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我们都知道“第三者”这一角色。这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它之所以为中国人所不齿，是因为它是家庭的杀手。一个家庭，只要出现了“第三者”，便立即陷入痛苦仇恨的争吵之中，甚至于走向解体。

我们的话语也似乎是一个家庭，如果出现了“第三话”，情况就会绝然相反。它就会由吵闹转向死寂，使真理渐渐走向绝地,无法生存。

自从人类发明并使用话语后，我们的话语便由真话和假话两大因素组成一个和谐完整的话语体系。如果说，真话是“阳”，假话便是“阴”，阴阳融合，使话语形成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能够不断地发展变化。阴阳碰撞，形成思想的火花，点燃人类的文明之火。

对于外族外国的情形，我不甚了解，也不感觉兴趣。我只细心地观察了中国的话语体系的发展过程和现状。令我惊异的是，中国话语中阴阳碰撞，也就是真话和假话的交锋，往深处说是真理与谬误的争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渐趋寂灭和衰颓，竟至于寂然无声了。诗人龚自珍说“万马齐喑竞可哀”。当一切声音都沉寂的时候，即使是一只猪在睡梦中无意的一声呼噜也有可能成为主宰社会的真理的妙音。

这是一个令人恐怖不安的现象。真话与假话拒绝碰撞，真理与谬误握手言欢，于是思想不再碰撞产生火花，真理与谬误不再磨擦生热生电，文明之火还能燃烧多久？这一问题谁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难道在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后，文明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竟已让谬误自动绝迹，人类已完全归顺于绝对真理的旗帜下了么？

我觉得并没有这么乐观的任何理由。对于话语的经验和理解，我一向只有“真话”和“假话”之分，除此之外再无“第三话”了。就象婚姻里只有丈夫和妻子之分，再无“第三者”的存在一样。

可不幸的是，“第三者”是客观的存在；“第三话”也是客观的存在。所不同的是，“第三者”是引起婚姻中的争吵甚至解体的祸根；而“第三话”则消弥真话和假话间的争论碰撞，它将真理与谬误一起融化，再进行蜜里调油的混合，制造出一种无声无息的颓废和萧条来。

什么是“第三话”？

顾名思义，“第三话”是指真话和假话之外的话，那就是空话废话。就象中国人通常所说的胡说八道所带出来的话。如“我爱你，好象老鼠爱大米”，这可谓“第三话”的精典。还有，如超级女生。这类的“第三话”是无可抗拒，也无可争论的。它们是虚无、是流浪，甚至是话语的放逐。它们无真实与虚假之辩，只有空虚的无可借力和无可依附。

空话、大话、废话等，它们都应归于“第三话”范畴。它们的特性是圆转流滑，无可着力，无可置辩，也无可依附，更无可考证。就象武侠小说中的空明拳和太极拳，其窍门在于运虚御实，以空当强，圆转不断。

“第三话”的危害远甚于假话。假话着于形迹，很容易让人警觉识破和揭穿，它的有形有迹使它容易和真话相撞，并发出真理的火花。空话和废话等则无形无迹，最多象一股阴风四处游荡，它所到之处，凄凄恻恻，一片空茫，让人失去了反抗和驳斥的能力。真话假话都有根，而空话废话是无根的。

假话的盛行是因为社会精神的整体堕落。只要真理抬头，就可以扫荡假话。空话废话的盛行则是源于社会精神的整体错乱。它象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毫无意识，毫无意义，简直是不可理喻，即使是真理碰上它，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气。就如同和一个精神病患者，你能和他讲道理么？

假话盛行于精神堕落的年代，这很容易理解。空话盛行于精神错乱年代，这就有些让人不解了。社会精神怎么会错乱呢？这一点我一时也弄不明白，只能说明一点特征来。当人类整体的理想和理智丧失后，人类精神失去必要的依托后，社会精神就会出现错乱的症状。

人类精神常常会进入一种空茫失落的境界。在这一时期，旧的理想观念被毁弃，新的理想观念还没有产生或还没有为人民所接受，所有人便狂乱地抓住能抓住的一切，作为人生的寄托。于是理想信念五花八门，互相矛盾，必然会使社会整体精神发生错乱。社会自然而然成了患有精神病的社会，时代也显示出精神病患者的症状。于是，有人便哀叹，疯狂的社会，疯狂的时代。

一个疯子赤身luo体地在大街上连走边嚣张地说，我是玉皇大帝。你能上前去与他理论一番，让他相信他所说的是空话和废话么?一个少男或少女,追在一个只会装腔作势地蹦跳几下或哼亨几声的人后面,如痴似狂地流泪尖叫,你能劝他(她)保持冷静么?一个当官的在台上口沫四溅地说着漂亮动听的口号式的话时,你能让他停下来去做些实实在在的善事么?报纸上赫然登出亩产过万斤的昏话时,你能让他们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么?

