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嘱目的成绩。今天的中国人虽然称不上富足，但温饱问题总算解决了，让十三亿人吃饱肚子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称道的政绩。中国人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真正吃饱肚子的时间加起来可能还不到五百年。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在经历了饥寒交煎、红苕当主食的经济困难期后，对今天的中国物质生活的丰富印象深刻。诚然，在邓小平先生等务实派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国的经济和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不和世界上的文明国家比，只和我们的先辈作比较，单从物质生活来说，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已进入了繁荣的盛世。中国今天的物质生活水准也许只有唐帝国的“开元王朝”（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能够与之比肩，用“盛世”来形容应该没有粉饰的成份。

今年回家过春节，年迈的父亲在年夜饭上大发感慨，先是自言自语地唠叨了一番对胡主[xi]和温总理的无限敬意；然后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最后说我们家今天的生活水准连以前的地主富农也无法与之相比，尽管我们家只是贫困县的一户中等农家……

诚然，今天的中国已步入了“中国式的盛世”，比历史上的“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还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邓小平先生等务实派领导人辛勤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人身上蕴藏的巨大复兴潜力的最好见证。但在繁荣的背后，中国人必须看到我们还远没有到达“文明的盛世”。“中国式的盛世”因为下面两个方面的因素，离“文明的盛世”还有相当遥远的一段距离。

一、　今天的盛世只停留在物质生活水准上，国民的精神生活没有跟上物质生活的步伐。和上世级八十年代相比，国民的精神生活水准不但没有提升，在内涵上反而有所下滑。中华文明并没有因为“中国式盛世”的到来而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步。

二、　中国近二十年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因为先前的经济水准过低，就象没有下过化肥的低产田注入适量的技术因素后能迅速增产一样。水温从零度到一百度是很容易上升的，但超过了一百度再想上升就相当困难，除了继续加温外还要采用加压等高难技术。今天的中国经济已走过了自然增长阶段，要想保持经济上的持续增长就得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今天中国经济的科技含量还很低……

中国虽然已进入了盛世，但远没有到“弹冠相庆”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水准，中国人必须拥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必须意识到盛世背后还有很多不容忽视的隐忧。

一、　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还未最终确立。

一个国家民族要想在文明上取得持续性的进步，在经济上“可持续发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也就是得拥有一整套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从而确保走上领导岗位的“权力人物”是全社会最优秀的人物，拥有过人的能力、品格和责任心！偶尔出现一个不称职的“权力人物”也能及时被发现并清除出去，使其危害停留在尽可能低的限度。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套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就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一个光芒万丈的“明君”和一群济世安民的“治世能臣”，也无法保证他们的后继者一样英明称职；甚至无法保证“明君良相”们在任期内一如继往地励精图治。如果后继者出现“昏君贪官”，“英雄”们努力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文明出现停滞或倒退。如果“英雄”们因权力失去制约，就会被“权力”毒害，在执政的后期志得意满，人性的弱点占了上风，他们前期努力的成果也会毁在自己手里。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故事实在太多了。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帝王，他缔造了可以和今天的美国媲美的“贞观盛世”，把中华民族提升为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但他没有改革中国传统落后的极权体制，从而也无法保证他的后继者也和他一样能力超群且纳谏如流，结果他浴血奋战缔造的铁桶江山差一点就断送在儿媳妇手中，后来虽然保住了唐帝国的血脉，但中国人的品格已被武则天空前地毒化了（告密、陷害，残忍、冷血），随之而来的“开元盛世”只停留上物质上，在文明的深度上根本无法和“贞观盛世”相比。李世民的曾孙李隆基也是一个富有能力且勇于负责的英雄帝王，他一手缔造了“小邑犹藏万家室”的“开元盛世”，但他后期被自己拥有的无限权力毒化了，日益懒惰昏庸下去，结果把唐帝国推向了火坑，虽然没有被完全烧死，但残存下来的帝国已千疮百孔，只剩一幅空架子。李隆基本人也在“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的凄凉晚景中苦度残生。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中国的务实派领导人汲取了英雄先辈们的教训，在经济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时开始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试图在中国建立一套科学修明且能良性运转的政治体制，“村官直选”是政治改革上迈出的最坚实的一步。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未最终确立起一整套能够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在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还未确立之前，我们能保证下一代的领导人能象今天的务实派领袖们一样勤政爱民吗？答案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前面还有很艰巨的路要走。

