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县统计局，袁再国和我算是“两枝齐秀”，但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1982年，省供销学校毕业的袁再国，与我同时分到统计局。我住招待所时，他在家里挤着。1984年下半年，我分得一间住房；他也在那里争取到一间10来平方的住房。晚上加班或有客来，我就在他那里挤挤。
我们俩常常一起看电影，一起做函授习题，一起下乡收报表，一起编统计资料，甚至一起谈论个人问题。彼此间没有多少秘密可言，连写情书都要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一个星期六上午，别人转来一位姑娘的口信，约他第二天上午８时在城郊首次见面，而他又必须于当天下午乘班车到遵义转乘火车去贵阳开统计年报会。匆匆忙忙写封信，托我转交致歉。第二天清晨,我骑自行车到指定地点，来回寻找，四处观望，那些人怎么看也不象他所描述的赴约之人，到10时，我遗憾地返回。后来才知道，人家根本就没去。又一次，他喊我去还他在一位姑娘处借的书，书中夹一信笺，信笺上不温不火地写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我喜滋滋地给他送了去。事后越想越不对劲，这封没有署名的信，是算我写的呢还是算他写的？后来──我们谁都没有收到回信。
1984年秋，袁再国和我陪省农调队的人到石板乡调查粮食产量。去车站，当天的班车已走，他说角口有他一位同学，步行到那里吃午饭没问题。到那里一问，他那位同学进城办事去了。我们只好沿着清溪缠绕的小路，边走边歇，到后来饿得除了想吃饭还是想吃饭。眼看要到了，还要爬半个坡。35公里路走了10个小时，我们直呼“上了袁同志的当”。第三天，依他所说一早赶到角口，尽管露水浸湿了半身，还是拦班车坐往与县城相反方向的高山区公所所在地，以便返回县城不再步行。谁知返回时，车在离开角口约３公里的山沟坏了，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到下午３时还未修好，饿得我们去地里偷红苕，袁再国喊：“味道美极啦！”
1983 年，袁再国认认真真参加中央电视台统计专业电视讲座，每年1科，两年后上面却说不算学历。他又去参加自学考试，学到中途，地区分来１个西安统计学院成人高考名额，他抓阉报名考入了该院。一去两年，也就错过了分管统计的常务副县长张玉早了解他的机遇。1990年初，张玉早任代理县长，我被举荐任了副局长，刚回单位不久的袁再国，只有“服从领导”了。其实，论口才，论协调能力，他都胜我一筹。
袁再国知道，在统计局已难有“出头”之日，但笑谑仍似从前。工作之余，增加了一个爱好：写作。九十年代初的经济环境，使他写了许多“上台阶”的文章，有人看后眉开眼笑；后来一些如《农村经济总收入增加为何效益下降》的调查报告，就让人不太舒服。他看不惯一些人“麻将在手，小吃在口，三天两头，狐朋狗友”，就写一些牢骚言论。他写的《三混干部令人忧》，在《人民日报》和《贵州日报》登出来后，确实令他忧了一段日子。对号入座的人责问：我们县有哪个支部是打着麻将过组织生活？我们县有哪个国营厂矿是吃喝玩乐进舞厅？袁再国回答不出。虽然文中无名无址，但你是本县人，举出的能是外县的例子么！
1995年，曾在袁再国“手下”搞过统计的区统计员张玉劲，任了县计生局局长，向组织指名要求调他去搞统计。下文后，他两个单位的统计都搞，直到教会接替的人。他过去１年，任了股长；半年后，任了副局长。工作上大有“士为知己者做”的味道。休息时，常将自己设计的台帐、卡片、抽样调查表拿给我“修改”，说定下来后在全县推行。
一天，袁再国找上门来，喊我帮一个忙，他准备写一本《计划生育统计》，列出了详细的章节，要我承担四分之一，说有领导喊他写出来，如果可能的话在全地区乡村使用。不久，20万字的书稿拿在手中，他圆脸上眼镜后面的目光闪亮不已。
过一段我开玩笑：“袁同志，书印出来没有？还是付点稿费噻。”
“领导说，没有钱，印不成。”他满脸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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