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骄阳似火,坦荡如坻的105国道上,飞驰着一辆白色的丰田面包车。车上坐的是年轻的江铃汽车集团江西齿轮箱厂经营厂长、中外合资江西江凯齿轮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幸平和他的两个下属——包装箱厂的李书记和王厂长,他们正赶去广州与台商洽谈一个合作项目。尽管与外商谈判已不是大姑娘上轿,尽管昨天几个人对洽谈项目又研究过一回,但冯幸平还是把这次洽谈的议程在脑海里又审视了一遍。客商对时间抓得紧,洽谈只有一天工夫,目的要达到,小利可以让,原则不能放,细节要考虑到,要争取明天把合同顺利签下来。看来已经没有什么疏忽了,他才拿出那本《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翻看起来。
眼皮有点发涩。小陈驾车技术好,就是烟瘾太大。不知到了哪儿了。小王和老李都在假寐,好家伙,养精蓄锐呢,他拉开了半边车窗。
路边的山水田林农舍厂房扑面而来又飞流而去。冯幸平突然想到,这交替入目的平险枯荣绿红黄褐,多像一部穿梭流逝的人生啊!自己这三十九年,学校军营社会工厂学生战士干事车间主任副厂长什么没干过?十年老先进全省最佳生产组织者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出口产品质量先进个人中汽总公司齿轮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小挖掘机质保体系常务理事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行政管理硕士。大堆的荣誉浓缩着多少奋斗的艰辛?眼前的风景渐渐模糊,那一串弯曲的足迹却像调正了焦距的电影图像,一幕幕,一段段,在他的脑海中清晰起来……
第一章 一个常被父母遗忘的部队孩子,险些又被社会遗弃
[1] 昆明,已经久违了。虽然父母亲年轻俊美的面目始终印象是那么模糊,但冯幸平对那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春城妩媚的秀色,沸腾的步校训练和有趣的学校生活,却有着深刻的记忆。那里,散落了他无数的童年梦片。
父母亲是怀着一腔学生的热血,四九年双双从赣县中学随军南下的,都分在昆明第三步兵学校,还都是大尉军衔。不安过父亲是军事教官,而母亲则是穿国防绿的白衣天使,大概他们也就是因为这么多的巧合而认识,结合的。
1953年,冯幸平呱呱坠地,父母正投入紧张的滇境剿匪,没有国哪有家?孩子根本无法顾及,便托给了当地百姓。喝别人的奶到牙牙学语,又送到部队托儿所全托。到了入学年龄,大步兵的学校里却没有小步兵学校,他便与一群部队的孩子寄读在离驻地八公里的昆明石矿山小学。
才六岁的孩子,吃饭洗澡洗衣一应自理,自立潜力发掘过早,要达完美境界是不可能的。那时正值“瓜菜代”的年月,早上吃粥,中午晚上各是一碗有盐没油的,饭菜兼任的蚕豆煮饭。卡路里无法满足,小家伙就到学校附近的糖厂去捡路上撒落的糖屑,还到垃圾堆上捡苞菜杆心充饥,当然也免不了常常弄得脏兮兮的。每星期末回家一次,部队车少任务重,不能保证来接,几个小伙伴吃完中饭就跑一阵疯一阵坐一阵,晃荡到家常已是军营灯火通明。
到冯幸平上三年级时,经家长们强烈要求,部队办起了一座非正规的子弟学校。军爱民,民拥军,教师是昆明市慷慨选送的优秀教师,学生的智力很快开发出来,而冯幸平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自小,冯幸平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我是部队的儿子。
[2]1963年,冯幸平随转业的父亲回到父母亲的家乡——赣州市,进了颇有名气的大公路一小,班主任就是认真负责的张嗣佩老师。
家对面住着一位姓饶的断腿青年,瘫痪在床,整日拨弄收音机装配。一个小匣子里能变出人说话,唱歌,在那收音机并不普及的年代,在11岁的冯幸平看来,无疑是一种神奇的魔术。他拜这位残疾大哥为师,买了些零件、工具,也入了道。
学校有位吴少林老师,学的是建筑专业,因为是资本家的儿子,为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转行当了老师。吴老师本来就十分喜欢这位学习优秀的敏慧学生,看到他对无线电的浓烈兴趣,就组织了一个无线电兴趣小组,自任业余教师。当冯幸平第一次从自己装配的收音机中拨弄出微弱的人声时,那高兴劲就不亚于当年在昆明石矿山学校边垃圾堆中捡到了几块香喷喷的红烧肉。
收音机由矿石到晶体管,冯幸平搞无线电的兴趣越来越浓,技艺也越来越精。小学毕业时,他与几位同学共同装配了一台可遥控的起重机模型,还为学校装了一台20w的扩音机,两起制作都在市小学生科技作品展览会上得了奖。
虽然奖最后被一位挂名的女同学领去了,但冯幸平却初尝了人生创造的欢乐。
[3]1967年1月,上海火车站。已是深夜两点多钟了,售票厅、站台、通道,横七竖八地躺满了红卫兵。几个高音喇叭在不停地声嘶力竭叫喊,唱歌,14岁的冯幸平蜷缩在站台水泥柱旁。
两位老师带着他们五个学生出来“大串联”,从赣州到南昌到杭州到上海,两位老师就“拜拜”学生而去。正碰上“一月风暴”,上海工人罢工,铁路像条死蛇般地瘫痪。他们在车站已等了三天不见车,几位同学都直掉眼泪。冯幸平虽然也是一个人第一次出远门,但从小过惯独立生活,倒没有更多害怕。眼皮困得直打架,嘈杂喧闹又狠揪住人的耳朵,自己以平均93分的优异成绩考进赣一中,同学羡慕,老师表扬,学习如鱼得水。游泳,打球,拉小提琴,参加了各项课外活动小组,校园生活多么惬意!可好梦只做了一年就停课闹革命。教提琴的熊老师是个多么和蔼可亲的人,说有问题一下就跳河死了。脚已冻得不属于自己,北风简直要钻进人的骨髓,他想上课,他想回家。
上海回来后,一位高三的大同学要训练他们刻蜡纸,每天练一张。二个月下来,蜡纸浪费不少,却也练出了一手好字。
运动很快从光顾别人到了光顾自己。父亲被揪了出来,说是历史有两大问题,一是赣县中学有三青团组织,二是在步兵学校教育过国民党俘虏。革命干部一夜变成了特务、三反分子,批斗,挨打,父亲在家虽然默默无语,但身上常带回新的伤痕。母亲也转业回来了,冯幸平则从红五类变为了黑六类。不久父亲被发配到吉安山区架设高压线,母亲也被流放到全南县山区医院。一个祖母两个弟弟,全家的重担落在了年仅十五岁的冯幸平身上。他一边哼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边用仅有的60元生活费,一分钱一分钱地计划着全家的柴米油盐。逆境过早地开发了他的理财意识。
他亲眼看到曾广渊老师被学生舒北斗活活打死,亲眼看到冶院学生与纸厂工人武斗的血肉横飞惨剧。这就是革命吗?他弄不明白。
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套齐全的中学数理化自学教材,还找了几本《中国概论》、《人体解剖学》,囫囵吞枣地啃起来。理想早已成为奢望,他只想找个饭碗,让赤贫的家庭摆脱厄运。
1969年,省体工队来招生的教练一眼就看上了这位一米八五个头的小伙子。打球,游泳都是块好材料,但政审通不过,他身再高腿再长也无法迈过这道门坎。
他迷惘:一个部队的儿子,怎么会被社会遗弃呢?
