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屯溪，还是因为戴震。探访屯溪，却是为了登黄山。屯溪有老街，颇是闻名，南倚率水，北靠黄山，商市林立，战乱时有“小上海”的美誉。八年国难之秋，倒是没有被日寇蹂躏，实在是因为路不通，地偏塞的缘故。皖南的兴起的确是与国破家亡有密切的关系，屯溪的建筑风格有些类似当年的临安，宋高宗泥马度河，逃到江南，才有杭州的烟雨旖旎，又从那条徽杭古道，吹到群山环抱中的徽州。

徜徉在屯溪老街，入目的是徽州的纸墨笔砚，几百年里，有哪个城市能够把读书人要用的文房四宝都归到自己的名下，宣纸的清香，胡开文的墨色，让人伫足难行。小店的女主人生就了一双好眼力，把笔蘸了浓墨，铺就了仿古洒金的宣纸。用了店家的笔，糟蹋了店家的好纸，你不掏钱买些回去，终究是过意不去的。在徽州人面前留下自己的字，还是要斟酌一番的，于是我在泛黄的纸上留下了“戴东原”三字。

如果没有女店主的指点，我是真的找不到深藏在小巷中的戴东原的旧居，那巷子实在狭窄，仅能够容二人擦肩，那旧居也实在平常，即便走过也不会让人瞥上一眼。门也只开了半扇，透过开启的空间，顿然有一种沉重的气息袭来。轻轻地整了下衣衫，把手扶到半闭着的门的扣手上，这一步的跨入，历史将被重新演绎。

（一）

冯友兰先生曾经说：真正可说是宋明道学家先驱的人物，应该说到韩愈。冯先生哲学大家的眼光，犀利地让先贤后辈汗颜，找来《原道》一看，也真的在那文章里看见了宋儒们需要的东西：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今天说起韩愈，我们会搬出唐宋八大家的头衔，并且很自然的以为他在那个时候也一定很有影响力。其实从晚唐到北宋初，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韩退之是何许样人，毕竟李唐数百年间，大小李杜盖了所有文人的锋芒。北宋初期的文学还是秉承了汉唐的余韵，推崇的也是形式而非内容。

要不是欧阳修在旧书堆里发现那六卷破烂散脱的手稿，恐怕今天的八大家是另外一个样子。历史是不容改变的，韩愈的文采也是不容质疑的。欧阳修翻着残卷，口呼奇妙，这文章与他欲推行的文风之变有惊人的相似，“文以载道”是韩愈的观点，也是欧阳修的革新理论的起点。

所以苏轼在他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结结实实地拍了一下马屁：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欧阳修在《新唐书》韩愈的列传中，更是满溢赞美之词：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年，拔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不少矣。

一时间韩昌黎也就入了圣殿，权当了一回新神。在解读韩愈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谏佛骨表》和《祭鳄鱼文》，前者是表现他儒家人格和一代文宗的风范，所谓铁骨铮铮，不畏权贵，后者则表现他文章的神奇之功，突出他所谓的卓越政绩。单单读文章不会有多大感觉的，一千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谁能够真正感受到当时的腥风血雨，唯一可以感叹的不过是这个文章大家的文字风范。至多对写鳄鱼的文章一笑罢了，如果不是看了文章就随手一丢，还去翻翻其他的文章的话，有时候会给你一些很别扭的结果。

韩愈排斥佛教，尊从儒教，是他为后人所景仰的一大原因，《谏佛骨表》也是历代文人所赞赏有加的范文。

唐王朝到了宪宗时，国事开始萧条，大唐的天子又一次去开启法门寺地宫，请出了释迦牟尼的真身佛指舍利，以求天下的安定昌盛。从长安到扶风法门寺数百里的官道上，车轮滚滚，黄土弥漫，钟磬齐响。从帝王到信徒都把帝国的复兴寄托到伟大的先知身上，那奇巧的圣光，让所有迎奉的人失了心神。

对于唐王朝迎奉佛骨舍利祈福，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直到帝国灭亡前三十年，懿宗在位的最后时间，佛骨还被焦头烂额的帝王当作兴国的法宝请出来，但那次释迦牟尼没有给懿宗带来四海升平，八荒来服的局面，甚至没有给他带来生命的延长，就在这年懿宗遗憾西去，留下孤儿寡母支撑摇摇欲坠的大唐天国。

如此的环境之中要站出来谏止迎奉佛骨，似乎是抱着死谏的忠心的，然而韩愈是没有这样的愚忠思想的。轰动朝野的事情，举国议论中的动作，如果他这个自诩为儒学领袖的人不出来，岂不是有辱儒学。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反对声音，是没有死的后果的，或者说还可能有别样的造化。因为早李渊开国后不久，傅奕便上书：“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与信佛与否毫无关系，甚至建议把十万僧尼配成夫妇，繁育后代，以充兵丁。武后篡唐专政时，狄仁杰曾马前拦阻女皇参拜佛骨，劝止营造浮屠大像。而他们的结果都是意想外的令人满意。

