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夜的风，吹得天上的星星飘飘忽忽，闪烁一如眨眼。一个年幼无知的少年开始担心：星星，会被风吹得掉下来么？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何况是一个懵懂少年。后来自然就知道这是一种天气变化的征兆，潮湿的空气随风流动，厚薄不一，给肉眼造成了闪烁的错觉。它预示着明天可能有雨，而星星不会坠落。少年的杞忧自可一笑置之，但无可否认，在历史的天空，确实有不少曾经闪烁的星星，因为风的缘故黯淡了；有不少曾经的辉煌，因为人的原因变成了废墟。而通向这些废墟的，往往是一些荒芜的山路，芭茅蓬杂，藤萝络绎，窄窄的路基早已被山洪冲得沟壑纵横。在苍茫的山峦间，有比穿行在这样一条山路更困难的么？

在儒释道三教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释道两教的寺观，往往是儒生读书的地方。破庙读书，至少在唐人的诗作中就可以见到了。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寺庙道观，甚至一处自然的山洞，都曾经晃动过古人苦读的身影。

大崖山就是这样一座山，这里既有山洞，又有寄读的寺观。大崖山在嘉鱼县城西南18公里，高铁岭镇与官桥镇交界处，北对峡山，南临郞当湖，西与九陇山对峙，东近梅山。山有三峰，呈鼎立之势。北为主峰大岩，俗称石壁，海拔243米；东南为东峤，西南为西峤，因为后来有阮姓人在此落户，故两峰又合称阮家山，海拔225米。四百多年前，李阜就选择了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山，数年以后，一些思想伴随着山的岚霭，弥漫在林间。

东峤有个山洞名为石室，俗称“仙人洞”，洞高5米，宽7米，长80多米，有前后洞门，洞顶有天窗，洞前有一块坪台。明成化元年（1645），大崖山南麓南花堂李家的李阜，在这里读书讲学，自号“石室先生”；让他两个儿子在西峤大崖观中攻读。

大崖观始建于元至顺（1330－1332）年间，原名“孤云庵”，明洪武元年（1368）改建为“大崖观”。石室先生两个儿子，就是后来被人称为“嘉鱼二李”的李承箕和李承芳。长子承芳字茂卿，号东峤居士，生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次子承箕，字世卿，号西峤居士，又号大崖居士，时人称李大崖，生于明景泰二年（1451）。兄弟二人在此攻读数年后，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同时考中举人。承芳于弘治三年（1490）进士，初授大理寺评事，五年升大理寺少卿。而承箕则无意仕进，于中举人那年，在大崖观下侧建了一座书楼——真静所，人称理学书楼。后来，兄弟俩拜当时著名学者陈白沙为师，并以理学闻名于世，时人称之“嘉鱼二李”。

弘治五年（1492），李承箕之子李虔承继父志，在大岩观和真静所读书。嘉靖元年（1522），李虔之子李宝蒙在真静所读书，改建大岩观为紫云观。后来李宝蒙的儿子李憭改真静所为“高明楼”，将紫云观改建为大岩寺，共4栋，依次为戏台和庙堂、武圣祠、佛殿、观音阁和方丈室。寺前有元至顺年间所造的铁桥，桥上有亭，名为铁桥亭，亭旁有李承箕撰书的《铁桥亭碑》。桥下有泉两眼，即牛眼泉、洗耳泉。

至于昔年李阜课子读书的石室，后来被人们发挥可怜的想象力，命名为仙人洞。民国初年，有个外地人在洞中供奉如来、观音等木雕佛像，以石罅中流出的泉水为“佛水”，给人治病，一时远近闻名。1958年，大岩寺朽毁。如今，仅留下铁桥、铁桥亭碑、牛眼泉、洗耳泉以及“仙人洞”、七星洞等，而小桥流水仍在，满山绿树仍在。

山不是高山，峰不是险峰，人却曾经是享誉宇内的名人。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现代社会旅游业发达，舍近求远、壮游天涯，似乎成了一种潮流。身边的山水故事，往往被我们忽略了。于是，“距离产生美”就成了我们缺乏审美眼光的遁词。