兴家好比针挑土；败家有如浪淘沙。无论我们今天有多么繁荣富强，若碰上真正的败家子也能在一夜间让中国回到二十六年前！因此在一套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确立之前，中国人“展望未来豪情满怀”还为时过早。

二、　官场腐败得不到有效地遏止。

近两年政府重拳出击，贪污腐化“过分”的赃官纷纷落网，连湖北省前省长张国光之流的十多名省部级高官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浏览一下互联网上一长串犯事的贪官政客，就能明白政府在反贪反腐上动了真格，打击贪污腐化的措施不能说不强。我们在庆幸一长串贪官终于恶有恶报时；明眼人又在心底升起了真正的忧虑，因为贪污腐化的现象在我国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部分地方还有逾反逾烈的趋势。按理说张国光等人的教训不能说不深刻，各级政务官的智商大多在中等偏上，应该知道贪污腐化所承担的巨大风险。连省长都落网了，厅长、处长、科长又算得了啥？若被查出有腐败行为还能幻想上面会姑息养奸吗？一个如此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官僚明白不过来，仍在顶风作案，疯狂以权谋私，打着“人民公仆”的幌子犯下一连串伤害国家民族的罪行！难道这些官僚都是“傻子”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帮人的智商虽然与其职位不相称，但也并非“弱智”。难道是我们反腐的机制出了问题？

历史的经验证明：“明君”治贪只能起效于一地一时，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腐败的土壤，形势一变腐败又会卷土重来并甚嚣尘上。历史上对贪污惩治最烈的皇帝是朱元璋，官吏一旦被查出有贪污行为，一律被处以“剥皮”的酷刑，全国各州县都设有“剥皮亭”。按正常逻辑推理，在如此严刑峻法下，明王朝的贪污应该被禁绝，可事实并非如此，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贪污最烈的王朝，以致王朝后期朝野上下难得找到一个真正的“清官”，明王朝就是亡在一群贪官手里。当李自成的农民军团进攻北京时，北京十万城防兵已有五个月没发军晌——全被官吏贪污了！结果十万城防兵霎时叛变，象铁桶一样铸就的北京城未经战斗便告陷落。如果城防兵不叛变，京城攻坚战最少也得持续一个月，这时吴三桂统率的“关、宁铁骑”早以赶到，屯兵坚城已成强弩之末的李自成军团不可能抵挡吴三桂这支生力军，极有可能在内外夹击下崩溃。

近现代东西方文明国家在反贪反腐上卓有成效，他们成功的经验证明：要想从根子上反贪反腐，必须从制度上下功夫，建立一套科学修明的官吏任免升降机制，使腐败分子没有容身之地。在科学的制度下：官吏贪污的动机和概率很小，即使有少量的腐败行为也能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有两处最易被腐败分子利用的“软肋”：一是只对上不对下的“单向负责制”；二是“权力”缺少“行之有效”的制约。如果我是一个官员，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情况下，我就会一心一意地迎合讨好自己的上司，对辖下子民的好恶则漠然视之，即使在良心的召唤下表现出一点“亲民倾向”也是半心半意且有始无终，得有“升官”等个人根本利益不受损害这个前提。为了赢得上司的好感，我就会炮制一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来体现自己富有“能力”；不时给上司“孝敬”点“礼品”来表达自己的“恭顺”和“知恩不忘本”。为了筹措那笔可观的“礼品”，我就会“任人唯亲”以捞取“人事贿赂”；大兴土木以收受“工程回扣”……至于老百性因此怨声载道则不重要，因为他们即无法降我的官也无法阻止我升官。