果然韩愈只被贬到潮州，但这样的结果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赶紧上表谢罪，言辞之媚，如同几百年后朱熹上表宋宁宗。当然仅有一封表章是不够的，还需要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给长安城里的明君来看。于是在到达潮州还未满半月，他便急着要去拜见当地的高僧大颠和尚。

说到潮州不说《祭鳄鱼文》，那就真的对不住他的苦心了。野史里说，他作完了文章，香烛告天，当晚潮州地面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数日后栖鳄之潭水涸鱼亡，潭中的鳄鱼居然迁徙去他乡。这样的说法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巫师的把戏，但皇帝听来实在又是说不出的受用，一纸诏书才下，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二）

宋明理教有这样的先驱，想要不成功也难。

说起理学，在初期很没有市场，被同时代的文化人斥之为“伪学”，朱熹更是被视为“伪学”的第一人。偏安一隅的宋宁宗甚至接受了沈继祖的建议，罢了他的官，封了他的书。

朱熹绝对是个识时务的学者，在这上面，他是不输于韩愈的。且说朱夫子赶紧上表认罪，不仅承认党争中别人弹劾他的“诱尼为妾”“寡媳有孕”的捕风的事件，更是干脆地承认：“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连带把二程的学问也一并丢了。

一直等他死了九年后的嘉定二年，宋宁宗却想起了他。忙着开了他的禁学，补谥了个“文”字。究其原委，外来势力的猛烈冲击，对内的强烈集权统治的需要，是宁宗皇帝选择理学的理由。理学和孔子的儒教思想的比较，他的实用性显然眼前。在教化和禁锢人的思想上，理学有着独到的功用。明太祖朱元璋对于继承理学可以说是功勋卓著，他的子孙们把他的中央集权政策发挥地出神入化。清高宗对朱元璋的文字狱特别感兴趣，把天下的读书人都赶进了古书堆中，灭了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梦想。果然在他的血刃之下，意想中的反诗没有了，文字也如他希冀的那样没有渔色艳丽。谁知道同时把中国的文脉也生硬地掐断了，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衰败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于是乎，朱子当年的行为评判转了方向，陈年旧帐也要重新梳理一番，好歹是要与圣人接轨和韵的。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还记得这首严蕊的《卜算子》吧，这个南宋时期台州的著名官妓，因为颇得知州唐仲友的赏识，相互来往了几次，唐仲友也馈赠了几样不值钱的礼物，传到朱熹的耳中，便成了他六次上书弹的理由。

野史中有说，夫子求严美人不得而起害人之心。我倒不以为朱熹是这样的卑劣，朱子还不至于为了个小女子化如此大的心血。后史也有人据此称朱熹是反贪的先驱，收罗了唐仲友的所谓贪污腐化的证据，以次来附会朱圣人，好象朱熹的行为真的很高尚，可是稍微联系一下唐仲友和朱熹的学术观点，这样的神话就破灭了。朱子决不是什么反贪的卫士，他只不过是个道德的“君子”，和唐仲友的交锋，只是自己的理学之道在这位浙东的大儒面前没有得到认同的扭曲心情的反应。宋明理学，同道互相标榜，非同道的排拒丑诋，负虚名而不务实事，一如邪教的风气。

朱熹很有计划，一方面对唐仲友恶言相告，一方面把严蕊抓起来，严刑拷问，想从这个风尘女子的嘴子掏点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在朱熹想来，如此的b*子哪有什么气节可言。却不知拷问了月余，没有得到片言的污言秽语，于是夫子改了手段，严刑变为利诱，哪知风尘中也有巾帼丈夫，身陷囹圄却不愿失了做人的根本，严蕊言道：身为贱妓，纵与太守有滥，料亦不致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真个把朱夫子愧死。想来朱熹一定很懊恼，费了那么多的功夫，荒了学问，却连个妓女也摆不平，反过来想，他这个大学问家，怎么有这么多的闲功夫来搞心计！

（三）

对朱熹的“理学”提出尖锐批判的是那个一生六次下第的戴东原。或是受“礼教”的压迫多了，所以他的眼光看到了程朱理学的骨子里，正是因为乾隆把文人都打入了古纸堆里，所以他才能够看清理学的伪学特征。