第二章 是铁,就要锤炼好钢,无论是做工,还是当兵
[4]文革除了运动本身之外,还衍生了两个附属产物:一个是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另一个便是打球。极度匮乏的精神总要寻求它的满足,聪明人便找出了最高指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各单位建球队的热情比“促生产”要高得多。
冯幸平的球艺日益精湛了,个子高,反应快,人家的球还没看清楚就到了他的手上,顺手一扔,反手一扣,球便应声入篮,他成了赣州球场一颗璀灿夺目的新星。
赣江纸厂、运输局等几家企业邀他入局,他喜欢机械,选择了刚刚筹建的江西齿轮箱厂。想不到父母的革命历史,自己的优异成绩都帮不了他的忙,“全靠自己救自己”,一只篮球把他从狗崽子的另册打到了领导阶级的行列。
[5]1970年底进厂,冯幸平被分在机修车间学车工。师傅是老劳模苏复兰。看到小伙子虚心好学,做事踏实,便悉心传授,心灵手巧的冯幸平很快就掌握了熟练的车工技术,在无夹具的六角机床车宝塔齿还创造了全厂纪录,被调金工车间开车床。进厂两年,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除了与机床、齿轮、钢铁打交道,冯幸平还有个任务就是打球。他不但是厂队的主将,还是市青年队的主力,地区队的队员。
1972年征兵,部队也要选拔打球人才,赣州军分区指名要冯幸平当兵。在“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热潮中,部队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地方,岂能让一个三反分子的崽子混入?政审自然又卡住了。想不到父母当年的追随革命,徒步数千里南下;为革命忘我工作,连孩子也顾不上,几十年后,倒成了横断下一代学习和工作的险隘。
部队团参谋长的疑问中带有更多的肯定:“父亲可以当兵,儿子为什么不能当兵?”一句话掷地有声,冯幸平“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走进了军营,穿上了父母曾经穿过的绿军装。
[6]冯幸平当上了赣州军分区警卫连的一名战士。警卫、站岗,值勤,跟首长下乡。训练起来,无论是射击,投弹,冯幸平都是全连标兵。
当了两年兵,第三年就当上了班长。每年新兵入伍,别人争着挑老实听话的农村兵,剩给冯幸平的便是些白皮细肉的“城市少爷兵”了。可也奇怪,这些个不省油的灯一到了他班里,就不但省油,还特别发亮。除了内务差些,每次军事技术比武,都在全连夺魁。连每年的“双抢”,烈日泥浆,拉出去就上,割种犁耙,门门农活干得还像个样。有年三伏天搞拉练,披着月光,裹着燥热和蚊蠓的夜色从于都出发,一百二十多里地,八个小时赶到赣州目的地,尽管累得全趴下了,但人却没少一个。
1974年,部队要发展冯幸平入党,但父亲单位死活不送政审材料,连长为这一纸证明跑了两年,跑了不下数十次后,总算拿到结果。1976年7月1日,冯幸平终于站到了庄严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发出了忠诚的誓言。
一年分区两年独立营,冯幸平当了三年班长。营长、参谋长多次找他谈话,要他留下来提干。
1976年,由于弹药空缺,大批民兵用的三八式要改五六式步枪。部队军械所忙不过来,便抽调了一批干过车钳刨铣的干部战士去帮忙,冯幸平分到一台铣床。十多天里,他记不起改了多少枪膛。从飞旋的钢铁刨花中,他再一次领略到创造的乐趣,他认定了自己的事业在工厂。
经他再三要求,1977年4月,冯幸平回到了他出发到部队去的地方。
第三章 第一次跨越:他艰难而又顽强地爬上了一部加班车
[7]部队回来,他分在厂政工组工作。政工组不久改为党委宣传部,宣传部才三个人,报道、摄影、暗房、橱窗展览、会议纪录、文件报告起草,还兼广播站的全部器材维修,忙得像旋转的陀螺。他热爱工作,他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党员。
虽然读书时成绩一直优秀,但质变有赖于量变,时代还只让他念了七年书,他感到知识严重贫乏。他买来了高中全套教材,系统地自学起来。
为辅导职工的理论学习,他每年到党校学习一个月。他通读了四遍《资本论》,对其中的货币与价值,再生产部分简直能背诵下来。他从马克思的这部经典著作中,找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马克思是熟谙资本主义所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后,对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精辟入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不是“造反有理”,而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尊重经济规律,搞好经济建设,不做到国富民殷,国泰民安,怎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呢?
