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二次下乡时，在舅爷家过的春节，才知城里和乡下的二月二的区别那是相当的大。

城里的春节早没有自家杀猪宰羊那样隆重了，二月二更简单得很。只有人丁兴旺的人家才买生猪头来二月二烀着吃；普通之家只在当天买些熟头肉吃了了事。讲究些的人家会在这天带着男孩子去理发，寓意为剃龙头，所以这天理发和正月初七卖面条的生意一样红火；当时女孩子都留着长长的大辫子舍不得剪，只好赶在这天早晨洗一洗，寓意为洗龙头；总算能把自己孩子的头和龙勉强上了关系，以寄望自己的孩子沾点龙的精神。

而乡下的二月二却更富节日的气息。老话:二月二龙抬头，吃猪头抬龙头。这天除了吃猪头外，乡下还有扭秧歌、耍龙灯等，要闹一天一夜。至此，一年一度的春节才算结束。

从很小时开始，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晚上，舅爷就开始做好明早引龙到家的准备。先从做饭的大灶坑里取出适量的玉米杆灰装入土蓝中。初二天才蒙蒙亮，他已经穿戴整齐，提着土蓝子直奔井边。撒一些灰在井旁的地上，沿一条直线从井边一直撒到他家大门口，进院后，画上一幅龙头的图案，俗称“二月二龙到家”。谁家是第一个引龙者，谁家这一年就最旺盛。勤劳的舅爷一直是他们村每年的第一位引龙人，他们的日子却过得一点都不旺。

舅奶生了四男两女，三儿子很小就扔了。在那个“人多好干活”“一年就多生出个陕西省”的年月，乡下一家人五个孩子算人丁不旺了。大儿子书念得好，高中考入城里的省重点中学校。为了不耽误孩子念书，舅爷每月扛着三十斤的玉米步行送到城里的学校去。三年自然灾害的六一年，高校最大限度压缩招生指标，大儿子高考名落孙山。万般无奈回乡却务不了农，空有满腹学问，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虎落平阳被犬欺。舅爷千方百计才给他说上个离过婚的。媳妇很快生得一双儿女，一家四口人的负担都沉重地压在舅爷的肩上。尽管舅爷拳大脚踢，怎奈只他好汉一条无帮无助，日子过得很不好。大儿子直到78年恢复高考才当上带课老师，能独立生活了，几年后转的正，工资多了就在媳妇的怂恿下分家另过自己富足的日子去了。连过年过节也空着手来吃饭。二儿子渐长渐大，普通农民一个嘴又笨，家境又拮据，快三十了才说了个因结婚两年有余而生不出孩子被休回娘家的胖女人为妻。媳妇到家不足四个月就顺利产下一个足月的男孩，孩子显然是前夫的，可惜不足周岁就夭折了。小儿子很小就跟一个老瓦匠学徒，后来成了一出色的瓦匠，二十出头就取上一个妩媚的媳妇，白净脸上长着一双迷离的眼睛，很耐人寻味，也很招村里不安分男人的喜欢。

儿子们各过各的或富裕或贫寒的日子，和老父老母无关。舅爷病重我回去看时，老两口仍然住在我去住过的低矮窄小的土坯草房里。

当时农村无论多贫的家庭，都要用剩饭剩菜喂养几只鸡，一头猪和一条狗。用母鸡的屁股换一年的零用钱，公鸡和猪一样过年吃肉，忠实的狗看家护院。每年的腊月中旬，家家户户开始杀猪宰鸡。都把猪头好好地保存下来。为了保鲜，要往猪头上一遍遍地浇冷水，使其外面冻厚厚的一层冰后，埋在雪堆里。到二月初一，舅奶从雪堆里扒出猪头缓开，用火烤去猪毛，坑凹处的毛用烧红的炉钩子才能出溜干净。然后加作料用小火慢慢烀熟炖烂。

二月二这天，舅奶将香喷喷的猪头肉分割成耳朵、舌头、拱嘴、大脑等摆上桌。小叔叔伸筷子去夹时，舅奶奶对小孩子下了禁实令：猪耳朵不能吃，吃了耳朵软，长大没主见；嘴和舌头不能吃，吃了多嘴多舌讨人嫌；猪脑子更不能吃，吃完了笨。听了舅奶的话，我们小孩都急得哭着说：“难道这猪头上就没有让我们小孩子吃的吗？”舅奶说：“你们别急，猪头里有块骨头象鸟一样。”舅奶先取出小鸟给我们看，又切了一大盘猪脸，让我们蘸蒜泥吃，历尽周折终于吃上了美味，我们才都破涕为笑。

天黑了，我又缠着舅爷做冰灯。终于有人喜欢他的发明，舅爷高兴地带着我去做。在院门旁的一块空地上，放一块中间定着钉子的板子，板子上竖一个无底的大圆桶，向桶里灌满水，等水沿着桶壁冻上很厚的一层冰时，倒净水，一个简洁的冰灯就完成了。在中央的钉子上插根蜡烛，点着，灯就照亮了周围很小的一块。它却是全屯子惟一的，那时哈尔滨也还没有。

做完冰灯，舅爷带我去看扭秧歌。我第一次看耍龙灯，拿龙尾巴的竟然是我老舅爷家的一个叔叔，我和他那么熟，他却从没提起过。拿龙头的是叔叔的好朋友，这屯的民兵连长。那条放在地上憋憋的黄布围成的龙，在他们灵巧的双手下，竟然真的一样在翻腾打滚。龙后面跟着很多非常高的扭秧歌的人，他们走近了才知，都站在半米来高的木庄上，叫踩高跷。里面有一张我熟悉的黑黑的脸，原来是大舅爷的二儿子，嘴木讷的叔叔腿灵活着呐，高跷踩的稳稳地，红红绿绿的扇子也舞得很地道。真令我大开眼界。

看完秧歌回来，蜡烛已经烧完了，舅爷看我眼巴巴地看着那灯不走，只好又换了根红蜡烛。我躺在暖暖硬实的土炕上，隔着窗户纸，隐隐约约地看了很久那亮在贫寒生活里浪漫的灯，才慢慢睡去。

那灯和做灯人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