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或许是因为从事研究工作的缘故吧，一直以来，我都很欣赏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一句话：“科学不分国界，但科学家有国家，科学家应该把自己的才智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并且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该同样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祖国，贡献给民众，至少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上说话。

然而，近些年来，国内相当多的“经济学家”的言论已经有把改革引向权贵资本主义化而藐视平民大众利益的倾向。

因为早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便有一些经济学家极力鼓吹所谓的“教育产业化”，除了鼓吹所谓的“教育产业化”以外，还有不少的经济学家鼓吹所谓的“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等等。结果拿房改掏干穷人的腰包；借医疗体制改革，少数人从中获取高额药品回扣却提前为大多数的穷人送终；用教育体制改革把穷人的孩子挡在门外……

尤其是去年和今年以来，经济学界的怪事更多。甚至有的“经济学家”沦为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比如说去年的“郎顾之争”，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对郎咸平群而攻之，某牛津归国执教北大的大师更是首冲前列，直到今年顾雏军锒铛入狱才表现集体失语。

又比如北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站在房地产商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中国的房价还是太低，应该与国际接轨；全然不顾房屋这一准公共产品在商品化之后，早已严重侵害了绝大多数公众的利益的事实；因为我们的年收入可能还不到别人的百分之一；我们的房价早已高企，我们即使不吃不喝也要几十年才能够买得起一处栖息之地。

还有国内某研究机构的经济专家接受了国际跨国资本的赞助，竟然制做出一份“可口可乐在中国投资多年对华经济贡献”的报告，且在此报告中全然不提由于这一种“洋饮料”而挤垮了多少国内的饮料厂，让多少国内饮料行业的职工因此而下了岗失了业。

为此，国内的新闻媒体近来对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做出了批评和谴责。主要围绕的是“教育产业化”、“房地产业鼓吹目前中国的房价还是太低，应该与国际接轨”、“商业银行对中小客户实现收费制”、“医疗产业化”等有关主题。

可是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在2005年12月10日的《经济观察报》上，针对国内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批评做了辩护。她撰文说“经济学家是人不是神，经济学家也不是一个道德符号。希望在还原‘经济学家’作为‘人’的原始面目的同时，也希望转型经济过度时期的人们少一点心浮气躁，多一分宽容和理解，少一些评头论足，多一点脚踏实地……”等。

诚哉，斯言。尽管从学术讨论的角度来审视，多一分宽容和理解，少一些评头论足，有助于建立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但是笔者对于她的这些辩词实在难以苟同，因为这其中牵涉到了关于中国经济学家所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的原则性问题。

尤其是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学家所设计的经济政策，不应该仅仅囿于某个技术层面，假以市场化的名义来为利益集团说话。更应该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为决策者提供基本的决策参考，从而使中华民族走向强大复兴。

而其中检验经济学家所设计的经济政策的标准应该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标准。

但是事实证明，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早已沦为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因此损害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利益，因为现在相当部分的平民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子，国内一些幼稚工业由于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而相继倒闭，以至于许多的工人下岗等等现象的出现，都应该是与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鼓吹出来的一些理论和政策息息相关的。

所以，笔者认为，他们不仅仅是受到国内的新闻媒体的谴责，还应该受到平民百姓的谴责。

可是因为篇幅所限，笔者只能在后面的系列文章里，分别逐一论述平民百姓也应该谴责一些“经济学家”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商业银行对中小客户实现收费制”、“住房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系列学说，在此感谢各位读者的关注并敬请谅解。

【二】　正　文

a、掀开“教育产业化”的皮，首先应该谴责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经济学家

据2005年9月4日的《新京报》报道：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出席博客网举办的“从教育收费看教育改革研讨会”时提出，我国目前应该对义务教育实现完全免费；对高校贫困生应免费，并提供部分生活费。主要有以下两个观念：

一、义务教育免费正当时

汤敏称，义务教育是全体人民都受益的事情，应该由国家财政来投资。我国对义务教育的投资是远远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个现象非常不正常。“如果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们财政资金不足，不能达到全部免费的话，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了。”

二、两成大学生应免费

而对于高等教育，汤敏认为，作为受益者，政府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首先应让所有贫困学生全免学费，还要给一些生活费。“这部分学生大概占大学生里头的20％左右，也就是说对这20％应该全免学费”。

汤敏认为，应该有一个更透明更严格更制度化的高校使用财政资金制度，“你只要用了国家财政的钱，你得非常严格，高校成本不能快速无限制地增加。”汤敏说。

汤先生提议对高校贫困生免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不过这个问题如今要是认真讨论起来远非这么简单。并且还给人一种“马后炮”的感觉。

因为早在1998年，实际上就是这位汤敏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建议即“教育产业化”：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拉动内需的消费点。他当时说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元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元。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增加学生在学校中的消费，二是缓解就业问题，三是从远期而言可以培养人才，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