科学的人事体制是“双向负责制”，在对上负责的同时也对辖下的子民负责，两种责任发生冲突时有法律作出中肯的裁决，在“亲民”的同时不“违宪”也不回避“整体责任”。在双向负责制下，官吏就不会牺牲人民的利益去迎合自己的上司，腐败的概率就会大为降低。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能成事也能坏事。不受制约的权力则是一柄“两头尖的剑”，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自身，只能坏事不能成事。我国目前制约权力的手段不能说是行之有效的，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制约乏术。缺少有效制约的权力很容易毒害官员的品格，使其从早期的“良臣”变为后期的“奸臣”。我认识的一位县级局的“一把手”，上任之初连送子女上学用趟公车都要注意影响；现在大把挥霍公款也心安理得，从潜意识里认定局里的钱他有绝对的支配权，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花完了再督促工作人员到下面去“创收”……

中国官场的腐败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和历史相比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只需看一组历史数据就不得而知。我们不和政治修明的李世民王朝相比；只和最没落的袁世凯王朝对比。袁世凯王朝贪污500两银子就一律判死刑，相当于北大教授一个半月的薪水。那时袁世凯开给孙中山的年薪是三十万两银子。

三、　蔓延全社会的“享乐主义”。

我居住的那座城市有四个怪现象：一是有条件的成年公民很难找出一个不赌牌的；二是离婚率很高，且离异的夫妇有很多不管子女，只顾自己找乐子；三是相当一部分有点姿色的白领女性在第一次婚姻失败后选择同居不结婚的生活方式，因为家庭意味着“责任”，她们不想承担责任；四是看书成了学生的专利，成年公民一年难得读上一本书。上述怪现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只是个别行为，今天则成为全社会的时尚，说明“享乐主义”在这座城市蔓延的速度很快，目前已到了相当危险不能不引起全社会重视的地步。

去年冬天我去过国内的很多城市，发现上述怪现象并非我们城市所独有，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说明“享乐主义”已蔓延成为一股全国性的社会风潮。在荆州古城前，我想起谭祠同在壮游时期写的一首诗：“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依旧，人民复非。”突然感觉到英雄先辈的这几句话象是针对我们的，心底顿时掠过一丝冷气。

一个国家的公民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责任心”，小则对自己和家庭承担责任；大则对国家社会勇于负责；也就是古圣先贤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今天的国民在“修身”方面作得怎样，“一日三省其身了吗”？孝敬父母教化子孙了吗？对社会尽责任了吗？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答案应该是悲哀的：长年不读书何以“修身”？离异后不管子女何以教化子孙？嗜赌如命又何以对社会尽责？更为悲哀的是：在我们城市，极少数拥有正常思维肯对家庭社会负责的另类人士被社会孤立起来了，成为占绝大多数赌民嘲弄的对象，不但被别人嘲弄，还被自己的亲人嘲弄，嗜赌的妻子在麻将散场后和别的赌友红杏出墙，暗中给他带上一顶绿帽子。

享乐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纵欲”，放纵不合理的欲望，尤其是对“食欲性欲”不加节制。只要自己感官快乐，不顾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的饮食文化早以享誉全球，以至中国人出外谋生的主要方式居然是开餐馆。在“性文化”方面中国人也后来居上，遍布大街小巷的“色情发廊”和呈直线上升的离婚率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女青年回家过春节，被国内纸醉金迷的生活弄得差一点迷失了本性，下面是她回日本后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则文字：

“这段时间的我，感觉自己只空有一副壳。一个多月，有近一半的时间是灯红酒绿。时间久了感觉自己身上有种风尘有种颓废。不过还好我又回日本了。这里的宁静可以洗刷我。我买了很多书带回来，我把它们铺在我床的周围，晚上静静的看，我的床是浴缸，那些书就是泡在浴缸里的花瓣。我希望久了我的身上会散发出阵阵书香，而不是披满霓红……”　“文明”的内涵就是“节制欲望”，如果欲望得不到适度的节制，社会的和谐就会被破坏，人类就会倒退到动物的状态。文明的强制力一旦放松，人类原始的兽性就显露出来，少数试图扭转颓势的志士仁人，会因为大多数人的颓废而成为牺牲品。

四、　不爱思考的年青一代。

我很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段时光。那时的中国虽没有现在这样富庶，但全社会充满了求知的渴望，年轻人喜欢思考且富有进取精神。那时刚毕业的大学生除了工作外，八小时之外的时间也排得满满的，看书是最经常的消遣，运动和下棋则是最主要的娱乐形式……我今天拥有的知识只有极少的部分是在大学里学到的，绝大部分是走出校门后在八小时之外刻苦自修的。

