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从学校回来,差点找不到院门。
塌了多年的院墙被父亲砌了起来。院门换了朝向,多年前院墙还在时,院门开向南面,而现在却是朝西。西面本来是两间猪圈,靠南的一间被拆来开作了院门。这样,我从东边的大路上回来,绕了大半圈,才找到自家的门。而前几年没有院墙的时候,我从路边三步两步就能跨进堂屋里去。在跨进去之前,我还能看见父亲母亲坐在堂屋里吃饭。我粗着嗓子叫一声“爸”、“妈”,他们就会一齐丢下碗筷,接下我的背包,拍拍我肩上一路的风尘。而后母亲去灶屋里盛一碗米饭来,我抓了筷子便与他们一起吃下去。
这一次,我像个陌生人一样走过了横在堂屋门口的那道围墙,是它挡住了我从前进家门的路。我打量着那些土坯砖和砖缝中新鲜的泥巴印迹,心里忐忑着是否家中发生了变故。我敬畏地、小心翼翼地路过了它,终于在西面找到了家的入口。父亲和母亲在堂屋里吃饭,我看不到他们,但我能听到他们讲话的声音。“妈”,我叫了一声。他们应着,从饭桌边扭过头来看我,我已两步跨进了堂屋里。父亲去给我盛饭,母亲没有动身,她病了。
母亲叹一口气,想说什么。父亲就拿眼瞪她,说让我先吃饭。母亲转而说院墙的事,问我砌起来好不好。她说,村里人开玩笑说用土坯砌起来难看,我回来看到,搞不好会把它推掉。我笑了,问他们怎么会想起来砌个院墙,都撂了这么多年了。记得八年前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一中,班主任老师跑了十几里山路来送通知书。他看到我家院落的破败样子,就很是感叹了一番。他说,看来你爸妈是在一心供你读书。这么多年了,我家那栋房子一直是孤零零敞朗朗地立在那儿。我都已经习惯了直接从大路上三蹦两跳地窜进屋子里。母亲说, 是找风水先生看了门相,先生说要围个院子,开个西门。母亲知道我不信这个,她怕我像从前一样说她,赶紧补充了一句“这可不是迷信,城里人都信的”。
饭后我问起母亲的病情,依然是老毛病,但严重起来了,医生都劝她去做手术。母亲说,她宁愿这样病死也不愿去医院开刀。母亲没念过几年书,对手术怀有与生俱来的原始恐惧。她现在敏感到神经质,会无端地胡乱揣测,无端地想到死亡。正是因为活得如此辛苦,她才舍得花五十块钱,请风水先生来看个门相。她说,也许调个门相一切都会好起来。她说她还要活几年,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工作,还没有结婚生子。她一直在做梦抱孙子。在她,这就是一切。
第二天,父亲拿了铁锹去填院门口的那个水池。那个水池在那里有二十多年了,是当初父亲和二伯一锹一锹从平地上挖出来的。十平米大小,水清的时候能洗衣洗菜。我记得它一年一年随季节的涨涨落落。冬天枯水时节, 父亲还要将它淘一淘——即将池底的淤泥掀起来。 而这个冬天,我们要把它填平,全是因为风水先生的一句话。
父亲老了,干着活就会喘气。就在一年以前,我还会硬着脖子跟他吵仗。现在想来,纵然当初有理,也全然是我的不对。我们一起往水池里掀土,父亲把松土让给我掀,自己去挖杨树盘根错节的地方。在他看来,我依然是个小孩子。我很卖力,去填掉这样一个曾经辛辛苦苦挖出来的水池。在每一掀的重复动作中,我曾在这个水池里做过的事都历历在目。在这一池水中,我洗过菜,洗过衣服,洗过澡,还钓过鱼。父亲肯定也能看见这些。但我们毫无遗憾,甚至满怀欢喜。生活中有一些改变是好的,现在父亲和母亲愿意作这些改变,证明他们的心境也是好的。这一点,跟迷信无关。
近几年我们放弃了对这个家的物质改造。我们不想一直孤零零地住在这个山岗上,我们想跟村里的好几户人家一样,搬到镇上去住,放弃这里的几亩薄田和这栋老屋。父母就这样一直凌乱无序地过了这么多年。他们并非是在生活,而仅仅是在生存着。等了这么多年,也许那栋老屋太过孤单,需要把院墙围起来。也许它认为,这才像一个家。
回家这么多天,我习惯了从西门进,从西门出,上厕所要比原先多走几十米的路。我习惯了在原本是水池的地面上走路,走到哪里,会清楚地记得它原来的样子。
母亲说她要赶在年前去王城镇上的庙里拜菩萨。下着雨,要走十几里的泥泞路。我递给她雨伞,说“走慢点”。她惊讶了一下,说以为我会拦着她。我说,有点信仰是好的。她没有听懂,她怎么听得懂“信仰”这个词呢?我又说了一句:妈,这不算迷信。 古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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