中国古代有一个特定词汇——游学，它指的是读书人外出求学的活动，也指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求知行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游学中洞察世事人生，读无字之书，作为一种习俗，它风靡了千年之久。李承箕就是游学的受益者，因为仰慕当时广东新会著名的理学家陈白沙，于弘治元年四月，自带干粮，沿途歌吟，步行到广东拜师求学。

陈白沙，名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因为是新会白沙乡人，所以世称白沙先生。他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被称为“一代大儒”、“岭南一人”。他终生致力于读书、讲学而不出仕，提出以“自然为宗，忘己为大，无欲为主”、“心即理也”等观点为代表的理学学说，创立了哲学领域的“岭南学派”，亦称“江门学派”。他打破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垄断局面，提倡“学贵乎自得”之说，开创王阳明“心学”之先河，从而成为宋明理学史上一个承先启后、转变风气的重要人物。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代儒学在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转换的过程中，白沙学派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陈白沙的门人中，李承箕、张诩、湛若水是最重要的三人，李承箕更是白沙心目中的得意门生。他勤奋好学，胸怀洒落，倾心学习和传扬白沙学说，陈白沙对他十分欣赏和器重。黄宗羲《明儒学案：孝廉李大厓先生承箕》，将他列在陈白沙之后，并用大量笔墨记述了他们师生间的莫逆之交。

这种师生关系，堪称古往今来的典范，无疑是令人羡慕、受人称道的。李承箕闻白沙之学而慕其人，敬白沙其人而继其学，“自嘉鱼至新会，涉江浮海，水陆万里，先生往见者四”，这是何等的孺慕之情!陈白沙的教法也很特别，李承箕来后，“白沙与之登临吊古，赋诗染翰，投壶饮酒，凡天地间耳目所闻见，古今上下载籍所存，无所不语。所未语者，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见闻承当也。”也就是说，他们无所不谈，又有所不谈，谈的是知识，不谈的是方法，是规律，这正是需要“悟”的东西。师生二人分别以后，陈白沙写下了相忆之诗：“去岁逢君笑一回，经年笑口不曾开。山中莫谓无人笑，不是真情懒放怀。”“衡岳千寻云万寻，丹青难写梦中心。人间铁笛无吹处，又向秋风寄此音。”可见师生之间，确乎“真有相视而莫逆者”。

陈白沙为何如此器重李承箕？黄宗羲认为，“盖先生胸怀洒落，白沙之门更无过之。”“其文出入经史，跌宕纵横。”胸怀和文章自是不同凡俗，更重要的是，李承箕得了白沙学问的真髓，“久之而先生有所悟入，归筑钓台于黄公山，读书静坐其中，不复仕进。”关于李承箕的“悟”，地方志也有记载：承箕认为“凡学，以言传，非真传也，其有目击而道存者乎？”陈白沙惊其所悟，叹道:“吾且从子后矣！”

在游学的过程中，李承箕除了拜师，就是交友。明人俞弁的《逸老堂诗话》，记载了李承箕和白沙另一弟子湛若水之间的一则故事：

广东广州府湛公（若水）擢南京祭酒，将之任，其母垂白，随地任所。荐绅赋诗赠行甚众，唯嘉鱼李承箕一首云：“孝道由来儿奉母，得官今日母随儿。八千里路风波险，纵是胡麻也皱眉。”湛公见诗，即草疏奏于朝，求养亲。至八载亲终，然后出仕。承箕可谓能尽友道，若水则能尽子职，两得之。

这桩公案，被当时人传为佳话。陈白沙一生读书讲学，不主张出仕，李承箕是坚守乃师主张的。他这首诗，不能说没有一点讥讽的成分，正是这种诤友式的直率，才使得湛若水幡然悔悟，暂时打消了出仕的念头。陈白沙曾写过一封《复李世卿》的信：“君子以道交者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己不遵道，而好与人交，恶在其能交也！”

