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上访设立“终点站”

据报载:某村因集体林木屡遭乱砍滥伐１４０１．３４立方米，村委会并以每架12元的价格将该村集体林内的栎类树木出售给他人和高低压集资款等原因造成村务和财务不公开，几位村民将一份有９６户农民签字的上访材料，在三年多时间多次逐级上访，每次被上访部门都将上访材料逐级下批给自已的下一级,最后还是将上访材料批到该镇政府解决问题，于是少数村干部认为这个村的农民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那位农民说自已是在实行检举权,这是宪法赋予民主权利,如果政府再不解决问题,就不再上访,这位农民将代表政府实行执行权,以维护自已的合法权利。最终滥伐林木者和原村委会等９名犯罪者被绳之以法，这几位村民虽然成了远近闻知的＂信访专业户＂，但是两万多元的＂上访费＂把那几位农民搞得很穷困不说，还会成为那几位违者的眼中钉．而那几位违法乱纪者是辛灾乐祸不说，还会打击抱负．

笔者认为各级官员都是聪明人，只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会把眼光聚集在拿帽子的领导和部门，但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没有人多少权力部门把眼光朝他们看，这就是领导干部的聪明之处。因为大家都认清了局势，对几位农民而言，首先就是不值得为了那点林杷，跑几千里路去是访。加之上访成本太高，上访必定是亏本的买卖。其次，违法乱纪者准备付出更大的代价打掉出头鸟。第三，在付出上述重大代价之后，上访者的成功概率不过千百之一二。结论是民不告官不纠到民告了官也不纠。出头的椽子先烂。　

对违法乱纪者而言，结论就是几位农民的那点伎俩不过如此。俗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更不必说什么"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惟一合算的选择，只剩下一个忍气吞声，继续让人家吸血。如果那几位农民的节制不能导致违者的节制，那么几位农民的自我约束对违法乱纪者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份额而已。　

在信访问题中，80％以上应由基层政府解决。这些有道理、应解决、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农民知道上级政府不能给自已解决问题，还要去上访呢？就是因为这是农民的无奈之举．但是乡镇干部难就难在没有权力把“批字、盖章、转办”的公式运用得很具体到位，可是乡镇干部只能用一张嘴＼两条腿给解决问题，不能解决的问题反映给领导后就不再会引起重视，就这样造成趣级上访成为唯一的绿色通道．　｀｀＂你访到哪儿都没用，最终还得我们解决”这是村干部经常说得一句话。这是上访权利被掠夺的悲哀，也是对上访者人格的蔑视和戏

弄。现行的信访体制弊端造成信访责任追究刚性乏力，信访工作有法不依，况且很多事情是被上访部门也是无能为力，这种现行的体制不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笔者认为体制腐败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深恶痛绝的同时，就是法律制度的失控和＂暗箱操作＂带来的弊端．也急切期待着有一个良好的监督机制来有效遏止金钱对公共权利的渗透和腐蚀，这怕没有那种方式比老百姓监督更有效。还需要发现腐败最大的危害是造成信任度危机,也就是说农民和政府之间的这个信任危机。因为这个体制腐败是村官在拿农民钱而且不给农民办实事，这就要把权力下放给农民，扩大民主化监督。

我们惯常的说法是要教育农民进行监督，充分发扬民主，然后来监督＂官＂。所以说农民的文化素质不是障碍，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判断选出自己信得过的人．

关键是基层要依法行政，谁出问题谁负责的观念确立之后，出了问题该由谁负责处理解决？由当事的被诉者去解决，难免有失公正。那么，被诉者的上一级部门，就理应成为上访体制中批转受理解决问题的“终点站”，并承担相应责任，实行信访责任追究制度。如此，解决问题的效率才会提高。

一个守法公民，不仅要做合法的事，而且要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步骤去做涉及到法律的事。只有这样，每个村民在充分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才不至于侵害他人的权利，也才能从根本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如果事事我行我素，认为自己“有理”而采取一些不合法的手段和方法，就可能使自己从“有理性”变成无理性，从合法性变成违法性，成为严重的无政府主义，这样，自己与广大群众的权利就难以得到维护。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对权力和财富的拥有与他们的地位有直接的关系，而农民们正因为最缺少权力和财富，因而也最缺少知识和法律的眷顾，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常常被人欺负却常常只能掩门而泣。然而他们依然淳朴、依然善良、甚至依然智慧，他们坚韧地延续着生命；他们宽容地供养着那些漠视他们、蔑视他们、压榨他们的人们的吃穿玩乐；他们期待着他们的生活有一天会好起来；他们尊重着财富、权力、知识和法律。因此从正义的维度，他们有充足的权利要求财富、权力、知识与法律的保护，他们有充足的权利决定一个握着管理他们权力的人的去或留，他们更有充足的权力保卫他们本应拥有的少得可怜的财富。

（王典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