恶梦醒来是早晨,1977年恢复高考,国家进入了尊重科学的年代,冯幸平也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吸取着知识的营养。
[8]“文革“搞了十年,高考停了十一届,百废待兴的国家急需大批的人才。学校扩大了招生,被称为“加班车”的电大、职大、业大、刊大、函大应运而生。
经过了多年的准备,冯幸平自度已经完成了空缺五年的正规教育跳跃。1981年,他报考了江西省机械职工大学。全厂16名考生,其中不乏“老三届”的高中生,考下来只取了一名,便是他这准初一的小老弟。
虽然考上了,但冯幸平仍感到底气不足,白天学基础课,晚上除了咀嚼新的食物外,还得翻过头来看许多中学课程。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读外语,晚上要到11点才上床休息。第一年职大在赣州开课,他没逛过一次街,没看过一场电影、电视,连酷爱的篮球也很少打了。
第二年,学校集中在南昌开课,上课地点设在手扶拖拉机厂。冯幸平寄宿在本厂驻南昌办事处,两地相距12公里。每天骑车要花去一个多小时。加上办事处人来人往,学习条件差,课程的复习和预习只能在自行车上完成。
一天早上,天下着滂沱大雨,冯幸平怕路不好走迟到,比往常提早了十分钟,披上雨衣,跨上自行车便冲进了雨幕。路上行人稀疏,豆大的雨粒在路面砸出无数的白点,他想起昨晚没弄懂的《计算机》书上的一个程序。琢磨着琢磨着,车突然滚下了路边的水沟,幸好反应快个子高,一惊一乍,只湿了膝盖以下的裤腿。扶起车子继续骑,骑了半公里才发现怎么走了回头路,掉转车头又加速往学校赶去。
1983年暑假,正是准备最后冲刺和毕业设计的关键时刻,冯幸平不敢松懈,天天关在闷热的小屋里查资料,做笔记。这天上午,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妻子的同事来报告妻子[gong]外孕大出血的消息。冯幸平披上衣服,拿起一本《机床设计》,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医院,妻子已进了手术室。等到妻子从死神怀里荡悠出来,冯幸平却靠在病床上睡着了。既是出于关心,也是出于内疚,冯幸平把书搬到了病房,在妻子身边守候了十多天,也兼营了十多天的学习和积累。
就是凭着这股精神,三年的职大学习,23门课程考试,冯幸平的成绩都在前六名。他的毕业设计《变速箱专用机床》被评为优秀,列入厂里技术储备,老师还将他推荐给赣县农机厂稿柴油机机体加工线设计。
[9]1984年职大毕业后,冯幸平被任命为齿轴车间技术副主任。在车间工作的四个月里,他搞了变普通到液压控制车床的改造,他搜集了大量的数据,做了冷热加工协调调查报告。
12月,他被派到南京机械学院学习企业管理。九十多天的学习,使他的思想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了一个豁然开朗的世界,过去狭隘地认为企业发展全靠科学技术,其实技术只是一个方面,科学还包括现代企业所必备的先进管理。他如饥似渴地消化传授者的思想,在这初猎的天地中采集颉到许多奇花异卉,利用课余、假日阅读了许多中外企业管理书籍。
第四章 初试锋芒:击石推波大潮涌
[10]1984年12月,冯幸平人还在北京,家里就给他任命了副厂长。等到次年二月回来,厂里正式要他分管经营。
对于经营,他已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二年。在机械行业中,江西齿轮箱厂是首批推向市场的企业。过去吃的是计划,用的是计划,现在产供销一下没人管了。要自己到完全陌生的市场去找活路。就像长期绻伏在母鸡卵翼下的小鸡,走出来阳光刺眼睛,脚步战战兢兢,不知道自个儿觅食。一时间订单拿不到,产品没销路,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只能做点打谷机卖。上面领导来批评,说这是“高筑墙,晒太阳,不转向。”作为宣传部干事的冯幸平被借了出来跑市场,他跟着老厂长李稀有到长沙、兰州参加两个全国订货会。在长沙没订到货,到兰州就干脆摆上了地摊。放一块白布,写上“江西齿轮箱厂为您提供……”,再放几个齿轮样品,就地吆喝叫卖起来。地摊摆了四天,嗓子也喊哑了,可合同总金额才订到几千元。计算一下,连差旅费也还不够。生意没做到,“艳遇”倒有一桩:在兰州旅馆,有位甘肃电视台的编辑与冯幸平同住一个房间,这位男编辑有位女同事十恶不赦文科刚毕业的大学生,常到这里找男编辑联系工作,一来二往大家也就熟悉了。李厂长是个爱开玩笑的老头,听那女编辑打听冯幸平有没有成家,就笑答“没有”。女编辑对这位年轻高大,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不知怎么一见钟情,再三打听冯幸平他们离开兰州的车次、时间,说要跟他去赣州,不回来了。反复解释也不顶用,一行人只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旅馆,登上了南下的火车。想起这事,冯幸平觉得他们不仅是逃离了缠人的女编辑,也是逃离了冷漠的市场。
如果说1980年是感受到市场激烈的竞争性,那么,1985年他便感受到了市场诡异的复杂性。上任伊始,他总想早点干出成绩,但又觉得摸不到点子上。谈业务还免不了请客吃饭。他本不嗜酒,但有时为了生意,七八两白酒也敢一杯杯倒下去。幸而身体素质强,肝功能好,没出过大问题。有次到河北承德开订货会,找了一些公司经理来洽谈,事先厂里业务人员在他包里放了几包烟,可他连烟也不会抽,更分不出烟的牌子和价格。发烟的时候,拉开提包取出一包来看是装璜最好的大前门,一根根递过去,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所有的经理都说不会吸烟。待到自己把烟放回提包不一会,人家从自个儿口袋里掏出香烟,一个个吞云吐雾起来。留神一看,尽是些“大中华”、“红塔山”,自己提包里就有,弄得冯幸平十分尷尬。事后,还被自己的业务人员埋怨了一通。
[11]管了一年经营下来,教训有了不少,但也摸到一些经验,冯幸平初步认识了市场的神秘。
一方面考虑到冯幸平年纪轻身体好,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学了一些管理,技术精通,1986年他便与主管生产的龚厂长进行了互换。
接任第二天,冯幸平就下了车间,一个个工段,一台台机床地去看生产,查记录,找工人聊,找干部谈,吃饭端到车间,铺盖也搬进了工厂。不久他就敏锐地发现,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是工人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铁工资造成了严重的大锅饭。上班无点名考核,随便来张条子就请了假;来了上班也出勤不出力,能少做就少做,能不做就不做;找个很简单的理由就停下机床,“出了问题你负责?”振振有词,你还拿他没办法;下午交通车准5点离厂,可有不少人不到4点就骑自行车溜了号。国家对企业已经没有了大锅饭供养,企业岂能自己包揽一批懒汉?非得动手术不行!
