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上班的咪妹说她过年要值班，不能回家陪父母过年。我说：我去。

我并非想下乡过年——过年对我来说，虽未达到“小孩想过年，大人怕过年”的地步，却也淡得可有可无。只是我已5年没有下乡陪父母过年，今年若不回去，就只有双老坐在桌前对视着吃年夜饭。还有，如果父母进城居住，老屋卖给他人，想去老家过年都是不可能的了。再则，年过六旬的父母，不知今天在世，还是明天在世，谁也说不准。

我将在城里的年夜饭时间定在腊月二十八。提前一两天吃年夜饭，目的是为了请住城中的岳父岳母吃饭，自结婚至今未间断；岳父去世后，碰到岳母生病不能出门时，就给她端去。我认为，等到年三十才喊分家另过的老人吃饭，那多成了“假意”。这样做，得益于小时候的启迪——相隔1公里外的大姨家，总在年三十前一天喊外公外婆和我们去吃年夜饭，第二天他们来我们家，一直坚持到外公外婆去世后她的子女离开身边时止。

由于乡下“没有什么好吃的”，也“没有什么好玩的”，还有“到处脏死了”，二十九日上午，我只身到了乡下老家。运气还不错，刚进屋，彭和江就来喊吃刨汤肉——农村人杀年猪才请亲朋好友敞开肚皮吃一顿新鲜肉的事让我给碰上了——两大碗与酸海椒丝共煮的精肥相间猪肉，两大碗与白菜混煮的血旺，吃去一半又被主人装满，吃得很是惬意。晚上，彭和强家杀年猪，又应邀去他家酣畅淋漓地吃了一顿。第二天上午，又去张昭仁家吃了年饭。晚上喊我吃年夜饭的人家很多，我想，我回家的目的之一，是陪父母吃餐“团圆”饭，就都以帮忙父母办年夜饭和“我们马上就要吃了”为由谢绝了。

我回家时，家中的汤粑面、绿豆粉、白豆腐等，母亲或到邻寨用磨面机磨，或在邻人的帮忙下用石磨磨，多已做好；当天下午，除了自家炕绿豆粉，母亲还为卧病在床的大姨和姨父准备了过年的绿豆粉。我回家后，这里站站，那家坐坐，并没有帮父母干点什么，也干不成什么，连杀一只鸡都杀了3刀，鸡颈被割去了一半，血流了半碗，放到盆里准备用开水烫时，它却跳了出来，结果只好用木棍将它抵在盆中，倒开水将它活活烫死……白天，爬上半山找信号打电话回城，顺便预祝一些亲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耽误”了半天，没有帮父亲封袱包和祭“四老爷”（保六畜兴旺四方进财的财神）；晚上，不知父母为来年不碰到蛇虫将秤杆藏起来否?也不知父母“三十晚上的火”烧得旺不旺?连自己为图来年什么都“刚好”将脚洗到膝盖正中的事都没有做……傍晚帮母亲用石磨磨完几斤魔芋豆腐后，就去邻居家看新闻联播，看完新闻联播走到另一家听了一段“家务事”，8点30分再到另一家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一直看到次日0零点30分才回家睡觉。

山乡正月初一的凌晨和往年一样，是沉寂的，爆竹声都在凌晨鸡叫之后。城中却不同，看晚会到11时50分以后，就能听到此起彼伏长长的爆竹声，放完后才去睡觉，不像山乡，放完爆竹就要做事或坐守到天亮。今年城中不知还可听到爆竹声否？我二十八过年那天与往年程序比较，就少了放爆竹这一项。自去年9月在县城开始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以来，很少有人违禁，原以为死人办丧事难禁，结果红白事都不闻爆竹声。大家认为这一决定顺应了民心。后来儿子埋怨，三十晚上谁家都在放鞭炮，就我们家没有。再一打听，是县里有领导曾在一个会上说，春节期间销售燃放烟花爆竹，不提倡，也不反对……

被山乡正月初一凌晨“开财门”的爆竹声吵醒时，已是三点过。与小时比起来无异，只是“噼哩啪啦”声中，没有了先前火药爆竹夹杂着的“董——董！”声，燃放时间也变得急促简短了。此时我想起了一则斗富的故事。说某寨坎上坎下两家，时常在不同的场合比富，过年放爆竹也如此。一年，两家都暗中买了许多爆竹，从初一凌晨鸡叫开始燃放，放了许久，坎上那家已经没有了，坎下那家还在“噼噼叭叭”地响，不时传来一两声大爆竹沉闷的声音：“董——董！”。他好生奇怪，据掌握的情况，坎下那家的爆竹根本放不了这么久，于是喊儿子悄悄去看看还有多少。儿子不一会跑回来告诉他：坎下那家父子俩拿着木棒，拍着一只大簸箕和小簸箕……无怪乎城里人也要比着燃放爆竹，死要面子活受罪！

寨上已没有小孩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穿着新衣提着玻璃瓶灯或打着电筒燃着葵花杆，一起穿道过巷跑上跑下，听到谁家开大门或爆竹炸响的声音，立即跑去等待着捡未炸的爆竹。此时只有间隙的爆竹声在远近村寨回荡，“富贵金银花”的鸡鸣在夜空回旋，使山乡显得更为幽静，我又沉入了梦乡。

起床就吃“茶”（母亲煮好的汤粑绿豆粉，不能说吃“饭”，因饭与犯事的“犯”同音），吃“茶”之后，上坟山给已故亲人和他们的“邻居”拜年。所谓拜年，也就是到坟前烧几张纸，燃几支香，在至亲的老人坟前加放一挂爆竹。我不相信这算得上是真正的尽孝，也不相信老人们的灵魂就收到了什么钱财。看到近年从沿海流到内地的冥币，面额百元、万元、亿元不等，相同的价格，买同样多的张数，但“消费者”购买的，往往是面额最大的，燃烧后不知死者托梦给他们没有，至少应该给他们讲讲“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原理。还有，如果投生之说成立，他们的灵魂自然不在阴间了。我不相信灵魂之说，但还是去了坟山，一半是“随俗”，一半是表达对已故外公外婆等老人们的怀念。

从坟山回来，开始去亲友家拜年，好在从父母屋里拿出的一瓶散白酒或一包白糖都可“遮手”，就从白天走到夜晚，从初一走到初二，初二晚上返回县城时，已走完计划中的10多家。每到一处，听得最多的，是杀广的人和事，谁年前二十九才回来，某某初二又要去广东。没有人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未进正月，就开始筹办耍花灯、舞狮子灯的事，一直玩到正月十五。现在留在家中的，多是老人小孩妇女，想玩什么灯都玩不起来了。

回想今年下乡过年，最有意义的有五件事：一是将从县民政局争取解决的救济金交给两户困难户。二是为邻居写了20来副春联，虽然书法水平只是“小学程度”，但被乡邻奉为座上宾的喜悦，却是只有“天知地知我知”。三是我出50元油费，并和寨上杀广回来的年轻人到对门山脚，将集体准备用来修进寨公路的石头搬运了几车，填平了寨边公路上吉普车都难行的车槽。这“工程”如果是“国家投资”，则会增加10倍以上。四是与张贤高合出水泥钱，并和寨上的男女劳力在彭和强的组织下一起背石头修筑河堤（此前已架好了水泥便桥），使寨中进出小学的学生和行人增加了安全。五是为到鸟坪小学财务负责人处，将身上仅有的50元，为一长期患病的亲戚的小孩交了一点学费，动员其家长并恳请学校先让小孩入学，余下欠费另想办法——因欠学费190元，小孩上学期已辍学在家。

2004·2·1钟应山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