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出门在外的人无论多远，都要在大年初一之前赶回，为的是过年的团圆。城里人也许还有北方人大年初一大都躲在家里合家团聚在一起欢欢乐乐，演绎家的温馨和美。川南乡间却有所不同，新年的第一天首先要到坟地给死去的亲人拜年。所以，无论住在城里还是乡下，只要是从农村出来的，大年初一都结伴上坟地，烧纸钱放鞭炮是在坟地而不是在家里。

年年大年初一，我都回去给父母亲和岳父母上坟。每每在坟地的时候，眼前除了他们的音容笑貌，我更多的是感慨：这黄土掩埋了多少思念多少记忆！

我是一大早回乡下的。

在去父母亲坟地的路上，不远处的柴林里有一座坟墓，看样子下葬不过三五年。“那是谁的坟？”我很随意的问了一句。大哥立刻告诉说那是三木匠的坟。

“三木匠死了？”

“九十多岁了还不死？”

一听这话，我知道了大哥对三木匠的心思。

三木匠姓刘，是我家的邻居。我记事时，他就已经五十多岁年纪。在我的印象中，他说不上是好还是坏，只记得他冬天一身单衣，夏天上身从不穿衣服，光着晒得油黑的脊背。一条扎腰粗布裤子用根布带或麻绳栓着，但总是提不到腰间。那裤子做得大，很不合身，带子栓在中间，裤腰就翻转往下掉，他没办法，就把掉下的裤腰揪拢扎在裤带上，弄得他腰间总是有很大一圈裤子裹着。他爱骂，因他那张爱骂人的嘴，小时候还很有些讨厌他。见面时，尊他为“刘三爷”，背地里一律叫他“刘三木匠”。

三木匠会做“板板鞋”[木履]。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瞎了一只眼，不过挺能干。小儿子大我两岁，机敏聪明，与我一个班读书。因这缘故，我就常到他家里去玩。那时穿鞋全是手工做的布鞋，我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出门全是光脚板。一年冬天，上学的路上，三木匠的小儿子穿了一双板板鞋，“噼叭噼叭”走在前面，那声音听起来脆响得很，我羡慕得要命，真想也有一双板板鞋。要知道，那时有一双鞋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放学后，我特意跑到三木匠的家里，只见他家的走廊里摆着好几双板板鞋，便拣起一双就穿，那知穿板板鞋并不容易，那鞋穿在脚上并不听使唤，一抬腿，脚上就像吊了块重重的石头，难受极了。鞋的带子是用一根牛皮做的，把脚勒得生痛不说，还不随脚的起落而上下。每迈一步，不是前了就是后了，根本无法与脚一致。刚挪两步，便摔倒在地。“这板板鞋真难穿，你怎么不穿布鞋？”我问三木匠的儿子。“我妈做鞋艰难，她的眼睛看不见。”原来三木匠的妻子的眼睛是瞎的，无法做鞋。三木匠做板板鞋穿是不得已。

三木匠头有点偏，性子急，看不顺眼的事张口就骂。小时候的我老爱逗他闹着玩。他家坝子边上种着一排李子树，大约有七八根。那年月有几棵果树是很了不起的。虽然一斤李子只卖七八分钱，可当时的钱管用，二分钱就能买一盒火柴，一角多钱就能买一斤供应大米，你想想，七八根李子树能卖多少钱？那时生活紧张，果子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其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每到李子成熟季节，我们几个小捣蛋鬼就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上他家，往李子树下转。走廊上有人时，就在树下梭巡，踢着草丛找掉在地上的李子。一见走廊上没人，便跳着往树上掠几把，飞也似的逃开去。以致他家走廊上不敢离开人。最令他头痛的是，我们常躲在墙的拐角处，先用泥丸往李子树上砸，砸下李子后，再去草丛中拣拾。这样就能避免被他发现我们在偷他的李子吃。后来他实在拿我们没办法，就养了一条狗，那狗毛色花白，很凶，咬人也狠，着实吓了我们几年。不过，三木匠白天总把狗关在猪圈屋里，他一听见狗叫就出来查看，我们的阴谋便不能得逞。因为怕狗，我们光顾的次数明显少了，他的李子树也逐渐兴旺起来。

因为爱骂，性子直爽，他暗地里吃了不少的苦头，多干了不少的活。有时，连他儿子也作弄他。那时吃的甚少，白糖更是稀有之物，但每年新谷出来，队里分了糯米，一顿糍粑是少不了的。三木匠节俭，吃糍粑只准用豆子磨黄豆面放盐巴做香料，不准放白糖。每每发现黄豆面里放了白糖，他就骂：“你几个家伙不晓得找钱艰难，只晓得吃，那黄豆面吃不得呀？”被骂怕了，妻子儿女们只好依着他。一次吃糍粑，他在走廊里忙活，妻子和大儿子在厨房里调黄豆面。调好后，各人把黄豆面盛在盘子里再放白糖。三木匠吃的那盘黄豆面里则只放盐。吃到中途，他把黄豆面吃完了，大儿子见了，忙说：“爸爸的黄豆面吃完了，快盛点来。”儿媳赶快起身去给他添，不想没来得赢，他伸手在瞎眼妻子的盘子里糌了一下，送进嘴里一咬，甜的，立刻骂起来：“妈的个x，你几娘母吃的白糖，偏就我吃盐巴。”瞎眼妻子说：“那个叫你爱吵。”大儿子忙打圆场：“给爸拿白糖来。”那次以后，他吃东西时，骂声少了许多。