冯幸平粗线条地画了一个经济责任制管理办法,万元产值包干工资到车间。实施半年,死水微澜,收效不大厂部对车间的大锅端了,车间领导急得像无头苍蝇,可工人依然如故悠哉闲哉混饭吃。
冯幸平又提出了第二不改革方案,改全厂计时工资为计件工资制。设想一提出,一片哗然,如山谷中的深潭,突然推下来一块巨石:轰鸣、反响、水花、波浪。如果运动员不分名次授奖,谁还争先恐后?如果捉不捉老鼠一个样,那么所有的猫儿只能供人玩赏。“这话对是对,但还得考虑实际情况。”不少领导怕打破平衡,影响稳定,耽误了生产。
当初民国初剪辩子经历了多大的风雨?如今的男人要有谁再拖条长辫子,脏且不说,必定被人视为神经失常。剪辨子就得利落彻底,冯幸平组织了七八个生产科技人员搞了半年,对厂里的几千个产品十几万道工序逐一拿出了经科学准确计算的工时单价,装订起来,有十六开本一尺多厚。因为领导之间还有不同意见,为了取得经验,冯幸平选择了齿轮车间的车工工段搞试点。这是全厂的第一道关口,以前产量一直上不去,脖子卡住了,全身就乏力。一推行计件工资,车间主任找人派活的情况没有了,工人一大早就跟着主任要活干。职工工资拉开了,从没有奖金的卖力工人第一次拿到了六十多元奖金,有的则因报废产品倒扣工资几十元。有位青年女工罗惠华,天天出勤,发工资时只领到八分钱,一个月的报酬只够买张邮票,实在想不通,找车间找厂部又哭又闹。冯幸平给她算了一笔账:“按3%算,扣了你三元,厂里就损失了九十七元;扣你六十元,厂里就损失了一千九百四十元。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出废品,锅里空了谁的碗能盛到饭呢?”说得小罗心悦诚服,工作积极细心了后来每月能拿到三百多元。
由于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车工工段从计件工资实施第二个月起,月月超额完成任务。产量上来了,废品率却显著下降。
试点了七个月后,计件工资在全厂普遍推行。有的人认为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小范围成功的东西,放到大范围就不一定行,还是积极稳妥些好。冯幸平据理力争的结果是试验田的扩大,增加了一个齿型加工工段,也就是在整个齿轮车间推行计件工资。结果比预料的还好,工资档次继续拉大,齿轮车间工人积极性空前高涨,中午休息有人主动加班,晚上八点钟车间还灯火通明。产量、质量都像雨后春笋般一个劲地往上长。
一边是小灶热气腾腾火苗正旺,一边却是大食堂有气无力,懒懒洋洋。商业经营有其规律,风险越大利润越丰。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能再姑息,冯幸平决定下狠心砸掉所有的大锅饭。1988年1月,他与几位厂领导统一了思想,在全厂生产单位实行计件工资,职工报酬全额浮动。中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训,“社会主义更不能饿死人”。元旦那天开始实行,反对意见得到了多数票同情。有的人借故不来上班,有的来了上班也不干活,“反正法不制众”!还有人组织上告到省总工会,“齿轮箱厂损害工人利益”。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一至二月全厂生产比往年同期下降了50%!
吃过晚饭,冯幸平到几个有加班工人的车间看了看,回到办公室看了几页书却无法看进去。推开书垈又重看了一遍从生产科要来的当天车间单班产量数字。他站起身锁上门,步履沉重地踏上了虎岗公路。
他信步来到江边。清冷的月光在赣江水面涂抹上无数闪闪的鳞纹,扑面的江风裹夹着料峭的二月春寒,激凌输入了清醒,心胸也随江天顿时开阔。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在于其中包含的人的劳动,那么无论从量还是质来说,效益都和付出的劳动成正比,而废品是没有价值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计件工资体现了多劳多得,这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之所以要改革,就是要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习惯传统,就必然会遭到抵制和反抗。但无论有多少险阻,人类社会不是如这江水一样,奔腾向前吗?
