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私
人们仇视平等,一心要做人上人。于是中国人喜欢做官,做官是做人上人的唯一好途径。中国每一个人自小就知道,读书是为了日后升官发财,上可以光宗耀祖,下可以封妻荫子。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等,都是教人当官发财的绝妙古训。
在中国,官早就不代表着职责,而实在是代表着金钱财富。升官发财也好,高官厚禄也罢,在人们内心深处,官和财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人们追求官位,其实就是在追求一份财富。
其实,何只是官成了个人的财富,这一心态是建立在天下为私的根基上的,天下和国家和一切的官职都成了人们追逐的个人财富。
韩非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中国是崇拜大盗的。天下之物,窃得越多越好,窃得越多越安全。小偷小摸者是要倒楣丢性命的。在窃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是没有是非善恶区别的,只有成败才是其唯一的衡量标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怨不得别人。
另一个证据是,中国人将对国家的争夺称为“逐鹿”。“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国家,连同大地山川和大地山川上生活的一切,包括树木五谷,牛羊和百姓,是一头肥美得让人口水横流的鹿。人人都想逐得当作私人财产。
将此话说得最露骨的要算汉高祖刘邦了。这个小混混年轻时不务正业,整天游手好闲,他父亲总是骂他懒惰。他做了皇帝后,得意洋洋地问他父亲:你一直责备我没有大哥勤奋,但我创就的家业和大哥比起来,谁的多一些呢。
所以,中国人的爱权,中国人的喜欢当官,实在是出于心底的爱钱。他们要当官,并不是诚心诚意地为百姓做事,为百姓谋福利,而是要百姓为他服务,为他谋福利。中国人很明白这一套,官职既为私有财产,代表着财富,那么官府的银库也就是私人的银库了,它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当官做事,须得有些好处。因为混一个官当当确实不易,在一个人爬官过程中,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也付出了许多,当官的好处是对他的慰劳和犒赏。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若是真的出了一个一心一意为民的官的话,百姓一定会将其当做神来崇敬和爱戴。如历史上的包青天,徐九经,郑板桥等等,他们在民间所享受的尊崇要比所有皇上的要高得多。在百姓看来,他们是做了当官不会做的事情,所以百姓感激不尽。就是现在,如果出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这在全国也是一件重大的新闻,所有媒体要重点宣传报道,政府要将其树为榜样,有的还要将其事迹组织报告团各地进行报告,或编成电视剧。而出了很多坑害国家百姓的贪官却反倒不奇怪,倒很正常了。
这种风气为全国的百姓所接受。在民间里,人们喜欢去庙里向神灵菩萨祈福,寻求保佑。他们很清楚,要神灵菩萨为自己做事或降福,首先得诚心诚意给神灵菩萨一些实在的好处。
官位的权力是为百姓的福利而设,但当权力成了私人财产后,权力便自然成了有偿服务的东西。权力所有者在拥有使用权力的时候,都必须有相应的好处费。明着的是官们有丰厚于百姓的工资,再就是住有豪宅,行有名车,吃有佳肴,玩有美色,这是合法合理的腐败。而暗地里则有着千奇百怪的腐败。
我想,如果权力一旦成为无偿服务,当官者除了因职责而获得一种荣耀外,别无好处,中国人是否还会如此热爱迷恋当官。这确实是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
国家及一切官位都是能给个人好处的私有财产,这就使中国当权者有着勇于内哄,怯于对外的传统。
宋朝时,岳飞拼死抗金。可当朝者则担心岳飞真的直捣黄龙,迎回旧帝,他自己的皇位保不住。于是他便想法弄死岳飞,以便做稳他的儿皇帝。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镇压百姓(在他们眼中实际是家奴)造反时,是毫不手软,也毫不妥协的。但对于外来的侵略,则是能妥协便妥协,哪怕是割点地,赔点款都是可以的。因为统治者们心里很清楚,内部家奴造反,抢的是他的整个家产,而外来的侵略者则只是捞一点好处就会走人的。
在内部家奴造反和外族入侵同时发作时,统治者首先想到的是镇压家奴们,外族的入侵倒不怎么让他费心伤神。更有甚者,统治者常常会勾结外族一起镇压内乱。这一点清政府做得较成功,他们请洋鬼子出面,先后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拳运动。等扑灭了家奴造反后,再给点好处外国的强盗们,欢欢喜喜地送强盗们离去。蒋先生则更明确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他放着东三省大片的国土沦陷日寇铁蹄之下毫不心痛,却耿耿不忘让共[chan*]党占据的陕北那一小块又穷又苦的地盘。所以,我常常为中国有“开门揖盗”这句话而击掌叫绝。
