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一个离奇的传说，说是有个叫钟馗的举子，长得豹头虎眼，铁面髭须，丑陋无比，面貌可怖，但卻满腹才华。唐德宗登基之年开科取士，钟馗到长安应试，笔试取为第一名魁甲，在面试之時，德宗見其貌不扬，面有不悦之色，当时宰相卢杞，见状奏曰:“钟馗貌丑，何不另选一人。”钟馗闻言大怒，舞笏便打，大殿混乱，德宗大怒，钟馗于是触阶而死。

传说归传说，但由此我了解到门神钟馗与奸相卢杞的联系。过去在嘉鱼县工作时，偶翻县志，知道在该县高铁岭镇陈家湖东北沿的王家湾有一座古墓。古墓的主人，据说就是在唐朝德宗建中年间任过丞相的卢杞。因为他是奸臣，一般人都不会去看。在这个古迹被破坏殆尽的年代，连奸臣墓都未被铲平，算得是奇迹。心想身边的古迹都没有去踏访，真是有点遗憾。于是找到新旧《唐书》，对比阅读，想对这位旷代巨奸研究一番。

（一）

卢杞字子良，滑州（今河南滑县）人。卢杞是范阳大族，他的祖父卢怀慎，唐玄宗开元初年担任过丞相，颇有清誉；父亲卢奕，是天宝年间的御史中丞，洛阳失陷时，因为痛骂叛贼安禄山而被其杀死。这么看来，他也算得是烈士遗孤、根正苗红了，他应该一路风光地走下去的，怎么就弄得时人视之如世仇，避之若瘟疫，死后落个埋骨他乡、名列《奸臣传》的结局呢？

卢杞依靠祖荫入朝做官，一直做到了宰相。《唐书》记载，他当了宰相之后，忌能妒贤，稍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地，以此来起势立威，巩固权势。杨炎认为卢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里很不高兴，结果被卢杞谮毁，贬逐到崖州。朱泚叛乱，德宗逃亡到奉天，崔宁流泪论时事，卢杞听了非常反感，于是在德宗面前说崔宁与朱泚立过盟誓，崔宁因此被杀。因为讨厌殿中侍御史颜真卿直言，德宗兴元元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时，卢杞想趁机借李希烈之手杀害他，派其前往劝谕，被李希烈缢死。

卢杞在经济上的举措，也是史学家所抨击的。当时藩镇割据，河北、河南连兵不息，朝廷穷于应付。度支使杜佑算出，各路军费每月需100余万贯，国家财政难以支撑数月；若得500万贯，可支持半年，朝廷用兵就够了。卢杞排挤杜佑，任用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赵赞无计可施，就与太常博士韦都宾等人谋行搜刮，认为钱货聚在富商，凡家产超出1万贯钱的，自留1万贯，多余的由官方借作军费，指望筹得500万贯。德宗同意了，答应罢兵后用公钱偿还。圣旨一下，京兆尹韦祯督责峻急，长安尉薛萃带兵搜刮，怀疑所报不实就鞭打，有人不胜冤枉痛苦自缢而死，京师一下子骚动起来，如同遭贼盗所劫。最后不过筹集88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统统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百姓成千上万涌上街头拦住卢杞诉苦。卢杞先是“慰谕”，后来解释解释不通，只好逃之夭夭。僦质与借商加起来，才200万贯。

建中四年六月，在为平定河朔四镇叛乱募集军费的名义下，卢杞、赵赞奏行税间架、征除陌钱二法。所谓“税间架”，就是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准，称为一间，分上、中、下三等，每间房屋每年征收二千文、一千文、五百文。有些人家虽有多间房屋，但别无私产与赖以生活的经济来源，应缴的税款却动不动就要几百串钱。法律规定隐瞒一间，责打六十棍，并给告密者赏钱五十串。这是一种十分苛重而又不公平的税，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所谓“除陌钱”，即无凡公私给与、生意所得，每一串钱，交税五十文。如果实物交易，则折合时价按比例征收。隐瞒一百文的，责打六十棍，另罚二千钱。赏赐告密者钱十串，由犯人负担。唐代的市场交易，除买卖双方直接交易外，经常是通过牙商，即市场经纪人来实现。牙商持有官府发给的印纸，遇有买卖进行登记，由牙商负责核算交税。不通过牙商的店铺，则由店铺自备私簿，登记交易额，然后申报纳税。除陌钱的税率为百分之五，十分苛重。并且由于牙商专权，中饱私囊，公家收入不到其中的一半，而一般商民则大受其害，以至怨声载道。

卢杞在朝，总算风光了四年。在一般人看来，这四年他也过得挺不容易，不安稳。他陷害杨炎、颜真卿、张镒等人，以阴险手段排斥名臣杜佑、李揆出朝，并肆意横行，搜括民财，致使怨黩之声嚣然于天下。后因泾原兵变，京师失守，大臣上疏指斥卢杞之罪责，物议喧腾，归咎于杞，于是在建中四年（783）十二月，被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司马。这下子，他再也没折腾起来了。贞元元年（785），卢杞被贬作澧州（今湖南澧县）别驾。在赴澧州途中，病死于船里，未能北返河南老家，于是葬在长江边上的嘉鱼王家湾。