与蔓延全社会的享乐主义相适应，今天的年青人进取精神已大不如前，懒散和追求低级的官能享受取代了看书健身，麻将和卡拉0k则是最经常的娱乐形式。如果是普通的青年到还罢了，问题是大学生也一样不求进取不爱思考。今天的大学生走出校门后大多忙于赚钱和“过于实在”的东西，如果不是“考研”等实在的目标，继续看书自修者极为鲜见。因为一年到头难得看上一本有深度的书，大学生也普遍染上了“不爱思考”的社会通病，遇事没有自己的见解，随波逐流人云也云者不再是个别现象。一群大学生在没了解事情的真相并进行冷静地分析前，跟在舆论后面起哄并大呼口号的现象在大学集中的通都大邑已不是什么新闻了。这种文化人盲从起哄的景象真是中国的一大奇观，在西方文明国家也有群众瞎起哄的现象（如法国），但仅限于知识层次较低的普通市民，受过高等教育者极少有这种群体性的盲动倾向。

因为不爱思考，大学生“理想”的成份减少了；“世故”者则越来越多，逐渐沾染上了文明所不耻的那些秉性，习惯了自己先前所憎恶的“求官逐利”，习惯了恣情纵欲的享乐生活。

前两年我们单位分来了一位大学生，因为我是他上司的缘故，他老弟每天上班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动来打扫我的办公室，把办公桌清理得一尘不染，并为我的口杯加上茶掺上水……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从未见他看过与业务相关的书藉，就更不用说与业务无关的文、史、哲等纯思维性的书了；工作上也没有任何主见。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后，我实在沉不住气了，就把他叫来我的办公室，告诉他清扫办公室掺茶倒水不是一个大学生的份内工作，他目前最紧要的就是把属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八小时之外多读点有益身心的书，多学点本领和技能……他的回答是带着一脸的困惑出了门，第二天没再来清扫我的办公室，但却进了另一个领导（文革时期撺起来的土肥佬）的办公室，继续对“清扫整理”乐此不疲，依旧没有看过一本书。两年后，这位老弟顺利提干升官了，但我每次看到他时总感到这个大学生有点“可怜”，四年的大学算是白念了。

大学历来是孕育思想、科学、艺术的神对殿堂；可今天的大学则孕育出了数以千计的“愤青”和“追星族”——一个不爱思考的群体。

五、　信仰危机和品格的下滑。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信仰的民族，因此古往今来的中国都不曾出现过西方式的宗教狂热，也无法理解西人的宗教感情，更无法形成影响全社会的宗教势力。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信仰儒教，儒家经典的“忠、孝、节、义”成为人们崇尚的行为准则；也维持国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上世纪的中国人信仰形形色色的“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也因此涌现出许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英雄人物”。今天的中国儒教已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共产主义”信仰也成为少数人口头上的装饰品。国人旧有的信仰已不复存在；新的信仰还不知道在哪里？于是出现了蔓延全社会的“信仰危机”。人一旦没有信仰，就会失去理想和人生目标，就会感到生活越来越没有意义……

与信仰危机相对应的是人性扭曲和品格下滑。没有信仰的个体或群体看不到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只看得见眼前的急功近利，并为追逐功利不怿手段，从而导致国人品格的整体下滑。具体表现在工商界的恶性竞争；官场的相互倾轧；文化知识界的“有奶便是娘”；为了钱权不惜牺牲人性的尊严……

一辆货车在湖南地段出了车祸，附近的百姓竟然没有一人去抢救躺在血泊中生命垂危的司乘人员，相反一窝蜂地去哄抢车上的货物……

一名歹徒在卧铺车厢多次公开强j*女青年，列车上的乘客、乘务员和乘警竟然没有一人上前制止，哥哥竟然目睹亲妹妹被强j*而噤若寒蝉……

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如果是个别现象也许用不着大惊小怪；若是群体所为且没有例外就是全社会的灾难了。孤弱的个体面对暴行不敢见义勇为还情有可愿；若是力量占绝对优势的群体面对暴行也无动于衷，这个群体就和暴徒没什么两样，甚至连暴徒都不如！

