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周恩来总理要把《鲁迅全集》作为礼品送给客人,可思前想后,没有把有着详尽注释的1958年的十卷本送出,而是选择了有蔡元培作序的1938年版本。
周总理这么做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尽管旧版存在着很多缺失和错误,但毕竟是鲁迅先生的原创,而新版本的注释里却有许多与时代相关的含有政治色彩的东西,不少注释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是荒唐可笑的。
这一看似普通的事件让我想了许多。一介文人,明明白白地写着文字,抒发着个人的性灵,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在政治的指挥棒下左右摇摆,甚至,这种摇摆又不是自己决定的了的。1936年,鲁迅先生就过世了,当然不知后人在为他的遗作做些什么,不想让人摆布都不成。岂止鲁迅,文人身后的起伏早已屡见不鲜。以我们熟知的孔夫子而论,两千多年来,其沉浮可以说无以计数。好之者将其奉为神明,恨不得将他捧到天上去;憎之者将其污为妖孽,巴不得掘墓鞭尸才解恨。其实,孔子只是那一个孔子,它的行动尽在历史典籍中,它的言论还得依据那本《论语》。可同一个人,同样的话,在不同的政治条件下便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文人本是为文,却又不得不被置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
不只鲁迅,也不只孔子,历史上那些有名望的文人有几个不是活在政治的阴影里?当然,有些文学家本身就是政治家,但正是因为文学的细胞过浓,于是乎总是用文学的形式唱政治的悲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屈原和文天祥,我常常想,以二人之大才,取荣华富贵可谓探囊取物,然而还是这两个家伙,骨子里就冒不出点享福的气来。国家是楚怀王的,你一介百姓,操那闲心干啥呀,干么非要和人家郑袖们过不去?如果能扭转乾坤也可以理解,实在办不了,做个蟹子过河之人有何不可?于是,屈原在《哀郢》之余又写下《投江》,开始俺还以为这只是才子闹着玩儿呢,可他真的就投江了。为了那群昏聩的主奴,值得吗?文天祥就更不用说了,国家都没了,仅仅为了“留取丹心照汗青”,连人家双手奉送的富贵都不要了。他的死,剽悍的蒙古人都觉得可惜呢!当然,二位受后人的敬仰,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爱国思想令人感佩。可,国,什么是国?梁启超说:“二十四史,皇帝之家谱而已”。事实上,所谓的国家,不就是那些当权者的吗?一介平民,在哪个国都一样。若论到爱国,瞅瞅我们眼前的官员,有几个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当然,他们最有资格教育别人“舍小家,顾大家”,而自己呢,在美丽的言辞的装潢中行最苟且之事。而且,你明明知道人家在行着,也大气不敢喘,不然,让人家知道了一丝丝风声,虽说掉不了脑袋,可人家有本事让你长着脑袋也会失去了人的正常思维呢!
也正是因为这样,文人中也只就剩下了屈原和文天祥这么几个看不开的。大多数人也只能随利益的驱动作昧着良心的旗手。于是,潘岳的那套仿真字也就派上了用场,结果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骆宾王那篇字字珠玑的檄文搞得自己“不知所终”;运气好的要算陈琳,替老袁家骂完了曹操,却摇身一变成了曹家的文案,那运气当然得看曹操愿不愿意给呢。看看,你文学玩不过政治,政治要玩你文学,你可得服服帖帖的。
当然,说得再多,也不会是文人的全部。其实,文人也是人,也要吃饭,而且都想方设法吃得好一点,找那麻烦干啥呀?李白写诗的时候是奇才,可要跟着李麟谋反,可就只能被看作是庸才喽。其实,皇帝谁不可以做?为什么一上升到政治角度就成了谋反?那些在台上的,有几个不是谋反得来的呀!那个李世民,后人敬若泰山北斗,可那江山,不也是杀兄辱弟得来的吗?政治上有句话:“成者王侯败者寇”,搞文学的人也该明白另一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然,这句话不独搞文字的人要警惕,在人屋檐下的都要小心谨慎地敬畏着才是。
搞文字的人不知不觉地就会进入某个极端,一边告诫别人不要跟玩政治的人绞汁,一方面又口无遮拦地说着,那《水浒传》中的没遮拦是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这没遮拦可就有些风险。但有话不说难免又闷得慌,便只好说下去,这说,自然就有两个方向,一条布满荆棘,一条一片坦途。这就又回到上面引用的那句话了,随政治而行者,便如鲲鹏展翅,可偏偏就是也想展出九万里去,却总也扇不起来。于是空有九万里之志向,实质跟死鸟没什么区别,想说的话不能说,想做的事不能做。羡慕戴震、王念孙,可那故纸堆太硬,没有耐性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于是,便也只能像现在这样,把文字看成普通的儿童游戏,好玩,就玩会儿,听到大人一声呼喝,赶紧停下来,呆愣愣地听人家训。可就是童心未泯,冥顽不灵,还没等大人转身呢,就又玩起来了。好在,大人们也知道小孩子的习性,随你闹腾去,烦急了就扇几个巴掌过来。虽说闹个鼻青脸肿,可就像狗改不了吃屎,肿还没消便又闹腾起来。
写到这里,方记起这文字还要给别人看的,才明白胡乱说了这一通居然有些走题。好在,文人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所有玩文字的人都可以称作文人的话,我也算上一个,于是这些胡乱说的正是最合题意的话。因为,文章里所举的文人都已作古,总得拿个活的出来做个靶子,写别人难免会引来一些争议,倒不如把自己举出来,也算得上有一点奉献精神,而且,还可以在同一篇文章中与我喜爱的文人为伍。看到这里,我的心思已经清楚了,我之喜爱屈原和文天祥,决非因为他们的爱国,我也决不因为潘岳和陈琳是随风草就蔑视他们。任何人都有苦衷,识几个字而又没有机会显露才学的人苦恼就更甚。因此,有点傲骨再加上点媚骨,倒不失为文人的最佳生存之道。人人都因政治而媚,为什么文学家不可以?如果说文人可悲的话,政治才是最可鄙的呢!
于是,不管是屈原还是文天祥,也不管是潘岳还是陈琳,其实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光文人,如果有条件让文人塑造成了文学形象,也难免有不虞之灾呢!《水浒传》里的那个孝义黑三郎,不也让咱们狠狠地批过一回吗?
算了,不说了。曾经还在政治的边缘徘徊过呢,这次却直接插手政治了,也难怪人家要时常地拖出来敲打敲打呢,却原来应了我们常说的那句话:“不打不成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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