这封信，可以看出陈白沙对李承箕交友之道的肯定。在只有永恒利益、没有永远朋友的当今社会，这种交友之道，犹如出土文物般弥足珍贵。

少年古庙攻读，壮年外出游学，晚年家居隐逸，“嘉鱼二李”走过的是古来不少读书人走过的同一条路。弘治五年（1492），李承箕卜居嘉鱼港口黄公山南麓，修建了一处简朴的近水楼台。他向陈白沙求字，陈白沙拈起他的“束茅笔”，饱蘸浓墨，欣然题写了“黄公钓台”四个苍劲飘逸的大字。李承箕把它制成匾额，高悬于门楣之上，然后驰书京城，嘱其兄归隐读书。不久，李承芳告病辞官归来，并且带来了当时的侍讲学士王鏊写的一篇《黄公钓台记》：

弘治壬子，嘉鱼李世卿，考室黄公山之阳，广东陈白沙题之曰“黄公钓台”。有诣而问者，曰：“何哉?”世卿曰：“终日钓焉，无所钓也。”伯氏茂卿，方为大理寺副，曰：“盍归乎？吾将钓于黄公之山。”遂解官去。

好个“终日钓焉，无所钓也”！垂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符号，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意象。它的始作俑者是姜太公，他闲坐在渭水之滨，垂下无钩之钓，钓的是那份自信，他终于钓到了君臣遇合的机缘；后来是严子陵，他端坐在富春江边高高的崖岸上，垂下千丈丝线，钓的是那分孤傲，那份淡泊，终于调来了山高水长的风徽；再后来，就是柳宗元，他远离京国，流落江湖，瑟缩在寒江的孤舟上，钓的是一份无法排解的失意和孤寂。

那么，嘉鱼二李的垂钓，又是一种怎样的意蕴呢？垂钓者，似乎历来是隐士的专利。历代的隐士，不外乎这么几种类型：一种是上古高人逸士“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遗绪，一种是受道家“道法自然”的影响，超越世俗的道德和法则，归依自然，纵情山水；一种是受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观念的浸染，隐居山林，保持操守，寄托情怀。当然，还有一种是欺世盗名，走中南捷径。

儒家在建立修、齐、治、平的人生坐标的同时，形成了文人士大夫进退的观念。他们认为，若是仕途畅达，则进而兼济天下；若是仕途穷蹙，则退而独善其身。所以，中国有不少隐士，把退隐山林作为栖岩养性、完善道德的一条途径。“终日钓焉，无所钓也”，正是李承箕的夫子自道。他兼受儒道两家的影响，但也同传统的隐者不尽相同。一开始，他就没有打算出仕，更没有经历仕途坎坷，他是把学问求道作为终极目标的，无疑，这是对“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反动。这种只做学问不做官的人生选择，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无疑会给当时的士林吹来一股清风。他的学术观点崇尚自然，以忘己为大端，以无欲为至高境界。他一直认真实践自己的主张。除了到广东拜师，就是在黄公钓台读书静坐，和乃兄自相师友、互相唱酬，与客人挥觞剧饮、吟诗作赋。承箕“为文章，剔尘垢，不拘俗套，如山川出云，雷雨交至，倏然而止。”

李承芳走的是一条接近陶渊明的路子。弘治三年（1490）他中了进士，被授官大理寺平事，五年后升大理寺少卿。“性高淡，不善羁束”，“既受官，俭约如儒生时”。他常对人说：“吾得俸钱三十缗，可以南津矣。”原来他做官，也不过是为了谋得“南津”的盘缠，以便追随承箕南下拜师。所以他归隐之后，治理学，力耕播，常与渔民、牧童朝夕相处。有客人过访，也披蓑戴笠与之相见。居家清素俭约，对待朋友诚悫不阿。据说，他诗风奇丽，谈论古今人物异乎常言，务在与世俗之见抗争。斥《朱子注疏》拘缚后学，视为罪人。王鏊这样说他：“卓然自立，不顾流俗，求合于义，不求合于人；求信乎后，不求信乎今。”以讲学、赋诗、耕作为乐，论道以教化为本，虽蔬食屡空也不后悔。