很多到过中国的外国人一致认为，中国人崇尚空谈，中国人自己也这么认为。我一直认为中国人象大肚弥勒佛一样地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中国人在包容一切时，也嘲笑一切。嘲笑一切为中国人的空谈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中国人在人际关系的应酬中，光是空泛虚伪的客套话就可以和你说上一整天且毫无倦意。一个当官的说起空话废话来，长江也可为之堵塞。

婚姻的结合，产生的是新生儿；真话与假话的结合最终导致真理的问世。空话废话是插足于真话与假话之间的第三者，它离间了真话与假话的关系，使话语体系走向崩溃。寻求空话废话的来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真话来源于真相真理，假话来源于对真相真理的背叛，空话则来源于社会精神的错乱，人们对人的精神病颇有研究，可是一直没有人对社会精神的错乱进行过研究。政治家们无暇顾及，历史学家也似乎越出了研究范围。这是一个等待立项的学科。

我只能从中国人的说话这一方面入手，稍做一些浅薄的分析。

中国人的说话，是很经历过一些艰难曲折之路的。中国的话语象岩石缝里的小草，艰难顽强地生存生长着。

有史记载的说话劫难发生在周朝。周厉王荒淫残暴，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有势利小人为了讨好周厉王，忙向周厉王汇报，周厉王便派爪牙散布民间，将口出怨言的人捉了砍头。弄得百姓不敢说话，在路上见到熟人，连招呼也不敢打，只使眼色会意。

这种情形的出现，一是因为当时人纯朴老实，不说假话；二是因为当时语言还没发展到现在这样的程度，人民不会说假话，更不知还有空话废话，所以只好不说话，只好用眉目传情了。很多人认为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人渐渐走向虚伪堕落，似乎有点道理。

再接下来的一场话语浩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搞了一场文字狱。但国人对话语最大最激烈的背叛和围剿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前期。这场运动几乎消灭了话语的个性差异，使话语趋向大同。

近十亿人每天说着同样的话，那可真是奇观了。任何的口误都可招致杀身之祸。一次一个村里开忆苦思甜大会，让一个老贫民讲述他的苦难经历，老贫民七十多岁了，在干部们的启发下拼命回忆，说，要说我吃的苦真是太多了，但最苦的是一九六○年的饥荒。仅这一句话，这位老贫民最后被逼上吊了，这是中国祸从口出的绝好例证。

以此看来，中国话语的变异，从说真话，演变到说假话，再变异到说空话废话，实在是人们趋利避祸的天性所致。祸从何来？很多人将其归于领袖和政府，其实这不公平。正确的观点是祸从势利小人那里来的。

领袖们都是些极有见识的人，不会闲得无聊去管百姓的说话。但一些势利小人为了讨好献媚上司，他们不仅自己在上司面前说好听的，而且还希望下面的人也跟着说好听的。他说好听的是讨好上司，他镇压说真话的百姓也是了为讨好上司。周厉王的防民之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现代的文革，都不是最高领导层干的，而是下面的势利小人们干的。

文革时，有一个叫张志新的敢说真话，被下面那些想讨好江青等的势利小人捉了判以死刑。在执行死刑时，势利小人们怕张志新刑前说真话，煞费苦心。他们请来最好的医生，将张志新的气管割断，安上吸气管，然后再押赴刑场，公开枪决。事后这些小人们跑去向江青表功讨好，江青冷冷地给他们一个嗤之以鼻，让他们热脸擦了冷屁股。

当然了，领袖们也是人，也爱听好话的，哪怕明知好话是假的，心里也舒坦，他们也讨厌难听的真话，但他们也深知真话虽然难听，却含有真理，正所谓忠言逆耳。他们不会愚蠢到要防民之口的。真正防民之口的是那些下面想讨好上面的势利小人们。这些人为了让上司高兴，自己多得点好处，便处处围追堵截百姓的真话，真的堵不住，就坑害说真话的人。

这种小人处处都是。他们一方面只说上司爱听的话，另一方面对上司的话随声附和，从不管那些话是对是错。不知何朝，有一个太监很会讨好皇上。一次皇上放了一个屁，那太监赶紧用衣襟去接，说是要将御屁拿回家里去供奉起来。只是后来在毒杀皇上时，这位太监立了首功。我一直认为，疯狂讨好主人的奴才是最不忠诚的奴才，是怀有异心的奴才，这异心便是他的势利心。他们讨好主子的手段只有两种，一是媚上，一是欺下。不准百姓说真话之类的行为和将御屁带回家奉供是同样令人恶心的。

