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家李步云的话说，中央将“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意义重大。依法治国属“法治”论，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既治民也治官；但根本目的、基本价值和主要作用应当是“治官”。

这确乎从一个侧面道出了现代法治文明的真谛。

何以如是？因为，直接治理国家的不是“民”，而是“官”。俗有“民好一人，官好一片”之说。此话如果反说，结果不是十分的负面么？古人云：官的作用在于“匡主宁民”。晏子说：“婴闻国有具官，然后政可善。”这些都说明了“官”在管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当今，在一个法治国家里，老百姓当然要守法，但根本的问题是政府要依法办事。然而，我们的一些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是那么好，甚至自己就干起了违法的事儿。正如李瑞环最近说的：“特别是在一些地方，下岗人员过多，农民负担过重，社会治安状况不好，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绝，使群众利益受到严重影响。”又如报载，荣县来牟镇用公款大吃大喝，仅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就吃喝169·87万元之多。看来官员腐败，民众反感，已成为我国最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官员”的不依法治理，甚至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却是不能忽视的。

那么，怎样“治官”呢？窃以为，“治官”有“三法”。

首先是“选官”。“官”是担纲执掌各级政权的人物，就不能是“孬火药”，必须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地选择那些德、才兼备者而为之。德者，道德、品行、人格者也；才者，才学、能力、胆识者也。个中，“人格”是关键，是重中之重。像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海南省司法厅副厅长戚火贵、原贵港市副市长李成龙之流，还有何“人格”“德”可言？

当然，“选官”也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的适合我国国情和时代需要的“择优”机制和制度。

其次是“用官”。窃以为，用官不能“放鹰”，而要“放风筝”，不能任你高飞乱飞，要放你高飞——有航线有轨迹地高飞远飞。其中“任”与“放”十分重要。要建立起完善的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

第三，“监官”。有一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说的是“监督”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不过，还有一句“敢怒而不敢言”的话。“眼睛”看到了，敢不敢说也是个问题。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律虽然给了群众“说”的权力。这里面恐怕还有许多事儿要做。

江泽民说过：“治国先治党，治党必从严。”这是中国共[chan*]党的性质、在国家和社会生活重所处的地位、肩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官”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予的。就现今而言，好官“就要坚持人民群众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在制定政策、出台改革措施时，都应充分考虑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要尽心竭力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把贫困群众纳入干部视线之内和服务网之中，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李瑞环语）。

我们的“官”应具备“黄帝居人上，惴惴如临渊；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满日”的心态和体恤群众、文化进步、现代生产力等素质，时时刻刻想到人民，兢兢业业为广大群众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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