（二）

孙犁先生说：“细观卢杞所为，不外当权者排斥异己，并未出争权固宠之常格。且所用手段，也只是“谮毁”，如皇帝英明，不致为大害。至于传中所记，度支乖张，赋敛繁重，官吏扰民，是处国家兵荒马乱之时，不可过多责备宰相。大概，太平时宰相好当些，政局动荡，而宰相无兵柄，则不易为。卢杞处大局危急、朝廷不能作主之秋，自身又伤人过多，一旦失势，群情必力阻其复位，丑诋之词，乃成千古定论。”孙犁先生是宽容的，不苛求古人，但他的话似乎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由此看来，都是权力惹的祸。但毕竟权力这玩意太迷人了。一旦大权在手，便可以为所欲为，怎能不千方百计地去抢、挖空心思地去弄、不择手段地去巩固呢？卢杞弄权，有那么几点经验是值得总结的：

一是媚上取宠。怎么媚上，新旧唐书均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从他得上司唐德宗对他的态度看出。他在新州遇赦北移吉州（今江西吉安）长史，他非常自信，在贬所对人曰：“我一定会被招入朝廷任用。”当日，德宗果然想用卢杞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谏官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等上疏极力反对。次日，德宗对大臣说：“朕想给卢杞一个小州刺史做做，总可以吧？”李勉说：“陛下给卢杞大郡也行，要是天下人失望怎么办？”德宗说：“大家都说卢杞奸邪，我怎么不知道？”李勉说：“卢杞奸邪，天下人都知道，唯独陛下不知道，这正是他奸邪的地方！”德宗默然良久。散骑常侍李泌再次上奏，德宗说：“卢杞之事，朕已同意袁高所奏，怎么样？”李泌拜道：“连日来外面的人私下议论，认为陛下与汉之桓、灵差不多；臣今亲承圣旨，才知道尧、舜之不如你啊！”德宗大为高兴。

二是党同伐异。在唐代，由于科举对因门第荫封而得官的世家大族构成威胁，受到它们的反对，由此导致了绵延数唐代两百年的朋党之争。一方是科举出自身的官员，另一方是世袭官僚为首的一派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一派得势另一派必定遭殃。唐文宗感慨地说：“去河北之贼（指藩镇势力）非难，去此朋党实难。”代宗、德宗时，世族的李揆主持朝政，轻视出身寒门的元载；元载后为宰相，重用进士出身的官员如杨炎等；后来刘晏掌权，杀元载。杨炎为相后又杀刘晏为元载报仇。后来卢杞做宰相，又杀死杨炎为刘晏报仇。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卢杞这人，不是一句“朋党之争”包括得了的。颜真卿、李揆也是世族，卢杞同样要或借刀杀人，或借口赶走。很有一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而且手段非常残忍毒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当德宗要启用卢杞时，朝中不少官员就要竭力阻挠，否则此老东山再起，便会大祸临头，谁不想保住自己的小命？

三是邀功请赏。邀功自然还是为了媚上，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固宠要权。为了要权就会不择手段，权令智昏。本来，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内部稳定至关重要。可他偏偏采取了一系列乖张的财税措施。而且执行起来如同盗匪，搞得民怨沸腾，以至后来叛军打进京城，还以“不夺而商人僦质矣，不税而间架、除陌矣”相号召。

他拼命的争权固宠，但权力并没有给他多少好处。然而，古往今来，争权夺利者还是熙熙攘攘，不绝如过江之鲫。

（三）

新旧《唐书》的作者，都非常在意卢杞的长相：“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不耻恶衣粝食，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亦未识其心。”甚至在短短千字的传记里，用用百余字讲了一个类似传说的故事：

建中初年，卢杞还是御史中丞，知名度不高。其时郭子仪退休家居，忘情声色以排遣岁月。有一次生病，百官前来问候，歌伎侍者都未撤去。一听到卢杞来了，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会客室的屏风后面去，一个也不准出来见客，独自一人坐在案前等待卢杞。等到客人走了，家眷们问他：“你平日接见客人，都不避讳我们在场，谈谈笑笑，为什么今天接见一个书生却要如此慎重？”郭子仪说：“你们不知道，卢杞这个人，很有才干，但他心胸狭窄，睚眦必报。长相又不好看，半边脸是青的，好像庙里的鬼怪。你们女人们最爱笑。如果看见卢杞的半边蓝脸，一定要笑，他就会记恨在心，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就没有一个活得成了！”不久卢杞果然作了宰相，凡是过去有人看不起他，得罪过他的，一律不能免掉杀身抄家的冤报。只有对郭子仪的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情，他还是曲予保全，认为郭令公非常重视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但读书至此，我又似有所悟。原来，卢杞如此拼命地攫取权利，是与他的阴暗心理有关的。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这不能算是他的过错。很可能只是一块胎记，如果长在屁股上，就一点事儿也没有了。可它偏偏长错了地方，长到了脸上。这就使他更加自卑。加上他入朝做官，本来靠的是祖荫，并非靠真才实学，就唯恐人家瞧不起他。越是如此，就越想人家瞧得起他。这样一来，权力对他来说就非常重要了。于是他就要借“恶衣粝食”以示清节，借谨恭来博得好感。一旦位极人臣，就原形毕露了。

不知怎么的，我由此想到了希特勒和麻原彰晃。据说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而麻原则天生弱视。由于自卑心理作怪，一个成了混世魔王，一个成了恐怖分子。看来，世间人事，虽有古今中外之别，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