河对岸月色中隐约可以看见飞檐耸立的郁孤台,南宋词人辛弃疾就曾在台上吟过:“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他想起了在部队的一次拉练,他领着一个班的战士从崇义往小梅关进发,本来按路线是走一条崎岖的山路,可不知怎么队伍就钻进了原始森林。树木遮天蔽日,只能看见小至铜钱大至脸盆的破碎天空。多年铺积的落叶没过半个小腿,松木斜架,蔓藤横生,空气中是腐败的气息,不时还传来怪鸟的哀鸣。弄不清方向,十一个人走了一个多小时,又转回到了原来用刺刀刻过记号的地方。有人埋怨,有人泄气。不能再瞎闯,冯幸平打开地图认真分析:图上标得清楚,大片的原始森林处于山谷,几个山顶都有公路,只要往上爬就没错!路没有就用刀砍,艰难地爬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听到了汽车的轰鸣声。十一个人顾不上划破的皮肉和衣服,激动地拥抱起来。是啊,只要目标正确,一往无前就能找到光明的希望。他拾起一块瓦片,手一挥,在江面上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光迹。
他找了党委书记阙祖斌,阙书记是省优秀党委书记,中宣部和团中央表彰的先进思想教育工作者,一惯支持冯幸平放手工作。听了他的想法,阙书记十分赞同,并找工人找干部聊天谈心,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和疏导工作。
冯幸平接下来及时抓奖罚兑现,工人们从拿到超出原收入一倍多的伙伴笑眯眯的脸上看到了希望。
第五章 第二次跨越: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看外面精彩而无奈的世界
[12]1988年4月,国务院委托上海交通大学举办高级企业管理培训班。所谓高级,一是培训对象条件要求十分严格,必须是大学毕业具有五年以上领导经验的党员企业领导干部,必须面试外语,通过统计、数学、企业管理等大学基础课程考试。经摸底全省只有13人,而最后只考上了7人。二是讲课教师全是从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及港台聘请的企业管理界专家、权威,如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范诗琦博士,华盛顿大学管理学梁纯菁硕士、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谢祖寿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讲师朱幼麟等。采用世界最著名的管理学高等学府——哈佛大学的教材和教法。
几十年“冷眼向洋看世界”的中国人第一次虚怀若谷地请资产阶级经济管理学家来“布道”,大方地借鉴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可以说是破天荒,机会难得,不可错失。
冯幸平有幸考入了培训班学习。上课老师全用英语授课,说是十个月,却要讲授相当于国内大学两年的课程,基本上便是满堂灌。一本书只讲了六分之一,跳跃式讲解的是书中的难点,而考试的题目又全与讲课无关,责问老师,他只一句话:“自学的东西才最顶用,考试就是检验你会不会看书,有没有自学能力。”噎得你两眼翻白。不过反复想想,这与我们传统意识背反的新观念,倒也是货真价实的大白话。
学完一门考一门,不及格便淘汰,没有人情和后门。当初进门80多人,出门只剩下50多名。对付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冯幸平的一条经验就是吃苦。课前要全面预习,不然跟不上老师跳宕的思路;课后必须全面阅读,反刍消化,不然考试起来就抓瞎。起早摸黑以至通宵达旦,这种大脑琴弦的紧绷,不亚于当年部队拉练体力消耗的极限。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冯幸平看到了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
一位讲课的日本企业诊断专家说:“象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六十年代我们从你们手中学的,现在你们又反过来向我们学习,着究竟是怎么回事?”问话刺激着冯幸平的自尊,但又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经历了那么多变幻的风云,谁又能说清?今天我们向你们学习,就是为了明天超过你们。冯幸平看着外貌谦和的日本老师,心里较着一把劲。
有位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教师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情绪,平时总说中国学生的水平太低,素质太差,让冯幸平他们窝了一肚子的火。有次上课这位美国教师给每位学生发了一份有关“日本红花”的情况资料。“日本红花”实即1964年日本商人在美国各地开设的由厨师当着客人的面烹调食物的日式扒房,由于食物新鲜,口味独特,风格迥异,很快风靡全美,变成拥有15家联号的餐馆集团。资料介绍了其开设的背景、店址选择、组织控制、职员培训、广告政策、未来扩展等情况,还提供了七份图表,提出了两个难度较大的综合系列问题,要学生明天课堂进行分析。下了课,冯幸平邀集了几位同学认真阅读资料,对问题进行了商讨研究,半夜便把整个思路理得明明白白,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第二天在课堂上,冯幸平受大家的委托,对问题分八个方面进行了条分缕析,听得那位美国老师一个劲地点头,还不时伸出大拇指。拇指还没放下,冯幸平又连珠炮式地就资料提出了八个反诘,弄得美国老师瞠目结舌,脸红了又白。旁听的上海交大企管系主任连忙劝阻,要冯幸平给老师一个台阶。自此,这位美国老师再也不敢小看中国学生。冯幸平的答辩稿还被上海交大收藏,以作今后上课的标准规范。
如荒漠有了绿荫,到处是肥嫩的绿草,欢逐的牛羊;如田野铺满了青色的麦苗,火红的高粱,金黄的稻穗,紫色的葡萄;如干涸的河床蓄满了碧水,水面飘着白云,荡着小舟,掠过水鸟,水中游弋着鱼群……冯幸平拼命地擭取,他感到遗憾无比地充实。