中国人的品格不能再下滑了，如果突破道德底线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六、　社会价值取向上的急功近利。

中国近几年的矿难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矿难竟然是英、美的一百多倍；甚至是经济远不如中国的印度的十几倍，不能不让人触目惊心。矿难的调查统计资料表明：绝大多数矿难都是发生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小型煤矿。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数据的增长；为了眼前的急功近利，不惜对地下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采，并且不顾矿工的生命安全，为“多出煤快出煤”忽视最基本的安全措施。中央政府为了从根本上减少矿难，多次下文要求各地关闭大批存在安全隐患的小煤矿。可地方政府为了多挖几个钱，对中央下达的政令阳奉阴违，变着法子让小煤矿“土法上马”，继续拿矿工的生命“开玩笑”。有些已经明令关闭的小煤矿，地方权力机构又给其签发“试生产”的批文，结果更大的矿难发生了……

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不仅表现在对地下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上；也表现在对地上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上，结果引发大面积的生态灾难。

去年秋天我一人去北方旅行，从河西走廊经巴丹吉林沙漠、贺兰山、宁夏、鄂尔多斯到沟壑纵横的陕北黄土高原，沿途的荒凉景象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号称“塞上江南”的河西走廊除了砂碛外就是戈壁；从居延海到阿拉善左棋的六百里公路两旁只能看见星星点点的衰草；古三边的所在地因为过度放牧尘土飞扬；陕北的崇山峻岭难得见到一棵象样的树。最为触目惊心的则是贺兰山，山坡上连草也难得见到一颗，满眼皆是裸露的黄土……这些地方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也走过一次，那时虽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丽景象，但成片的草地则随处可见。从那时到现在只不过二十年光景，中国人为何把那片辽阔的土地弄成今天那幅惨不忍睹的模样呢？在鄂尔多斯，我听说日本人在那里开了一家毛纺厂，早期高价收购羊毛。于是各地大量养羊，尤其是山羊，丝毫也不顾大量放牧山羊会破坏生态，因为山羊这动物不但吃地上的草，还吃草根，过度放牧山羊的地方常常寸草不生。几年后，牧民养的羊翻了好几倍，日本羊毛的收购价也下跌了好几倍，牧民的收入并没有因多养羊而增长，草原的生态则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羊没有草吃，只好去吃别的羊身上的毛，于是牧民给羊穿上各式各样的“花衣裳”……

这是一道多么悲剧性的景观！

从鄂尔多斯毛纺厂联想到日本在中国大量进口一次性木筷，不能不痛恨日本人的“险恶用心”！但如果我们不“急功近利”，日本人的阴谋能得逞吗？归根到底始作甬者还是我们自己！

七、　日益增长的贫富悬殊。

2005年8月26日《时代财经》刊出文章《中国富人在美国：挥金如土美国邻居看傻了眼》，还有两则消息也十分引人注目：一则出自2005年8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题为《上海最贵豪宅被动捂盘，每平米定价十万超过纽约》；另一则是刊登在2005年8月16日《国际先驱导报》，题为《神秘中国人1·3亿美元欲买‘世界第一豪宅’》……

近年来，不断有西方媒体报道中国人在欧美国家一掷万金，购买世界顶级消费品：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顶级旗舰车——迈巴赫在德国起价10万欧元，至今未卖出一部，而北京街上却有了6部。　2002年6月，本特利落户北京赛特购物中心，拉开了顶级豪车掘金京城的序幕。一年半之内，该店共售出20多辆本特利，其中3辆是售价998万元的特长车，剩下的一半是售价368万元标准型，一半是售价468万元的加长型……

与上述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今天的中国仍有相当多的中小学生因交不起学费中途缀学，幼小的身躯过早地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不少大学生靠假期从事繁重的体力活来换取昂贵的学费：不少农民生病无钱医治，“小病抗、大病拖”，最后被本来很容易治好的普通疾病送掉性命；不少城镇下岗工人为了生存，不惜放下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尊严，让妻子去娱乐场所作“三陪小姐”，自己给自己戴上一顶“绿帽子”……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贫富分化”；九十年代后则出现了“贫富悬殊”。尤其是近十年，中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了一个“超级富豪”群体。2003年中国有近3000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亿万富翁；2005年亿万富翁的数据则猛增至50000人，其中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超级富豪达到200人以上？！

