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节的临近，大小报章上关于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的报道日益多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及有关部门在为农民工“讨薪”问题上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也说明社会上拖欠农民工工钱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地存在着。追讨欠薪已经成为一场宿命的轮回大戏，在每年的春节前轰轰烈烈地上演。

在此类报道中，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的说明，一般都会有这样的表述：“为了帮助农民工拿到被拖欠了（时间长短不等）的工钱，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某地政府或部门）掀起清欠风暴，为农民工追讨回（数额不等）的血汗钱。”图片往往要让农民工高高举起手中讨回的工钱，还要他们把一沓钱捻开来对着镜头，脸上露出兴奋、幸福、感激的表情。

看着这样的报道，心里总是涌起一股复杂的滋味。难道帮助农民工追讨本属于他们劳动所得的工钱，其出发点和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安心“过年”吗？在现代法治社会里，一切靠契约和法律说话。我们不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制度，缺的是公正有力的执行。当“欠薪”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疾病，一点点地侵蚀着底层百姓对法治和公正的信仰和信心，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当务之急是出重拳予以整治，迅速恢复人们的信仰和信心。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美国纽约警察局前局长布拉顿提出的那个著名的“零容忍”观点。他认为：“以主动出击的策略打击轻微犯罪，会对降低犯罪率产生积极影响。”也就是说，对任何哪怕很轻微的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都不能容忍，给予及时有效的打击，才能避免问题向深层次发展。欠薪问题累积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要许多农民以跳楼、自杀或者杀人的极端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与有关职能部门“大肚能容”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力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当农民工的血汗钱被恶意拖欠，他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就受到了损害，负责保护他们权利的人们就应该立即行动，维护他们的权益。而不能平时不管不问或者问得轻描淡写，等到春节来临再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搞突击行动。如果仅仅因为要过年了，才想起来帮助农民工追讨被拖欠的血汗钱，这样的执政理念和执法理念是多么的要不得和可怕！

不幸的是，这样的表述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记者们的理解发生了偏差，而是不少地方的事实就是如此。试想，如果平时工作做得到位，“欠薪”问题得到有效治理，春节时想突击掀起“风暴”又从何“掀起”？正因为平时工作没有做好，使得问题积累得很严重，才有这所谓的“清欠风暴”刮起的条件。为什么要在春节前刮这“风暴”？因为农民工拿不到血汗钱，是过不好年的。因此，从执政为民和执法为公的角度看，为了农民工“过好年”而帮他们追讨欠薪，是应该的，是成立的。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难道这样的“追讨”仅仅只是为了农民工“过好年”吗？难道就没有政府部门和执法部门为了自己“过好年”而突击行动的成分？如果此时不帮助农民工清欠，没有血汗钱“过年”的他们，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祥和稳定，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年”肯定也是过不好、过不安稳的。你能否认为“过年”而集中清欠的初衷里绝对没有这样的成分吗？

如果执政和执法不把造福百姓与社会公正作为惟一目的，而热衷于追求节日效应，为了节日的稳定而搞突击，不把工作做在平时，这样的做法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毫无帮助的，无疑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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