[13]培训结束,香港商会资助每位历经淘汰的合格者以一万元港币,分四人一组到香港实地考察。
第一次迈出海关,冯幸平既激动又紧张。港方早对考察做出周密安排。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香港的一些主要企业主管部门。冯幸平像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看到了一个精彩而又无奈的世界。
香港是个弹丸之地,但电力工业发达。这个人口密集的东方自由港不仅自己不缺电,还有大量的电能输往内地。电力公司的经理现在就在做十年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电力开发计划。市郊的农田里已修建了立交桥,埋设了水管、电缆。高速公路贯穿而过。这是城建部门为今后城市发展所做的先行准备规划。看来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而且某些中观、微观计划还相当周密细致。
他们参观了香港到九龙的两条过海隧道。政府办的那条脚灯残缺,隧道顶被烟熏得漆黑;私人办的那条则没有一盏灯不亮,隧道顶被冲洗得一尘不染,拯救车时刻守在道口,一发生堵车迅速得到处理。私人隧道尽管收费高,但过的车却明显多于政府隧道。因为其管理水平高,服务好。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吃大锅饭。
他们在英国通用电器公司香港分公司考察了一星期,这里的管理与经营确是一流水平,全是现代化通信与办公、计算机系统,职员不出门就能做成大宗生意。一个四五个人的部门一年就能创造四五千万元利润。
他们到香港房地产公司时,正是中午12点,在公司负责人陪同吃饭,却同时送走了政府检查卫生的人员。冯幸平感到好奇,问为什么不留下一起就餐。回答说:“他们与你们不同,政府工作人员被人请吃,视同贪污受贿。”
他们在香港一个月,钱包没有小偷光顾。因为根据法律,偷一分钱与偷一万元同罪。但有时也有打劫银行、商店的新闻。香港大部分人的生活比内地好,但也有一些人住不上房子,生活比我们还差。资本主义是有许多痼疾,但一些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还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他们还考察了环卫、治安、交通等公共事业公司与廉政公署,最后通过了香港中文大学考试,冯幸平拿到了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毕业证书。
第六章 再试锋芒:丹青还须大手笔
[14]1988年底,他从香港一回来,就重新分管全厂经营。经过1980年下海,1985年摸索,加上对厂里生产的全面了解,对两种社会市场的分析比较,面对变化莫测,花花绿绿的市场,他就再也不是早些年畏缩木纳上城的陈奂生。他是一个胸中自有百万兵的将帅。目光敏锐,频出奇兵,游刃有余,挥洒自如。
我们的商品经济还是一个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的孩子,我们还没有英国通用电器公司那种条件和基础,冯幸平只能用他那军人的毅力和时间观念来做不足的补偿。
炎热的夏日,白花花的太阳晒得柏油路都软得像面团,没有一丝风,整个世界就像一间大烤房。冯幸平到鞍钢已经两天了。购特殊钢材的事已经落实。其他该办的事也已经办妥,他还要赶到北京去出席机电部的一个会议。中国的交通问题是令人头痛的社会心病。飞机票早卖完了,连火车硬座票也告售窟。好说歹说,他求一个素不相识的旅客借到一张火车票,买站台票挤上了火车。比肩接踵还不足形容车厢的拥挤,人与人简直就像面饼般贴在一起,粘在一起。你要站好了就别动,否则一只脚抬起来,就不要想再放下去。摸摸提袋里那块塑料布一看,火车座位下的有利地形早被别人占了去,这随身带的出差战备品今天看来根本派不上用场,只好拿出在部队站岗的精神老老实实地挺着。汗不停地冒,心里窝着一团火,加上各种气味裹杂,头晕得简直要脱水。冯幸平利用身高的优势,每到一个站便从人头堆上递过钱去,再从小贩手里接过一瓶瓶高价啤酒。车到北京站,他已站了整整一天一夜。一滴水没喝,啤酒倒喝了二十瓶。头痛得要爆裂,腿酸得直发软,可一下车,他就风风火火地赶到了部里。
1989年,当冯幸平得知国家准备引进日本生产tcm变速器总成,并在全国招标生产厂家的消息,他立即赶赴北京,整天泡在机械电子工业部。跑遍各个办公室,见人就餐介绍自己这个老区小厂的生产能力、质保体系、检测手段的优势;晚上找到白天繁忙的司、局、处长家里,一家家去游说,陈述。诚心感动了上帝,部里终于在试制样机的名单上,在陕西齿轮厂、安徽拖拉机厂和青海齿轮厂三家实力雄厚的齿轮巨头后面加上了名不见经传的江西齿轮箱厂的名字。冯幸平又立刻日夜兼程赶回赣州,与厂领导一起认真研究,组织技术骨干按照图纸精心生产。样机一出来,冯幸平亲自押解赴京,送进北京起重研究所测试中心。结果出来了,江齿样机综合测试总分第一!江西齿轮箱厂正式列为部定点生产企业。小蟋蟀斗过了大公鸡,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喜讯一下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十几家叉车厂蜂拥而至赣南,连赫赫有名的北京叉车厂、中外合资大连叉车厂也慕名登门,长江以北的销售开始实现零的突破。
1989年北京动乱期间,冯幸平正在北京办事,跑项目。街上挤满了人群,四处架设着路障,交通严重堵塞,冯幸平住的东城区到部所在的西城区有十多公里,交通车停开,只好每天来回步行。有时先办办其他事,碰上人群阻隔绕绕道,赶到部里已是中午12点,人去楼空办事不成,只好找个角落蹲几个小时,就着水嚥几口干粮,等着人家下午上班。当时,冒着生命危险东奔西跑,坚持在北京办事的外地厂家,也就只有冯幸平一人。凭着忘我的精神,凭着百折不挠的韧性,跑了两年,他终于拿到了全国最大出口机电产品配套的定点厂家证书,实现产品随主机走向世界。当国务院总理办公桌上,摆上中国机械行业几个企业联合制造的产品销往欧洲的计划和报告时,江西齿轮箱厂也已名扬四海,冯幸平也走进了机械行业名人谱。
经过三年多的惨淡经营,稳定了老客户,广辟了新用户,冯幸平建立了一批紧密联系的销售队伍,架构了一个发散思维的市场体系,除台湾省外,产品畅销全国,还涉洋过海。
