山东作战时兵败被俘，在1948年底,父亲又参加了解放军，“日军”——国军——共军，父亲一生因此涂上了神秘复杂的色彩，也预示了他一生悲剧命运的必然结局。

建国后，父亲一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炮兵学校学习，没有到过任何战斗部队，究其原因，不外与他复杂的连他自己也无法说清的日本军队和国军经历有关。尽管如此，在军校学习时，父亲性格和作风稳健沉着，很受部队首长与战友们的喜爱和拥戴，再加上他英俊的面容，是学校里的明星军人，他立功受奖的照片经常被贴在校园里最显眼的位置，吸引了许多到军校来参观的人驻足观看。东北的冬天寒气逼人，每天都是他第一个起床把炉火捅旺，再把战友们的衣服一一放在火墙上烘热后，战友们这才起床穿衣。记得我都上学了，他仍然会收到战友们的书信，和寄来的照片。照片的后面总会写上赠给父亲的亲切思念的话语，足可以想见他的战友们对父亲那绵长的深厚友谊。

我出生时，父亲从部队转业，由东北到了内蒙包头，然后去了内蒙古西部乌达市进行煤矿开发建设，1970年又随煤炭部第87工程处整体调动到了陕西。这不到二十年的光景，是父亲一生中最为曲折阴霾的艰难时刻。作为军人的他，经常会感到有无数怀疑敌视的目光在盯着他，在单位，甚至他领着我们兄妹上街时，都会有人偷偷跟踪，盯梢。他的精神日益疲惫不堪，当年那英俊的青年此时已是满面风霜，神情忧郁，一向身体强健的他，却被接踵而来的病痛折磨得瘦骨嶙峋，病入膏肓。就这样有些人还犹嫌不足，对他的陷害更变本加厉。一次趁他走出办公室之际，把收音机故意调到了台湾的广播上，然后指使人一囗咬定说就是我父亲干的，父亲在他们的疯狂陷害下再也无法支撑病弱的身体，1974年春，突然大囗吐血，送入医院仅三天，就默默地走完了他49年的坎坷人生。

入院后的父亲显然预感到他即将不久于人世，我们终日泪流不止，他却平静如初，从他的目光中，我们看不到一丝异样神情。在弥留之时，他只是静静看着我们，不再说一句话，只到他永远地闭上眼睛那一刻离我们而去。

我再不愿写下父亲死后，我们所经历过的那一段极悲惨的时光。我们一家经常看着父亲遗留的照片赖以度过以泪洗面的艰难日子，照片中父亲那微笑着的英俊面容，才会使我们对生活不致绝望，才会给我们一丝希望。

父亲死后15年的1989年，我的叔父黄绍文从台湾飞赴大陆来看我们全家，这时的我们兄妹都已成家立业。叔父在向父亲骨灰盒三鞠躬后，也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当年我父亲从台湾出征时叔父还没有出生。他出生的消息是父亲在大陆南北征战时接到台湾来信才知道的。但那是我父亲与家乡最后的一次通信了，从此以后，他与台湾音信全无，一直到他去世，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家乡的消息。

我与故乡的联系始于1984年，托一位回国探亲的加拿大华侨向台湾发了第一封家书，那时我的祖母大伯都依然健在，他们都被这封来自大陆有着父亲消息的信震惊了，从此我的祖母一刻不停地催在台的儿孙们要把我们一家接回台湾，遗憾的是直到她去世也未能实现她老人家这个愿望。

叔父在与我们闲聊时看着父亲的遗像，不禁感慨万端，说在家乡花莲，我们黄姓一家男子的英俊是远近有名的，而在父亲的6个兄弟中，最英俊的要属二伯和父亲，可偏偏就他们两人一生中噩运不断：二伯英年早逝，父亲一生曲折坎坷，难道红颜薄命还适用于男性？花莲县政府在五十年代还特为祖母发了褒扬状，褒奖她养育的6个儿子不仅正直勤劳，还个个长得英俊出众，为国家增添了荣誉。叔父说至今那张奖状还在乡下老家中珍藏着，只有在重大家祭或节日时，才会把它摆出来，以示儿孙。

叔父走后，我们按照父亲家乡的祭仪，每年春天都会为父亲上坟扫墓，把他的骨灰放在家乡的朝向东南方，他自21岁时就一别台湾成永诀，不知人死后可真有灵魂，真有阴间？他的灵魂可否归向他日思夜想的故乡，飞回了大海的那一边？我的泪洒在了父亲的骨灰盒上，只有风吹起了我的长发————

归去来兮……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6-3-10　18:23:52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