与上述数据相对应的是：中国目前农村仍有9000万至15000万的贫困人口。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中国社会目前依旧有15000万人至21000万的贫困人口。

新世纪的中国，财富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占城市人口10％的富人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50％；占城市人口10％的穷人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少数人占有了大部分财富，多数人却只有少数财富。

如果富人的财富是靠邓小平先生所说的“勤劳和智慧”积累起来的，“贫富分化”对国家和社会也许酿不成太大的危险，“正当财富”虽然能招来人们的嫉妒；但也不易招致全社会的“仇视”，就象很少有人会嫉恨奥运会金牌得主一夜间成为百万富翁一样。问题是中国富人的财富有几成是通过正当手段积累起来的？这个问题不用我来回答，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心中有了答案。

中国富豪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财富是靠钻“制度”时空子聚敛的“不义之财”。我国现阶段还没有适宜的价值理论，也没有有效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对财富的不公平分配，于是官商勾结挪用国有资产或侵吞公共财产，甚至变相掠夺他人财产的现象比比皆是。我国暴发户中的相当部分属于这类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靠非正当手段聚的财富缺乏安全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官僚们发财之后尽快把财产转移到西方的原因；中国富人们无从谈“恒心”，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财富能否守住，所以拼命恣情纵欲，象末世赌徒一样“包二奶，豪赌，挥霍无度，文物豪藏……”。

我国的贫富悬殊早已超过了联合国规定的警界线，如果我们不尽早改革“分配制度”，在“社会公平”上花大气力，我国的贫富悬殊会进一步拉大，中国的现代化会节外生枝，“拉美恶梦”就会在中国重演，国家民族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八、　官本位文化和官僚主义。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官”来定位，“当官”是“有能力”和“受尊重”的标志；“官本位文化”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我在《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里有较为详尽的描述。

中国现在正处于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官本位文化”是中华文明最为丑陋的部分，与现代化不能并存，中国要想顺利过渡到现代文明国家，就必须从根子上铲除“官本位文化”。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和十年前相比，“官本位文化”不但没有任何淡化的迹象；相反还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滋长蔓延。

我的目光再次转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的中国普遍尊崇“科学和文学”，在科学技术和文学上有特殊贡献的人是“天之骄子”，陈景润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才会被重视并得到全社会的尊敬；若是在今天他注定会打一辈子光棍，不被人们视为“傻冒”就已经算是上等的运气了。“官本位”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那时我在一个乡镇卫生院工作，上了三年班还不知道这个区的区委书记（比现在的镇委书记还要高半纪）是谁，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是我的病人，一人来院就诊，院长和他淡淡地打了声招呼后就一头钻进手术室作手术去了……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度淡化的“官本位文化”在中国卷土重来，并且以压过一切的态势在短期内聚敛到不可思议的厚度。且不说今天的镇委书记走到哪里前呼后拥，连一个贫困村从未离开过农活的村委书记出门也威风八面，并且一年到头难得下一次农田。我先前工作的那个乡镇院院长数目翻了几番，每个院长也绝不看病作手术，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和镇领导、上级主管局领导套近乎，如果镇领导来看病就为他们当“侍从”，把他们侍候得舒舒服服。纯消费的领导增加了，但医院的业务收入并没有实质性的增长。乡镇院医务人员八十年代在镇里是高收入阶层；今天则转为低收入阶层，院长们把业务收入拿去挥霍了；就只有克扣医务人员的工资了，这种作法在内地很多国营企事业单位好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十年前我有几个意气相投自认为是“社会精英”的大学生朋友，他们的才能都在我之上，当初也曾立志要在思想文化和自己的岗位上干出令世人嘱目的成就。今天这些朋友都离我而去了，他们都从政当官去了，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继续看病爬格子。他们的能力在官场上得到了印证，最差劲的也干到了乡镇的一把手，出门有进口豪华公车代步，在办公室有漂亮小蜜丰富生活，在家有人送钱送烟送酒……我并不是说有才能的人从政当官有什么不好，但如果有才能的人全涌进通向官场的那道狭缝，谁来搞科学发明？谁来辉煌我们的民族文化？谁来提升我们的民族？如果只有“升官发财”者才被社会认同“有能力”，谁还有热情和耐心去蹲实践室或坐在斗室里爬格子？去年大学生争相报告公务员，各大媒体以火热的文字争相称道时，有谁意识到“官本位文化”的阴影无处不在，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力？