他在每个省和一些大企业中聘请了一批信息员;他定期向国家计委和中汽公司寄去调查提纲;他投资40万元搞程控直拨电话、电传和计算机连网。全国相关厂家的生产销售、价格、用户及市场原材料的品种、价格的变化情况和准确数字,七天内就能摆到他的办公桌上。由于建立了这个精密、准确的全国经济技术情报网络,使他能够调悉市场的微妙变化,知己知彼,决策准确,决胜于千里之外。在两年多时间内,仅预测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产品价格,就为企业增加利润300。81万元。
[16]瓢泼大鱼已经下了十多天了,到处是灾情的告急。乌云滚滚,大雨滂沱,冯幸平的面包车像一条白色的闪电,由赣州风疾电弛向南昌驶去。雨刮不停地驱赶档风玻璃上的积水,能见度极低。四天时间总共在床上躺了四个小时,冯幸平伸直了双腿,疲惫不堪地斜躺在靠垫上,白眼球布满了血丝。他那天生的黑眼圈骤增了不少色素,简直就像“国宝”那对可爱的大眼。雨电拼命地敲击着车顶、车窗,车子颠簸得厉害,他想眯一会,但迷迷糊糊无法入睡……
除了当兵那几年,自己可以说是守着这齿轮箱厂长大。1970年全厂职工才四百多人,发展了十年还是为江汽配套小批量生产,年产值也才一百多万元。现在已能为全国30多家主编机厂配套,生产50多种变速箱,工人增加了两倍,产值翻了十多番,改革开放这十年,变化可真大啊……
李德林是个有事业心的企业家,眼看就要退休了,还为厂里的规划、发展东奔西跑,一刻也没有闲歇。是他发现自己,并悉心培养,自己才一步步由工人到干部,并走上领导岗位。有人说他脾气大、霸道。脾气大倒是真的,他这人就是办事果断,加上疾恶如仇;霸道?那就纯粹是人们的误解了。他对自己是那么放心,放手。人家当厂长死抓住人权、财权不放,可只要是自己提出来要使用的干部,只要跟他一说,他总是毫无异议;人家厂里是批钱“一支笔”,可他把财务支出审批权基本让给了自己,除了自己出差不在家。自己在厂里,几次人家找他批,他也推给了自己。这样胸怀宽广的好领导上哪儿找去?不过话说回来,李厂长越是放手,自己就越感到责任重担,就越要把事情干得更好……
“怎么车停了?”冯幸平突然惊醒,大声地问司机小陈。
“厂长,你看……”小陈嗫嚅着指着前面。
这是泰和马家洲的一个下坡路段,公路两边汪洋一片浑浊的洪水,洪水漫过路面,有五十多米的一段路浸在洪水中。
“怎么办?”冯幸平心急火挠。
“只有请拖拉机来拖过去。”
“那你赶快去办,不管花多少钱。”
冯幸平话音刚落,小陈就打开车门,披起一块塑料布,冲进了雨地。
拖拉机找来了,系上牵引钢缆,“扑扑扑”地拉着面包车往水中走去,那情形就像一个哮喘病人牵着瞎子过河。
过了洪水段,小陈把灌进车门的水清扫了一下,车又继续飞驰起来……
不急不行啊,江齿虽然自1986年以来,连续被五年被省政府授予“六好企业”和“经济效益先进单位”,又是国家机电部定点生产汽车变速器、工业变速器的厂家,但总共固定资产才1200多万元,还不如人家广东一个一般的乡镇企业。现代企业要有强大竞争能力就必须上规模,上效益。厂子虽然经李厂长筹划努力,加入了江铃汽车集团,但集团还只是一个紧密型的企业组合,要争得自己厂的一席之地,就必须壮大自己的实力。去年到武汉,听说有50%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亏损。到北京,听陆燕荪部长一句笑谈:“现在效益好的只有三资、乡镇和劳改企业。”劳改企业不费工资又免税,那不可比,三资企业与乡镇企业就全靠它们灵活机制。引进外资,搞“一厂两制”的想法早就有了,自己还委托过中国银行江西分行及广东、海南有关机构代为介绍。还先后与美国、日本、香港、台湾四家客商进行过洽谈,可人家都嫌我们的投资环境不够好,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也难怪人家怕,怕钱会扔到水里,血本无归啊……
他侧了侧身子,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点。
……去年底,自己向银行提出了发行一千万股票或债券的设想,中行倒很支持,已口头同意。但不久又听到香港有家公司想在国内投资的消息。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2月28日赶到南昌,这张先生倒是个爱国热忱之士,他已经在南昌接了六个项目。去得不巧,人家几天后就要赶回香港。那天在中行南昌分行会议室谈了两个多小时,张先生对自己的介绍看来很有兴趣,只是时间太紧,四天就要报所有材料。火烧眉毛赶回来,找行署领导和有关部门谈,领导和各部门都非常支持,大开绿灯。可行性报告、项目建议书、批文,搞到今天凌晨三点全部完成。今天是最后期限,成败利钝,在此一举。不要说下雨,就是下刀也得赶上啊……
……小陈又在放《我想有个家》,这潘美辰的歌唱得不错,尤其是这首。自己本来有个非常美满的家,妻子干的是母亲的老本行,白衣天使天性温柔体贴。女儿读初一了,自入学以来,平均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年年的“三好学生”,还被评为省“十佳少年”。可自己与他们在一起的机会太少了,读四年书不在家,当厂长后每年有二百多天时间在外面跑。那年为争取小型挖掘机的项目,北京就跑了五趟。妻子理解、支持自己的事业,这么多年没陪她上过街,看过电影,她从不埋怨,默默地把家务和教育孩子全包揽了。与她一起毕业的大学同学不是当了护士长就是当上了科室头头,她什么都放弃了。不知谁说“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站着一位牺牲的女性。”这话太对了。自己还谈不上成功,妻子就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有意见的倒是孩子,几次说:“我不要你当这个厂长。”是啊,自己算不上是个好父亲,好丈夫。那年女儿还在念小学,班主任也是张嗣佩老师,开家长会时,张老师要案自己谈谈教育孩子的经验,我请老班主任饶了我吧,我根本就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就说那天星期天,女儿邀我下围棋,我也想给女儿一点感情补偿。可才落下几个子,厂里一个电话就追到了家里……
车到新干又请拖拉机拖过了一段洪水路段,终于赶到了南昌。当冯幸平走进宾馆,郑重地把所有的材料递给张先生时,张先生看看窗外的暴雨,望着冯幸平充满血丝的眼睛,感动地说:“就凭你们的办事效率,我也要力争总部同意与你们合作。”
辛勤的汗水终于浇开了绚丽的花朵,一个多月后由中行、江齿与港方合资的江西江凯齿轮股份有限公司在赣州正式成立,冯幸平出任公司总经理。
