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就是财富，此话不假。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通过解决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通过大量引入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通过空前重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这充分证明，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的生财之道。改革开放已经并将继续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

在如何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问题上，有些人也打着改革的旗号，千方百计为自己的利益扒分。医院在市场化的改革中乱收费，让一些“白衣天使”变成了见死不救的魔鬼；教育改革追求产业化，乱收费让一些“灵魂工程师”变成了浑身铜臭味的奸商；煤炭改革出现了以地方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官煤勾结”，导致安全事故不断……。从去年开始试行的“公车改革”如今也找到了理论根据。日前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公车使用实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此公的这番宏论可谓是“生财有道”的典范了。

一些地方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的依据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中央的决定本没有错。问题是,公车属于“福利待遇”范畴吗?显而易见，无论公车公用还是私用,都与福利无关。公车私用更是权力对公共财政的滥用,是以权谋私的违规行为。可见，公车改革货币化的前提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据此进行货币化改革的结果显然是要为公车贴上“福利”的标签,让公务员在获得额外利益后放弃公车私用这种违规行为。然而，这种使违规行为合法化的做法,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化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此外，公车使用的主体是政府公务员。而主导公车改革、设计公车改革并实施公车改革的主体同样是政府公务员。由既得利益者主导的公车改革能让人信服吗？能够公平吗?我国历来在领导者中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在国民普遍不富裕的情况下，在部分群众还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坚持这样的公车改革，显然是不合适的。　

“公车使用实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既然是一种职务消费，其配备管理就应根据公务的需要。战争年代，营以上的首长才配备马匹，师以上首长才配备吉普车。那是工作需要，不能搞平均主义。但一味追求进口车、高档车，或是滋生无车不办事的懒汉作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群众就批评某些地方当权者“一顿饭吃掉一头牛”，“屁股底下坐着一座楼”。但这股风没有刹住，而且愈演愈烈。现在群众的意见集中在公车配备的范围过广、数量过多、标准过高的问题上。特别是对公车私用、滥用问题、领导干部私自驾驶公车的问题深恶痛绝。如此造成的浪费不仅令人心疼，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难道就没有一个比“公车货币改革”更好的办法了吗？

湖南省安仁县采取了管车子先管住“帽子”的“铁腕”办法值得推广。该县规定，县里所有公务用车必须在车前挡风玻璃右上角张贴由县纪委统一制作的“安仁县公务用车”专用标识。对违反规定上私牌或不按照要求张贴“公务用车”专用标识的单位公车一经发现，一律收缴县财政拍卖处理，并追究单位领导的纪律责任。而对无证驾车、酒后驾车、公车私用、不按照规定停放等6种违规行为，除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外，还将给予当事人和责任人党纪处分或组织处理。另外，该县还规定，凡是违规出事的干部，一切经济损失都由肇事者承担。同时，纪律处分也随之而来。这样做的效果是：全县公务用车的使用和管理规范有序，有效地杜绝了领导干部驾驶公车和无证驾驶车辆以及公车私用的情况。偶尔也有个别的违规现象，但整体风气已经改过来了。用制度约束领导者的“帽子”、“票子”，也就没有人敢轻易犯规了。安仁县的做法难道不是个利国、利民、利党的好办法吗？　

记得一位大师说过，真理往前再跨出一步就是谬误。一些地方所推行的公务用车的货币化改革，不过是按照级别高低将官员的既得利益包括公车私用浪费的资金进行再分配，是换汤不换药式的改革。认为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就能杜绝公车腐败的提法，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由此产生的分配不公，加之可能出现的“公款报销私车用油和修理费用”等，只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此的生财有道只会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损害我们的党群和干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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