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位朋友问我：“你看了那么多书，你最爱哪本书?”我未加思索，随口答道：“字典。”

第一次见到字典，是在上小学时一节语文课上。我们那位老师为了纠正同学们读写错别字，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两个半瓶醋的秀才赶考途中遇到一座“文庙”。他们一个说念“文由”，另一个却说念“丈庙”。两个人争执不下，去问庙中的和尚，小和尚却说师父“化齐”去了。他们接着问一位私塾先生，先生却说未带“字果”，不能查。两人为弄个究竟就到县衙大堂打官司，县官一听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其火说：“老爷又不是苏东皮!“于是后人为讥讽白字现象，就编了一套顺口溜儿：“文由丈庙有分歧，庙里和尚去化齐，教书先生查字果，县官不是苏东皮。”

老师举着手里一本厚厚的小书说：这就是字典，过去叫字汇，而汇字有一种特殊的写法，所以就有“字果”之误了。于是我们学会了查字典，也知道了中国有个叫苏东坡的大学问家。老师说，为了增知识，长学问，字典是离不开的，我有不认识的字也要靠它哩。字典，原来是这般重要的宝书!　

虽然我们学会了查字典，但真正舍得买的人却很少。那时，谁要能带一部新字典去上学，那种感觉；恐怕不亚于现在的上班族拥有一部手提电脑，或者是一辆轿车吧。我邻桌一个女生却是字典的拥有者，她经常在课余时间讲某个字怎样解释，哪个字几种念法儿，真叫人羡慕得心馋眼热。文革后期，学生们都不去正儿巴经地上课，但背背语录，读读社论韵活动还是有的。记得一次，有个贫农管校代表领我们学社论，他那响亮的大嗓门，愣把“污泥浊水"念成了“污泥虫水”，别人倒没在意，我那个邻桌却憋不住“扑哧”笑出声来，那个管校代表两眼一黑乎，十分严肃地喝斥道：“笑什么”？“污泥虫水就是泥里有粪，水里有蛆，是说那些牛鬼蛇神的!谁不愿学滚出去!”我那女同学顿时吓得一声不吭了。我自知女同学笑中有因，下课后就问为什么，她把字典掀开，指着“浊”字委屈地说：“他念得不对，我早晨才查了的!”我不知为什么涌上一股勇气，抓过她的字典找到代表的办公室说：“这不念虫，念浊，字典上说的!”那个代表却没恼火，捧着字典歪着头细细看了足有一分钟，这才诺诺地说：“以字典为准，以字典为准。”然后又自我解嘲地说：“我是秀才念半边嘛!”我心里说，你算什么秀才呢。不过以后我注意到，再读这个字的时候，他都认真地纠正了过来。知错必改，是一种美德，也算一条汉子。　

上班以后，我买了部《现代汉语词典》。以后这部字典就陪伴了我二十多年。她是我的恋人和朋友，伴我度过一个个寂寞的假日和不眠的夜晚，她是我的舟楫和梯子，帮我在书的海洋里遨游，在知识的峰峦上攀登。更准确地说，她是我无声的老师，随时不断地启迪我的心灵，纠正我的语误。没书读时我也经常随时掀开任意浏览，把她当做我的一部“小百科”。久而久之，我养成了一种习惯，不管学文件还是读诗文，凡遇疑难字，必须弄清楚语音和含义，绝不滑过去。如果是熟人读得有误，也总是憋不住直言相告。谁知这样有时也得罪人呢。

我原来供职的那个单位，带“长”字的干部不在少数。他们是经常批阅文件或学习一些材料的。这些机关公文多是平常用语，没有多少生僻字，所以好像一般也不用查字典。但个别情况有时也会出现。有一次我的一个领导领大家学反腐倡廉的文件，就毫不含糊地把个“暴殄天物”的“殄”念成了“珍”不知是人们没注意还是都不认识，或者是故意不吭声，反正没一个人说话。我看会议室没几个人，也不算什么大场合，就说了一句：“这字不念珍。”那位领导是有大专学历的，平时也架子大得可以。我这一说他脸上有些挂不住，沉下脸来很威严地“嗯”了一声，然后厉声问：“你说念什么?”我刚想说字典上怎样怎样，他又把文件往我前面使劲一推说：“你念!”我不知为什么那点勇气忽然没有了，吞吞吐吐地说：“我也不清楚，说不准。”再以后开大会，我听他还把那个“殄”字念成了“珍”。于是我心里又涌上一股不平之气，你身居领导高位，怎么还不如一个管校代表那样谦虚和大度呢?莫非你以为官职升高自然而然就成了“苏东皮”吗？不过思来想去也怪我没说出那是字典上说的。要说清的话，他也许认真想一想，或去买一部字典查查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