王鏊字济之，号守溪，学者称其为震泽先生。其人博学有识鉴，尚经术，文章议论明畅，使明代弘治、正德间的文风为之一变。他正德元年任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唐伯虎称其“海内文章第一，朝中宰相无双”，《古文观止选有他的《亲政篇》。有这样的文章巨公为黄公钓台作记，可见二李在当时也绝非凡俗之辈。

李承芳、李承箕共住“黄公钓台”十多年，在弘治十五年和十八年先后去世。李承箕卒后，与武陵人蒋道林同奉祀于武昌府学“周小祠”，位居二程之后；遗著有《大崖集》二十卷、明弘治元年《新会县志》十八卷、弘治十七年《嘉鱼县志》（不存）。李承芳也著有《东峤集》。然而，二李身后，那些出入经史、跌宕纵横的文章，那些清丽晓畅、山川出云般的诗篇，在当地并没有多少人传颂。

或许，世俗的眼光并不看重“嘉鱼二李”。人们习惯于用官位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二李一来并非官居高位，二来没有留下高楼大厦，甚至在当时，他们可能就是曲高和寡的人。当他们把一把钓竿交给后人，热切的目光似乎在说：接下来把！而当后人从他们手里接过遗产时，伸开手来，会发现空空如也，原来，后人早已有意无意地丢失了。因为后人接过的，原本就是一些不易把握的东西，如同满天的星光，不堪盈手赠。

我居住在一座仅有三十多年建城历史的小城，这儿附近有一座山，山上曾经有一座香火繁盛的庙，北宋一位状元在此攻读，一度留下了“读书台”等纪念性建筑，以及不少传说。这位状元后来做官做到了参知政事。然而，寺庙终于坍塌了，夷为平地，甚至片瓦不存，一切都交给了风雨，交给了鸟雀，交给了蛇鼠。

面对废墟，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们很难想象当初的情形，更无法回顾它从辉煌走向黯淡的究竟。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一种辉煌的消失，完全是因为时间的作用。我曾经查阅过周边几个县市的方志，发现195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不少古建筑都在这一年“朽毁”。这很让人纳闷，难道这些建筑也像人一样，“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都约好在这一年朽毁？我思前想后，终于知道，1958年没有地震，没有雷霆，倒是刮过一阵奇异的风，在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中，不少画栋雕梁，都化作了炉中熊熊烈火。

当然，在盈握的星光消失的时候，陨石的踪迹也就变得珍贵起来。广东江门留有白沙祠、碧玉楼、贞节碑坊等很多有关陈白沙的遗迹，其中贞节牌坊且定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钓台故址”、“白沙公园”等纪念建筑物。江门市在注重文物保护的同时，建立了白沙纪念馆，在馆内创办“白沙书画院”；将陈白沙的墨宝制成更多的拓片、编印《陈献章书法集》；把白沙文化和侨乡建筑文化、风土人情结合起来，打造成上规模上档次的文化品牌。

陈白沙的弟子，广州的湛若水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1999年7月湛若水墓被广州市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增城市对湛若水墓园进行了新的规划和建设，计划依托湛若水墓，开发建设一座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湛若水公园”，将其与附近的古民居、古村落一起，共同构成增城新的文化旅游项目。当地文物、文化主管部门也正与广州大学等高校的建筑专家合作，对墓葬建筑进行研究，计划恢复墓前原有的拜亭、华表、牌坊等建筑，并新建一座湛若水纪念馆，用于展示湛若水生平事迹与著作等内容。

与老师和同学相比，李承箕身后寂寞多了。也许，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昔日的钓台，也只剩下明月照水，独自苍凉。眼前的这片废墟，残砖断瓦，杂草丛生，昔日寺观周围的大树被砍的树桩，重新长出的新苗，也已参天荫地了，从而形成一个林间空地，留下一个历史的空洞。除了萧条、孤独、空寂，实在找不倒更恰当的词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昨夜星辰昨夜风，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