正因为历史上的一切战乱只是为了争夺天下这份家业而展开的,所以就有了“春秋无义战”的说法。看中国历史,能看到很多奇怪的现象,双方昨天还打得天昏地暗,今天则坐在一起亲如兄弟。也无论政府如何变换,官总还是那么些原来的官。当时帮着日本人打中国人的二鬼子们,换上军装立马变成了国军。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是没有正义和邪恶,正确与缪误等之分,而只有利益之分。
日本佬们当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如果只占了中国的一片土地后,不再步步紧逼,让蒋先生他们窝居在南京官照做,那么他们必不会败得那么迅速,败得那么惨的。
但是中国的统治者们在将国家和官职私有化的时候,仍幻想着官们有着超过常人的德行,幻想他们能够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幻想他们能够为百姓服务。没想到,在金钱控制一切的时候,道德是最靠不住的东西。
顺应天下为私的欲望,中国产生发展了完美的权力终身制和世袭制。社会的发展,权力的世袭制被击破,但权利的终身制却仍然较为盛行。
权力不能世代传递,这对所有的权贵来说真是一大憾恨。于是,在这一憾恨的压迫下,权贵们将权力转化为金钱财富之心变得更为迫切。权力不能世袭相传,但将权力物化为金钱财富后却是可以世袭,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
权力的物化,使中国的权力世袭演变为经济世袭。权力世袭维护的是贵族与平民百姓之分,经济世袭则是拼命造就富人和穷人的差异,在这一点上,中国无疑是做得很成功的,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
一国之家
国家这一称谓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以国为家的思想。从语法上看,国家这个词里,国是宾语,是起修饰限制作用的定语,家才是主语,中心语。其意为一国之家。
若是这种称谓是指所有人爱国象爱自己的家一样,那么中国早就是世界的主人了。可惜的是,我们将国视作家的心理源于国作为一份财产可以侵吞,可以盗窃,可以出卖。
在一些中国人心里,其实是只有家,而没有国的。国家这一说法里,国是奴,家是主,国必须臣服于家的。这也难怪,数千年的历史中,国一直是属于某一家的,而非天下人的。
这种国为家的文化,削弱甚至扼杀了中华民族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人们在骨子里效忠的绝对不会是国,而是家。皇帝日夜操劳关心的是,他的一国那么大的一个家;臣子们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家而效忠皇上;百姓则直接为家人的生计而忙活。所以,国是不重要的,国丢了,亡一国君而已,官们可以在另一个朝庭下照做自己的官,并养活自己的家人。至于百姓,则一切照旧。
亡国其实只是亡掉一家,而天下那无数大大小小的家依然如故。对一个统治者来说,只要你不要做得太绝,不要去危害天下一切大大小小的家,能让他们勉强地挣扎着活下去,你的皇位就算坐稳了。
中国传统文化里,将人生分为几个境界:最高境界是以国为家,当上皇帝;次一等的是捞得功名,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最末等的则是养家糊口了。孔子说的也几乎是这个意思。他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叫人刻苦努力,提高自己,渐渐由末等人生向次等人生再向最高人生境界发展。
所以,我们每个中国人人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自己的家庭。无论是个人的艰苦修身,还是治国平天下,都是从家庭出发,再回归家庭。如果对于家庭没有好处,什么修身,什么治国平天下,谁都懒得去做。不说古代,就说现在吧,一个人当了很大的官,无论吃穿住行,还是找小姐包二奶,都无需他自己费心,一动步便是前呼后拥,来有迎去有送的,就是让他怀揣几百万,他也没有花钱的机会。对于他个人的享乐和荣耀,可说到了极致,可是他满足吗?他才懒得满足呢!他还是要贪,而且是贪得越多越好。贪来干什么?留给子孙后代们继续享乐。因为他当官本来就不是为了效忠国家和人民的,也不是完全为了他自己一个人的,而是为了他的整个家族的。
在古今中国人心里,不会痛恨家里出贪官和坏人,而会痛恨出了败家子。这里说的败家子可不是指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这种子弟是让父母心疼无比的,做官的父亲拼命捞钱原本是让他们来享受的。这里所说的败家子是指那些不关心家庭利益,不去设法升官发财,而是醉心于社会改革或公益事业的人。这些人为了公众的家而首先祸害的是自己的小家,让自己的家庭陷入官府的麻烦里。历史进入最黑暗时期,那些首先倡导革命的人便是家里的败家子。刘邦还没做皇帝时,也是令父亲切齿痛恨的败家子,所幸的是他后来当了皇帝,他能将天下这一份家产拿到父亲面前炫耀。但能当上皇帝的毕竟只少数人而已。
中国人的只效忠自己的家庭,而冷落国、冷漠社会、冷漠公益事业,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人的天性使然,这一点全世界的,包括动物们都如此,就无需多说。但在中国,政治上制度上的原因尤其重要,笼而统之的原因是,堂堂大国都是私人家业了,我那小小的家业还不得我尽心经营么。当官的是为皇帝的家产在卖命,在侍候好主子的同时,他也会学着主子的榜样,天下为私地能多捞油水就多捞,主子是可变的,自己的家庭则是永恒的,我只能为自己的家庭着想打算。
