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下旬,我曾经路过易县,趁此机会绕道拜谒荆轲塔。出易县城,过易水河,西南行两公里,就是荆轲山。荆轲山上祭起的就是荆轲塔。
说是山,实际上是一个较大的土堆:塔也是极普通的那一种,十三层,二十多米高。如今塔基已残缺,砖石上刻满了张三李四。这使积淀在人们心里的仰慕,迅速变化为一种悲凉。
荆轲塔下并没有荆轲,葬的只是他的衣冠。当年,燕太子丹易水河畔诀别荆轲,知道他西向刺秦王有去无还,便事先收其衣冠造了一处衣冠冢。在冢上建塔已经是一千多年后辽代的事情了,明清时又建起一座寺院,供奉的是田光、荆轲、樊於期三义士像,四时享祭。可惜没有持续多久,香火断了,除了满目疮痍和断壁残垣,剩下的只有孤零零的荆轲塔了。易水河畔,深冬时节,白草黄沙,残阳如血,瑟瑟寒风中,当年荆轲视死如归的场景,成就了一出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曾经固执地以为荆轲是一介莽夫,实则不然。他原为齐人后裔,徙于卫,史书上说他喜读书、善击剑、懂音乐、通棋道,有胆有识,文武全才,可惜怀才不遇,于是游历四方,结交天下豪杰。很快,他与田光、高渐离等引为知己,彼此志趣相投,相见恨晚。和燕太子丹并没有什么瓜葛,为什么荆轲会舍命剌秦王呢?说到底还是“义”字使然。古人对义的推崇是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的,当时的人们的确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弘扬这个“义”的。太子丹曾与秦王共质于赵,二人是患难兄弟。赢政做了秦王,太子丹又质于秦。饱经沧桑的太子丹逃回燕国后,面对的是远胜于昔日强齐的秦国。太子丹心怀大志,对仁人志士不仅礼贤下士,而且一掷千金。他的祖先燕昭王创立的燕国,曾有短暂的辉煌,公元前331年,燕昭王采纳了谋士郭隗的建议,设招贤馆,建黄金台台,一时群贤毕至,人才济济。燕昭王任用贤能,励精图治二十年,终于有了乐毅兼统六国,联军伐齐。燕昭王不仅报了自己的世仇,而且使燕国一跃成为强国。他是一个成功者。太子丹与乃祖不同的是,他的招贤馆里,住满了闯荡四方的游侠壮士,大家每日谋划着如何刺秦保燕。结果,荆轲西去,王翦伐燕的大军也就到了燕国边界,太子丹蓟城引戮,他是个失败者。无论是燕昭王还是太子丹,后人看他们总比他们自己要清楚得多。燕昭王的成功在于国君有道,尊重人才,放眼长远,以绩兴邦;太子丹的失败在于他见识拙浅,急功近利,幻想秦王一死,天下太平。其实,纵然荆轲侥幸成功了,燕国仍然难亡国之灾。后人有诗叹日:“燕丹谋寡当自灭,光也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杀樊将军。”
《史记》把荆轲的故事载入了《荆轲列传》,与其并列的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即使在古代,刺客的名声也不那么好听。况且他刺杀的是秦王赢政,在后人看来,这不但不值得同情,反而让人感到庆幸,否则,历史上就没有赢政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了。
在燕下都,荆轲的名声并不是很好,整天与狗屠、渐离在大街上酗酒闹事。酩酊大醉之后,舞剑击筑,又哭又笑,引得行人侧目,惟恐躲避不及。在老百姓的眼里,荆轲是个恶人,万里之外的秦王也是恶人。秦王是看不到的,荆轲却很熟悉,实在令人失望。史载,荆轲被拜为上卿即以后,太子丹日造门下,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燕市之上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此时的荆轲终于找到了夙愿得尝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荆轲是为燕国而死的,这一义举同样千古流传,荆轲塔也引来无数文人墨客的沉湎吟诵。除了荆轲塔之外,共立易水河畔的还有樊於期的血山镇陵塔,太子丹的燕子塔,左伯桃的黑塔和羊角哀的白塔,这些并称“五塔镇燕山”的建筑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一个“义”字。五塔之中,荆轲塔居然在正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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