春天的早晨，秧田里一片葱绿。天刚蒙蒙亮，田坎上只看见晃动的人影，还分不清谁是谁，扯秧子的人便开始下田了。张二爷来了，总咳嗽几声才下田，怕别人不知道似的。李会计无论来的多早都是不先下田的，只蹲在田坎上等，直到大家都到的差不多了才下田。其实这时，在秧田的某个角落里，三木匠已经扯下了一堆秧头。每天早上，差不多都是他第一个到，第一个下田扯秧子，只不过通常都没有人挨着他扯。扯秧子是不定数量的，只要人到了，工分就记上了。三木匠扯秧子特别快，别人怕挨着他的原因自然很明白——不好偷懒。他一早晨要扯一大堆秧子，而别的人身后往往只有几个秧头，多的也只有十多二十来个，跟他比起来差的太多，使人难堪。每到收工时，他看见别人干的活少，就骂：“看你几爷子不好好干，秋后吃啥子。”因为听惯了，大家都不吭声，任他骂去。有时还说几句气人话，逗他骂。骂得太难听时，轰的一声全跑散，把他和他的骂声甩在了田坎上。一年春天，我已是十多岁的小伙子，栽秧已是一把好手，自认为很不错，对他的骂声很不服气。一天早晨，我欺他所扯的那块秧是干过水的，难扯，便和他比谁扯的秧多。心想比下他一回，他唠唠叨叨的骂声总会少点儿。他依旧边扯秧，边在看不顺眼时飞出几句骂声。我不吭声，埋着头拼命的扯。收工时，特意去数了数他扯的秧头，比我少了一个。“刘三爷，今天早上你偷懒了，怎么扯这么点。”我说，他脸涨的通红，几步蹿到我扯秧子的地方往水里一摸，“妈的个x，你这种干法都栽得活呀，扯毬断弄毬多。”我回头一摸水下，果然断桩扎手，自知理亏，便不再与他理会，“回家啰”，一声吆喝，甩下他就跑了。

打谷子更是谁也不愿与他一张斗（四个人为一张斗，两个割谷两人打谷）。他割谷飞快，一会儿就放倒一片晒着，跟他一张斗很吃亏，不少人吃不消。因为没人愿跟他一张斗，他就只好去晒谷子。午间的太阳正毒，别的人大多躺倒在荫凉处纳凉，他却穿一条用布带子拴住的短裤，光着脊背，拿着刮耙（一种晒谷子的工具）在坝子里堆翻晾晒，明晃晃的太阳将他黝黑的脊背上的汗水晒得闪闪发亮。干一阵子，见没人跟上来，便又骂开了，“太阳弄毬好，不趁天气把几颗粮食晒干，看你吃啥子。”若还没人理睬，他便拿了刮耙来到你身边“磕磕”地敲，直到把人骂起来。我因人精瘦，体力弱，打谷子自然不敢与他较量，连晒谷子也躲着他，想着法子不跟他晒一场。

只有挖土躲不过他。初冬的活最恼人，就说挖红苕吧，要挖土要拣红苕，挖两锄就得停一下，弯腰从土里拣拾红苕。晴天还好，若是刚下过雨，那个难受劲，不摆了。拣红苕的手满是泥巴不说，冻得生通。年轻人谁也贪耍，总想少干点或干轻一点的活，所以挖土也尽量躲着三木匠。可在一块割光了苕藤的地里，都看得见，三木匠一个劲往前挖，你就不好意思掉得太远，也只好慢慢的赶上去。挨着他的人最倒霉，你多站一刻他就骂，虽然见你拉的太远也会帮你挖几锄，可那嘴从不饶人。每次我挨着他挖土，就得很卖力气，因为他的高声数落吵骂，会给我骂掉几分。虽然那时的工分不值钱，但工分越少，钱就会更少。我家本来就穷，没有劳力，若再经他一骂，少了我的工分，不是雪上加霜么。幸而我伪装得很好，每次干完活，都能得到他赞扬几句，平工分时，有他力荐，等级自然上去了许多。不过，无论他怎么称赞，我始终不愿挨着他干活，更听不惯他的骂声。

如今三木匠死了，可他的骂声犹在耳边。细想起来，他的骂声里，充满了多少希望与期待啊！不知什么原因，我心底突然有了一种冲动。在给父母亲上完坟之后，我站到了三木匠的坟前。默默地，很久很久，就这么站着，望着一堆黄土，和黄土堆上的枯草。我在想，人啊，无论多高贵多卑贱，都离不开黄土地。活着靠泥土滋养，死了还要黄土掩埋，当生命终结以后，生前不论是好是坏，是功成名就还是声名狼藉，一坏黄土，就掩埋掉了所有的恩恩怨怨，好心坏意。活着的时候，看到的多是不合意的坏，只有当面对黄土堆时，才能从那种种的坏里，想起诸多的好来。这是不是就是川南人大年初一到坟地的真正原因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