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进入90年代以来，依靠政策发家致富的农民出现了尴尬。基层干部也在想这究竟是政策错误还是政府在拿钱养事的体制造成的弊端。这可能是中国“三农”工作的阵痛。

镜头之一：陕南某县部分乡镇退耕还林政策兑现打折何时休？自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以来，这个县许多村民都只能领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百不等的兑现款，让农民朋友不清楚的是乡村干部却能得到全额兑现。辖区三湾村农民王世荣去年只因为退耕地里面种点油菜被乡政府扣去一半，今年他发狠心把地里面的野杂草都锄尽了，可还是只能兑现百分之八十。当他问及乡干部国家给他的退耕还林为啥得不到像乡村干部及亲戚那样全额兑现时，乡干部的回答主他难以接受，那位乡干部说：“国家给你的退耕还林，国家能认识你王隆明是谁？要不是乡上给你们争取，你等着退耕还林政策哈时给你冲刺吧？”

镜头之二：政策制定不公何时结？某省的乡镇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规定，严格控制乡镇机构和人员增长，5年内乡镇机构和人员编制不再增加，可实际情况照进不误；明确乡镇政府职能，应由县政府承担的工作任务，不得转交乡镇，可实际情况是乡镇任务比以前更大了，因为拿钱办事的机构在县级，拿钱养事的体制在县级，不拿权的机构在乡镇；精简乡镇党政机构编制，乡镇领导实行交叉任职，职数控制在6名，不得超编制配人、超职数配备领导，可实际情况是领导可以精简成一般干部，那么一般干部就必定要下岗，因为一类乡镇的编制不超过30人，但我们一类乡镇就最近三年进的现有干部却超过了30人。这人将年龄大点的老干部有点接受不了，是政策错了还是自已不该到乡镇工作呢？　

镜头之三：　基层政府执行政策有偏差何时了？失去搜刮体制的政府将眼睛盯向可怜的乡镇干部和教师。同是陕南某县边远穷乡之一的元潭乡，对于乡干部来说，卖税不仅是他们的工作，更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任务”。尽管谁都明白，收税本是税务部门的工作，但该乡每名领导2000元、干部500元的地税任务，难坏了这里的乡干部，否则一个月工资就没保障了。当地乡干部认为自已在完成了“上面”的任务后，他们还要“保一方平安”——要修校舍、要办公费、要修路、要造桥等等。更要命的是　“上面”往往发来许多要“为民办实事”的红头文件，这种“上面”请客“下面”掏钱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使基层干部陷入“不仁不义”之境。结果是“上面”的统计数据越“光辉”，“下面”干部伸向农民的手就变得越“肮脏”——农民们情不自禁地说“上面的好经被下面的和尚们给念歪了”。

中央下达的所有没有赚钱的政策，一步步地都落实到乡镇政府，最后都由乡村干部来执行。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和乡镇政府都面临自己的困难，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政策的制定并不意味着政策周期的完成。而且长期以来，我国的政策执行就面临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困境，比如说某一级政府将上级政府的决策改动一下，隐蔽一点，下一级政府再改动一点，到最后，这个政策就变样了。同时，目前也缺乏对政策有效的监督机制，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太高。

本文已被编辑[帘外落花]于2005-12-28　3:13:11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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