我也曾有过被这类势利小人进行围追的经历。那是十多年前，我应约给一家海外报纸写篇评论，在邮寄过程中被检查人员截留。他们兴师动众地找上门来，说：要抓人。

我问：为什么？

回答是：你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说：我只是说了心里的真实想法而已。

回答是：这些话是违法的。

我听了大吃一惊，心想，天啊，说说真话是违法的了。我苦着脸说，那你要我说假话么。

回答很粗暴：谁叫你说假话了。

我说，那就是不让我说话了。

回答是：谁不让你说话了。

我有些生气：那你要我怎么说。

这次态度好一些：上面怎么说，你就怎么说。

我摇头：那些我不爱听，更不爱说。

他们便开导我说，那你就说说歌星，说说足球，那样，既受欢迎，又能赚钱。

我说，那不是说废话么。

他们笑了起来，说，你总算开窍了。

我突然发现自己真的十分愚笨，只知道天下话分为真话和假话，而不知道还有空话和废话。

腐败分子们一面腐败，一面大谈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他所谈的毫无根基，你又不能说那是假话，所以便是空话废话。说了而未做到的话，是标标准准的空话废话。

说空话大话废话在中国叫吹牛或叫聊天，现在叫神侃。这在中国很流行。人们说吹牛不上税，怕什么，这话很有道理。

我想空话废话大都是不经过自己大脑思考的话，是大家都在说的话。说这种话是不会惹祸的。说真话有时是违法的。倒不是国家政府和领袖们怕真话，而是一切的势利小人怕真话。他们在上司那里和公众面前光讲假话废话空话，是黑话。而真话则象阳光，阳光一照射，黑话就显了原形，难怪他们害怕。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春末闲谈》里也说到中国人的说话。他说，官府治理百姓，首先是禁止集合。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但拉开一匹，定只能哞哞地叫；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而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总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百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其实，人的思想也是可以禁止的。这一点，大约是鲁迅先生未曾想到的。

思想是如何被禁止的呢？前面说过，真话与假话的磨擦产生思想真理。现在在真话与假话中间插进来一个第三者，即空话废话，取代了真话和假话。当社会上许多的人都满嘴里说的是空话废话，满脑子想的也是空话废话时，思想便会自动地沉睡了，消失了。

思想是基于语言而生存发展的，动物没有语言，所以动物不能思想，也没有思想。人虽有语言，但当语言因变成了空话废话而腾云驾雾，而缥缈迷茫时，思想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无法生存发展，渐渐枯竭而亡。

从表面看，话语向空话废话的变异，是人类的返朴归真，最后倒退到动物世界。可从实质看，是人类在反抗专制官吏过程中的进步，是话语在经历数千年的劫乱后的必然选择。

中国人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听话教育，而不是说话教育。听话的是乖孩子，不听话的是坏孩子。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走上社会听当官的话。至于要你听的话是真是假，是对是错，那是不需你去费心劳神的了。这种听话教育，实质上是标准的奴性教育。不管对错，不论真假是非，这是作为一个合格奴隶的最起码最基本的品德。

在听话和不听话之间，从没有人提及说话的孩子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说话的孩子估计是很惹人厌的孩子罢。当然了，很听话地学着大人的样，满口说着美丽动听的空话废话的孩子应该算做是听话的孩子的，仍属于好孩子的范畴。

因为中国人相信“祸从口出”，说话是要惹祸的，听话可不会惹祸，而且还受赞扬。于是中国人便崇尚沉默是金。

可是长嘴除吃饭以外，还真有说话的功效，不说话太难受了；再说，世间万物不平则鸣，人更是如此。确实想说话了，可又担心祸从口出，怎么办呢？那就说假话吧，可说假话也是要遭斥责和讥笑的，真愁煞人也。在这种时候空话和废话便给人们解了围，“今天天气哈哈”，“某某好帅气也”，“两只乌龟慢慢爬”等，这既过了说话的瘾，又不惹祸，大家就说空话废话吧。

中国的现实是，许多事是无法做到的，即使能做到而不想做的事情，也不得不天天放在嘴上说，虽然做不到或不想做，说是一定要说的，说了也就等于做了。同时，有些事是大家都在做，每时每刻都在做，但绝对不能说的。只要你不说，做了也相当于没做。

这种矛盾让父母教育子女时非常头疼。父母是绝对不忍心明白无误地教育子女做坏人的。可做一个诚实正直高洁的人将来必定吃亏，怎么办呢？

《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母亲教育出嫁女儿的故事。说：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淮南子》里也有相同的一则故事：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对曰，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看看这些做父母的多痛苦，对子女既不能说真话，又不能说假话，于是只好说起空话废话来。真实的东西只能让孩子们在现实中去揣摩，去适应了。

