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的一天，彭和江在大兴街上打电话给我，为他小孩读书借钱。我说：“你挂了，我打过来。”他在那里打公用电话，每分钟1元；这件事估计三两分钟讲不清，果然用了8分多。

交谈中得知，彭和江的小儿小女都被省城的中专学校录取。我劝他，读中专没有意思，不包分配，学不了多少知识，学的专业也不适用。他回答，不让儿子读，儿子不答应；不让姑娘读，姑娘也不愿意，姑娘比儿子还要高100多分，只好两个都送。但书学费、路费、生活费，没有6000元不能上路。我知道，成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他，哪有积蓄呢？可我因建房欠帐，能够借的亲戚朋友都借了，金融部门不对大专以下学生贷款，实在无能为力。我向他解释，并最后建议他去省城收他弟读书时借我的那1000元。他说，他弟虽然在省城工作了两三年，但那家企业效益不好，一年只能发七八个月的工资。

放下电话，我想象得出他那失望的表情：黝黑的脸该是更黑了，脸上的青筋更加凸现，面容又该比实际年龄增加一两岁，显得更加苍老了。

其实我应该帮他——他和我同住一个寨上，长我辈份也稍长我年龄。小时常在一起游戏：学电影中“打战”，他任司令，我当参谋长；或者与寨上其他孩子一道，排队举着红宝书，学大人们在会场喊万岁、健康的口号；或秋天傍晚，在他家门前竹林用石块掷归林麻雀，看麻雀“蓬”地飞散开去，密密麻麻，不一会又飞回竹林……如今，竹子早已开花死了，麻雀也不知飞往何方。

上了小学，我们常在一盏油腻昏暗的油灯下做作业，并同睡一张床。有时在我家，有时去他家。由于我的铺在木房二楼，起床时容易头碰椽木，上下楼都得靠木楼梯，不方便，也不安全。彭和江的床安在堂屋，所以去他家多一些。每每睡到大人喊“太阳晒屁股啦”我们才起床，一道上山砍柴割草或放牛。他砍割柴草，多而快，捆得紧，尖担插进去挑着走不易脱出来。我常常喊他帮我捆插。

小学毕业，我和班上的另6人去了大兴中学。大兴因交通方便，集市兴旺，又在龙溪、合朋之间，也就成了这3个乡的经济文化中心。彭和江则去了方向相反新办的丰林中学。其时丰林，除了“远学大寨，近学丰林”的名声外，只是一个大队而已。去丰林中学路程比大兴中学远1倍不说，教室破烂，师资也多是初中毕业教初中的水平。我那时怎么也想不通，论成绩，他从未落到第五名之后。后来才知道，他家的成份是上中农，而我们７人，则是“又红又专”。当然，每逢放假回家，我们仍然时常住在一起，一道上山放牛砍柴割草，直到他未能考上高中，不久结婚为止。

9月初，彭和江来县城为两个孩子转粮食手续，他说在邻县私人那里借了5000元，利息是5分。他叹息说：“每个月利息都是250块，还不谈每个月要大几百生活费。等他们走后，把牛卖了，还1000，然后杀广找点钱。”

“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借点利息低点的。”我安慰说。

３天后，我打电话让人转告彭和江，有人愿意借4000元，每月利息二分五，借条写成三分，由我担保。第二天他步行30多公里进城写了借条，当天揣着钱回了家。

不久，彭和江去了广东，过了１月，他妻子也去了广东，家中的田土转包给了别人。一天，彭和江从广东打电话来，请我放心，过几天先汇2000块过来，还一部分。并一再感谢，说为他“每月节约了100块钱。”

我听着，有些惭愧，也有点酸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