说到对礼教的反叛，不能不说一度居住在麻城的李贽。从李贽始文人对礼教的反击似乎一直集中在“性”的问题上，虽然他们本身甚至是禁欲的，但在表面看来却放浪不羁。李贽五十四岁后，辞了小官过起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后来他干脆把妻女送回原籍，自己则在龙湖芝佛院落发为僧，同友人在青灯古佛下讲学论道。只是他没有过清规戒律般的苦行僧的生活，喝酒挟妓，甚至收孀居的梅澹然为学生，把梅澹然戏比观音，他的《童心说》更让卫道士所恐慌，神宗皇帝慌忙把投他入狱。李贽没有朱熹那样的媚态，上书认罪，而是自己了断了，把个地下的朱圣人羞死。

年轻人还是喜欢他这样的言论举止的，读书人也知道禁锢思想的危害，晚明的腐败和衰落与思想的守旧有着直接的关系。李贽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除了他对汉唐文化的熟悉，更在于他已经接受了来自于西方的新的文化思想，神宗年间，西方的传教士正式登陆中国，利玛窦的名字也渐为中国的百姓熟悉。中西文化的交融体现在李贽的身上虽然还是幼稚的，但已经直逼禁锢的根源。

李贽不是孤独的，从明代起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开始替代原有诗词文赋，话本小说的兴起多少和这样的思想禁锢是有关系的，明代小说在起先的话本的基础上，由于年轻文人的直接参与，使得她的艺术成就很快超越了明一代的所有文学体裁，明代小说中的反礼教色彩是不容质疑的，《水浒传》的反叛情节，《金瓶梅》的人性夸张，无一不是赤luo裸的，让帝王心惊的。

如果不是满清入关，这样的文化冲击对于迂腐的礼教学说将是致命的，在汉族的遗老们欢呼纲常礼教重新树立的时候，李渔算是一个清醒的文化人，他秉承了李贽的思想，又继承了明一代小说的风格，以色情的笔调来讴歌情欲，在著名的色情小说《肉蒲团》里甚至写道，“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

清醒的文人已经看出了其思想是违背孔孟的学说的，儒家是承认人性自然的，当初的礼不过是反对放纵而已，对于思想却是很开明甚至是自由的。程朱的学说则是以鄙弃人性，渐而禁锢人的思想，所以要冲破思想的禁忌，还是必须先破人性的囹圄，人欲既是理学的要冲也是反礼教的突破口。

把反“理学”上升为理论高度的戴震不是第一人，而是康熙朝的颜元。他在理学被满清帝王奉为正统学说的伊始，高喊出其是“异端”和“曲学”。如此的勇气真的可谓是数百年来的第一人。《习斋记余》中有这样一段话，很是有犀利或者说是让人心寒。

“盖致知在是物上，便亲见了那物，不尤胜于宋儒与今人全不见梅、枣，便自谓穷尽酸甜之理乎？嗟乎！通五百年学术成一大慌，其如此局何哉！”

颜习斋和戴震不同的是，他还反对以理学为应试内容的科举制度，尖锐地指出科举的实质不过是为官的台阶，危害国家的恶疾。同样是在《习斋记余》中，还有一段很是精彩的论述。

“家家程注朱注，人人套文钞策，子午科也，卯酉科也。乾坤全坏于无用。”

但是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完成了对程朱理学的致命一击却是戴东原。其《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将“理欲之辨”与孟子的“开明之说”相对应，指出了理学的实质就是一扇关闭与世界交流的门，一把权贵杀人的利刃。一方面打击扼杀人的自由思想，另一方面造成自我满足而趋夜郎自大的心理。所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真的惊心动魄，令人反思。在今天不是还有人在把文明和道德戒律相混同，把虚伪视作美德吗？

戴震是孤独的，朴学也是孤独的，纪昀虽然看清了理学的真面目，也只敢在他的笔记小说里隐射，借着故事挖苦“天理”几句。袁枚步了李贽的后尘，叛逆有余却也只是昙花一现。

也就在乾隆六十年时候，英国的使臣马戈尔尼来到中国，起先清政府还是很有风度的，但在承德与乾隆相见的时候，一场政治的分裂开锣上演，所有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马戈尔尼是不是要对皇帝磕头而起。对于满清来说这样的礼仪是祖宗的规矩，更是盲目自大的心理，而在英国使臣来说，则已经上生到两种文明的撞击。如果当时是马戈尔尼妥协后的失败，而中国则为这个失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乾隆对于文明的态度从他怒斥谏言反对无谓南巡的纪昀的话中，可以清晰的感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忘谭国事！”

正是这样的政治环境，所以反礼教的任务终需要到中国人饱尝了亡天下的痛苦后，方能够彻底清醒。具有讽刺意思的是，这群掀起反叛大旗的人物，这群觉醒的文化人，还是用了西方的列强的理论来武装。在“德”先生和“塞”先生领着北大的学子冲上街头，呼唤“人性”的时候，孰不知他已经等候了八百年！

二00六年二月十五日重定

西苏于沁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