与“官本位文化”配套的是“官僚主义”。有人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一不是封建主义；二不是资本主义；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主义”。这位先生的说法虽然有点以偏概全，但并非胡说八道。“官僚主义”的危害相信每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得到，就不用我在这里赘述了。

九、教育产业化带来的社会危机。

文明国家都把教育当成社会福利来办，义务教育学生不用掏一分钱，不少国家连校服和午餐也是国家免费提供。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作得怎样呢？上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没得说，那时我上大学从学费到吃饭、看病自己没掏一分钱，学校还主动为我这个贫困生定制了两套棉衣和一床棉被。那时国家每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费60个农民劳动一年的价值。那时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虽然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学杂费，但多半是象征性的，国民负担起来并不感到吃力。九十年代推行的“教育改革”，在国立大学读书的学生全部自费，和西方的私立大学一样。自那以后，天文数字的学费成为普通国民最为沉重的负担。从广大农村到城市普通工薪阶层，一旦有子女考上大学，父母辛苦劳动一生，省吃俭用存下来的一点钱倾刻间进了学校的帐户，为了完成学业还要到处借钱。我们老家考上大学的家庭，不但要花光自家的全部积蓄，还要借光亲戚家的全部积蓄，这时父母若是得了重病就只能躺在床上等死……很明显，国立大学不再把教育当成福利来办，甚至有不少大学把教育当成产业办，把教育当成赚钱的营生？在广大国民因子女上大学致贫的同时，大学也成了腐败的阵地和养闲人的后院。有些大学平均每一个教职工只配有三名学生，这不是研究生院是什么？至于中小学义务教育，国家正在采取有效的措施承担义务，这是一个惊人的进步，但愿能把“义务教育”落到实处。

中国教育有几个怪现象：

一、　中国教育的财政投入偏低，前两年有少数县级政府居然未给义务教育拔一分钱；但公民承担的教育费用却是世界上最高的。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和城市工薪阶层，子女教育成为公民最沉重的经济负担，学校几乎掏空了大多数家庭的钱袋。难怪有人说行政、司法腐败只使部分家庭陷入贫穷；教育腐败则使中国绝大多数家庭陷入贫穷。

二、　大学学费与教育质量成反比。教育质量越低的大学学费反而越高，清华、北大的学费在全国一直处于低位；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狗屁大学则收取天文数字的学费。中国有很多三流大学是高校学费攀高的罪魁祸首，它们的主要职能也许不是办教育，而是变着法子从学生口袋里捞钱。真不知这样的大学当初是怎么批准下来的？

三、　高考成绩与收到录取书的数量成反比。分数高的学生只收到一份高校录取能知书；分数低的学生则收到至少两份以上的录取通知书。我同事的儿子高考只考了区区200分；可前后共收到15份高校录取通知书。

四、　中学教师的主要精力不是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而是编写狗屁不值的“辅教资料”。这些辅教资料几乎全部靠抄袭，内容千篇一律，可全部被老师高价摊派给学生。

五、　不少中学的老师在学生的正规学时内复习写作业；新课则安排在晚自习和假期补课时上。原因是晚自习和假期上新课是要额外收取补课费的。补课名义上是自愿，可在补课时上新课，学生还能“自愿”吗？

…………

一千三百年前的唐帝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最伟大的国度，国际影响远远超过以前的“文景盛世”和以后的“康乾盛世”，最根本的原因是唐帝国不仅是物质的盛世；同时也是文化的盛世。中华民族不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同时也是文明水准最高的。中国今天的盛世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物质上，只有进一步转为“文化的盛世”，中华文明才能战胜狂风聚雨，使“盛世”能够长久延续下去，不象“康乾盛世”那样昙花一现，中华民族才会跃升为世界上真正文明先进的民族。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处于“盛世”的中国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得有足够的忧患意识！

二00六年三月六日

本文已被编辑[吟媚]于2006-3-7　11:29:5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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