还有一项更强硬野蛮的刑罚将每个人和整个家庭和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每一个人不得不尽心尽力地效忠于自己的家庭。那便是“连坐“和”诛连“的规定。往往一人触犯了权贵,就要诛连九族,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每个人活在世上,得时时小心,步步留神,一言一行都要为家庭利益着想,都要符合家庭利益。腐败不见得符合家庭利益,但贪污纳贿是绝对符合家庭利益的,在天下为私的环境下,贪污纳贿一般是不犯罪的。至于对统治者不满啦,想造反啦,得小心点,先纳上你全家的人头来再商议。中国人说,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的家庭就是那跑不了庙。
此外,还有儒家那一直在统治着中国人的“孝“也在加强着个人与家庭的联系。家,并不光指那一栋房子和几亩田地,更重要的是指房子里住的等长辈,兄弟姐妹老婆等平辈,还有儿孙等辈。这些人是比国比人民更重要更亲密的。抛开他们不顾已经不孝了,如果再牵连祸害他们则是大逆不道,是十足的白痴傻瓜。你是孝子吗?那好,去外面捞钱回来孝敬他们,无论是贪污纳贿还是坑蒙拐骗都可以,只是不要危害权贵的利益惹得诛连九族就行。搜刮民脂民膏一般是较妥当的,不会诛连九族,放开去干吧,乖儿子。
个人价值主要体现在家族利益上的最好也最为世人熟知的例子应该是苏秦的遭遇了。苏秦年轻时出外求官,结果穷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都讥笑他,嫂子不给他做饭,哥哥不和他说话,妻子不和他睡觉。苏秦羞愧无地,便发奋读书。后来,苏秦做了六国之相,回家时,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问嫂子说,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子象蛇一样匍匐而行,以面触地说,见季子(苏秦)位高金多也。苏秦听了黯然神伤。一个人不能为家庭带来好处,连亲人都瞧不起你,你做人还有什么乐趣啊,还不如死了吧。同样道理,一个人若是做了官,不能给家人带来好处,亲人们也会瞧不起你,你这官做的还有什么乐趣,还不如不做官。现在,每揪出一个贪官来,十有八九都是害在家人亲戚朋友手上,倒也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的。人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其实,现实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当官不为家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弄清楚中国人心中先家后国甚至是有家无国的情结后,对于中国历史上许多奇怪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就说宋时的皇帝谋害抗金英雄岳飞一事吧,皇帝宁愿做番邦的儿皇帝,也不愿丢掉自己的皇位。失皇位等于失了全部家业,做儿皇帝还可以保住家业;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红颜陈圆圆也是他家业的重要部分,说他冲冠一怒为家业更确切一些,他这一怒,领清兵入关,将明朝或大顺皇帝的家业拿去换回自家的一份重要家业,这笔买卖干得漂亮极了。还有日本鬼子占领中国时,溥仪和汪精卫这些人就不必说了,当时当汉奸帮日本人而聊以养家糊口的人又有多少,光是皇协军恐怕就有百万之众;象美国日本等国的人拼命赚外国钱以自肥,可中国的贪官们则反其道而行之,搜刮了中国百姓的钱后,或自己或让家人拎着到国外去支援外国的建设,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可说已到了极高境界。如果说过去汉奸是指那些直接帮外国人祸害中国的人,那么现在的汉奸应该指那么搜刮了百姓钱财自己或其家人带到外国去的人。
效忠家庭的人眼里只有家庭利益,没有是非之辩,也没有忠奸之分,他们啥都可以,卖国可以,坑害百姓也行,当奴才当狗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能为自己和家人捞多少好处。卖国为家,刚好印证了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祖训,国是别人的,而小家才是自己的,这样做才是正道。
我们对为了他人利益或公众利益而牺牲自家利益甚至自己生命的人是充满敬意的,但我们很少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更不会去效法他们。我们也不希望自家里的人去学他们,我们希望自家的人一心一意效忠家庭,去设法升官发财,首先帮帮自家人,然后再帮帮亲戚朋友们,这样既得实惠,又有面子,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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