可是近来，“教育产业化”成了过街的老鼠，几乎人人都在喊打。

一个曾经深入人心的理念何以在转眼之间就成了“魔鬼”呢？

要厘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教育产业化”的真正涵义。因为既为“产业”，前提当然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也就是说，除政府之外，要允许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投资办教育。既然允许民间投资，当然就应该允许投资者取得合理的利润，不然，就不会有投资者对此感兴趣。但追求利润回报的只能是这种民办的学校。政府投资的公办学校，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期间的中小学，不仅不能以赢利为目的，而且理应由政府投入必需的资金。公办教育原本就应该是低收费的社会公益事业，它是不能搞产业化的。

然而，不幸的是，“教育产业化”多半成了“教育乱收费”的“幌子”。我们的一些公办学校，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和小学，也搞起了高收费，甚至巧立名目乱收费。哪里是什么“教育产业化”，完全是扯大旗做虎皮！

更何况教育行业的成本，尤其是高校的日常运行成本也远非某些鼓吹“教育产业化”者所说的那么高。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一定依据的。

因为，笔者多年来在不同性质（教育部公办、金融部门自办、股份制联办、完全民办等）的高校做过兼职教师，并且由于学的是财经专业，讲授过《会计学》和《财务会计》，因此熟知收入、费用成本及利润的构成。

其实剔除某些高校实行后勤管理社会化，将一些校内场所出租后的租金收入等其他的因素不计，学校的收入项目主要有两项，一个是学费，一个是住宿费。

其费用成本支出主要是按学校的日常运行成本（高校的日常运行成本就是教职工工资、加上学校日常运转的水电费等）计算。

而将收入项目的学费、住宿费合计之后，再减去学校的日常运行成本，便是利润总额。

有趣的是，近几年来，我在教育部公办、金融部门自办、股份制联办、完全民办等不同性质的高校任教时，同样的课时工作量，然而所获得的工资报酬却完全不同，每月的工资依次递增几百元。其中在教育部公办的高校任教，工资最低；在完全民办的高校任教，工资最高；后者每月的工资高出前者两千多元。

而为了竞争生源和吸引优秀的师资力量，民办高校的收入项目和标准并未敢超出公办学校很多，但支付给教职工的工资大多是高于公办学校的。由此笔者推断民办高校的日常运行成本应该更高，可是他们肯定还有利润可图，否则以盈利性为首要目的的民办学校就不可能在近几年内遍布大江南北了。

所以，一直都替公办学校找不到因为亏本而必须要高收费的理由。

而且事实上就连教育部也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因为2004年9月2日下午，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就国家资助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等，接受人民网记者视频采访，并与网友进行交流。在回答问题时，张保庆表示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也违背了我们的办学方针，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张保庆说，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因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所以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也违背了我们的办学方针，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说，直接违背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原则。所以产业化的问题，我们教育部是坚决反对的，是绝对不能把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了。

张保庆同时表示，不能否认，这种思潮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领导者那里，在一些学者那里是有的，有一些人现在都在鼓吹这个东西，比方说，我最近发现有个别地方把好的初中、好的高中，以改制的名义卖掉了，卖给私人了，这就是这种错误思想的直接原因，这个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以上资料引自人民网北京2004年9月3日讯）

可是不该产业化的教育还是产业化了，而需要产业化的反而没有形成产业。

但我们很快便发现自从经济学家提出教育产业化以后，成千上万的工农子弟都上不起学了。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也有许多适龄孩子上不起学的，很多缀学在家或外出打工，内地就可想而知了。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事情很多。而从前，饭都吃不饱的时候，却都享受了义务教育。甚至我在高校上课时，还经常发现有的优秀学生竟然因为交不起学费，而领不到教材，上课时没有书的现象。

所以，为了教育的发展，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停止“妖魔化”教育产业化的行为，正本清源，制止一些日常运行成本低廉的公办学校的所谓“产业化”以及在此名义下的高收费、乱收费现象呢？！

身为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曾经被视为“教育产业化”的提出者。

中国的高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是不收费的。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就对高校的收费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逐步建立起由国家、社会、学生家长和个人共同分担高校培养成本的机制。

国家之所以对高校的收费制度进行改革，这其中当然少不了这些极力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经济学家的“功劳”了。

七年过去了，让我们将镜头倒带重播，回顾一下汤先生所提出的“教育产业化”建议的“丰硕成果”：大学扩招的同时，学费高涨；毕业生就业困难；教育质量滑坡；贫困大学生越来越多；“因教返贫”成了常见的现象；“学费杀人”的新闻时有耳闻等等。教育收费，早已经成为全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不过好在这位受到很多指责的“教育产业化”的始作俑者如今也意识到他七年前的错误观念而欲改弦易辙了。可是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经济学家再继续鼓吹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