空话废话在我们的历史中是早有踪影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有的文明古国。我们很为我们历史的文化遗产而自豪。但我要说一句让人丧气的话，中国文化遗产真的象我们自认为的那么灿烂辉煌么？

综观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学著作，除了只有极少数几位有些思想的火花迸发外，绝大部分则流于精致华丽的空壳而已。唐诗是我国诗歌的顶峰时期，可你翻开唐诗看看，剥去那些精致华丽的外衣，它们还会剩下什么。那些杰出的文人们完全沉迷于字词的精致典雅上，至于思想内容则在其次。例如，贾岛骑在驴子上，想起一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敲）月下门”。他为是用推字还是敲字而苦恼不堪，竟冲撞了韩愈的轿子。可见文人们迷恋华美的空话外衣到了什么程度。

至于早期的戏剧和小说等文学，大多也不外乎才子佳人的俗套；再有就是一些神仙鬼怪的事情，说是神话，实则是些鬼话。归根结底，仍是些空话废话。真正有些思想性的不多，能够流传下来就更不多了。

不是文人们不喜欢思想，而是当官的不允许人们有思想。人们的思想被禁堵在一个死胡同里动弹不得，就只能去琢磨词句的外在精致了。这种美丽的空话废话一成风气，便让思想窒息了。

由于美丽的空话流行悠久，人们根本忘记了一点，空话再精致美丽，也仍然是空话。所以，虽是空话废话，大家还是说得津津有味，心旷神怡，如痴似醉。

中国的话语经历先是只有真话，偶尔有不说话，后来真话派生出假话，再进而发展到空话废话境界。

官府的禁止迫害是推进话语进程的原动力。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官”的解释还有一种，他说，“官”字上有“宝盖”，这在中国是代表权力的。权力的“宝盖”下面压着许多老百姓的嘴巴，是不让百姓说话的意思。这一解释极有道理，而且形象生动。

当官的为什么那么在乎老百姓的“口”，而时时压迫着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官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一当了官，他就自我感觉良好，认为他在一切方面高于其他所有人。而所有下面的人也都这么善解官意地抬举他。于是在百姓面前，官总觉得自己无论什么都是对的。皇上放的屁是御屁，须得供奉，更何况他的金口玉言呢。中国的强权即是真理，官有权力做后盾，他的话当然是正确的了，百姓理所当然地只有听话的份，哪还有说话的份。

所以，当官的不怕武力暴动，不怕外族入侵，就怕百姓开口说真话。他们便一方面引导百姓说他们喜欢听的歌功颂德的好听的话，一方面禁止百姓说难听的真话，这两手抓，两手硬的做法是很有效验的，硬是将话语赶在天上不切实际的飞啊飘啊。

中国现在的空话废话也已分化成两大体系：一是官方的空话废话；一是民间的空话废话。

官方的空话废话主要表现在官们说的美妙动听，可行动上让人不忍卒睹。话语没有行动的支撑，所以尽成了空话废话。

百姓这方面的空话废话又分成了两个支派，一是媒体一派，这包括报纸电视、网络和文人学者们的空话废话。电视报纸的空话废话渐渐被百姓抛弃后，无奈之下转向了炒作媚俗。这一转变，让记者们变成了“狗仔”，整天跟在一些走红的“星”后面，就连一个出名的女孩随手扔掉的一团手纸，他们也会如获至宝地拿来在观众面前炫耀一番；至于文学，那简直是说不得的凄凉萧瑟了。

百姓的空话废话则是五花八门的，一般是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而引出的。但百姓的空话废话也很受传媒的影响，就象我十一岁的外甥，刚开始学写作文，一写到爱母亲，爱祖国、爱党、爱五星红旗，他必定要加一句，就象老鼠爱大米。在他的空话废话里，似乎老鼠爱大米是人间爱的最高境界。

尽管现在的政府和官们已经十分的开明，不再禁止压迫百姓的话语，但庞大的话语象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在切断动力之后，它仍会以势不可挡的惯性向前飞驰。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话语进入虚假的巅峰。随后人们发觉了假话的可耻，便尽量远离假话，但此时历史的重负已是积重难返，要想回到真话的轨道已是无能为力，话语便毫不犹豫地掉进虚空之中。

极其讽刺地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竟冒出“话语权”和“群体失语”的新兴事物来。话语权和新世纪一起出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人们不曾想想，当话语进入空话废话时代，还提什么“话语权”和“群体失语”有何意义呢。

还是佛教里说得好，万物皆空。既然万物皆空，更何况话语。

本文已被编辑[西域诗韵]于2006-2-28　11:43:03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