两个多月就办起了一个合资995万美元的全省最大的三资企业,冯幸平在老区办出了特区的速度。
第七章 第三次跨越:现代企业家自有非凡的才干和胆识
[16]经冯幸平倡议,江西江凯齿轮股份有限公司把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起来,在全省首创银行参股办企业先例。目前,中行已到位资金85万元,第一栋宽敞明亮的厂房已经竣工,100多台设备已经安装,经严格考核挑选的85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培训。新企业每年将生产5。5万台(套)江铃替代进口的变速箱,年产值达到1。4亿元,利润三千万元,江西齿轮箱总厂由全国第十七名一跃而进入前五名。每年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为引进汽车生产技术国产化写下了新的一页。
与港台客商合作的中外合资刹车片有限公司也已诞生,总投资100万美元,年生产刹车片140万件,80%返销西欧市场,年产值500万元,年利润100多万元。
[17]他瞄准国际市场和世界高新技术,为我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参与国际竞争做好了心理准备。新引进的蜗杆砂轮磨齿机、多点自动样直机、剃齿刀磨床41台(套)设备代表的是世界顶尖水平。
除了有形投资外,他还注重无形资产的投入。提供场地、设备等条件,让团组织组织青年搞创收,积累更多的活动经费。平时只要是厂部、团组织的拔河、打球、下棋等活动,他总是带头参加,没有半点领导的架子,青年和团员都把他当作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冯幸平十分注重青年的教育和培养,23岁的王安海是武汉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到车间劳动半年后,被调到销售部跑了半年的市场调查,厂里只花几千元“学费”就培养出一个既有文化又有经营头脑的人才。小王担任刹车片技术总负责后,为谈判准备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分配来的大学生先蹲车间后跑市场,已成了冯幸平定下的一跳不成文的规定。
[18]随着广东改革方案步伐的加快,经济迅速发展。醉人的南风给毗邻广东的贫瘠红土地吹来了多少憧憬和诱惑。“顺德有五百多赣南人”,冯幸平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无奈的“水土流失”。必须稳住本来就薄弱的科技队伍,他大胆提出了“在赣南老区做深圳的事,拿深圳的钱。”
制作130变速箱体金属模是个难度十分大的技术活,过去厂里三个月也出不了货,还要造成许多材料浪费,所以一直是派车到二千多公里地外的山东厂家拉来,而且还不是随时可以取到。冯幸平采取公开招标的办法,标的是35天限期,按期完成发奖金3000元,提前一天奖100元,推后一天罚100元。供应科买材料,车间安排设备,利益都捆进去。每人交风险金60元,配合得好,完成任务,发还风险金,再嘉奖60元,否则风险金没收。当时车间主任表示怀疑:“这么短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还不清楚这些人的手艺?”结果一张榜,就有两三组人争着揭,经考虑给了一组技术力量最强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中标小组白天干了晚上干,老婆送饭到车间,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想象,只用二十多天就完成了任务。为厂里节约了大量资金,赶上了生产急需,每个工人分得了1200多元。既枪到了市场,又争得了时间,还锻炼了工人,稳定了人心,改革解放了生产力。
cpc3叉车同步器变速箱总成,原来搞了半年多没有结果。招标后,设计科长领着科里同志每天工作到晚上八点,两个多星期就拿出了图纸,每人每月也得到四位数的收入。
迄今为止,全厂已招标四十多起,最多的一天就投了三个标,解决了不少技术和生产的大难题。
为了鼓励科技人员开发新产品,冯幸平还提出了新产品开发奖励办法。即新产品投入市场后,按实际销售额的比例提成给产品开发者,第一年为1%,第二年为0。5%,造成了科技人员主动找业务,有事争着干的新风气。
“发奖就要发得大家眼红,否则就没有效果。”这是冯幸平的激励行为观。
[19]过早的独立生活和管理家庭培养了冯幸平精明的理财意识,吃过苦饿过饭的他最懂得把钢用在刀刃上·
他20平方米的蜗居里,除了彩电和冰箱,全是些破旧简陋的家具。连一战歌女儿睡的架子床,都还是借赣南医专的。他订下了严格的财务和销售制度,是怕下面的干部经不住孔方兄的诱惑而犯错误。他自己路过南昌从不要厂里派车接送,为省汽油他常常是提个行李包,加张塑料皮,走到车站去候大巴。出差路上除了招待别人,自己往往就是来碗面,啃几个馒头打发,甚至还自带中饭。家住在城里,上下班他便1工人一起挤交通车。厂里有条规定,45岁以上的可以安排一个座位,他不够“级别”,便站了许多年。后来厂行政办为了照顾他,劝说了多次,他才接受了一个交通车的“特权”座位。
他到北京办事却坐了不少次飞机,便有人反对了。首先是他妻子和女儿,她们怕他一不小心给摔下来报销了。还有的人是捏着指头计算了汽车票飞机票的差额。我们有的是时间就是没有金钱。一个项目的及时争取带来几十万几百万元的效益;办一个合资厂给企业节省了各种税费一千多万元;带一张一百万的资金汇票,耽误一天就要付银行利息500元。大数与小数的比较,支出和收入的换算,冯幸平心里非常明白,因为——他是一位精明的现代企业家。
第八章 他在追赶太阳,他要拥抱一个更辉煌的世界
[20]人有了点成绩便往往容易满足,自满是人性的弱点,而自满的人又是没有希望的。许是因为冯幸平个子长得比别人高,所以看得也比别人远。
每次出差在外地,他除了跑业务便是逛书店。每年不管工作再忙,时间再紧,他都要自己确定目标,自学几门专业课程。他时时在警戒自己:“不时时更新知识,便要被时代更新。”长期的读书和出差改变了他的生物钟,他每天睡到深夜两点,便要起来看个把小时的书再续前梦。不熟悉他的人以为他有夜游症,他却认为夹在梦境中的读书,等于在脑丘刻下了一道纹。他还有一手绝活就是坐汽车时看书,开始时也许是为打发旅途的无聊。久而久之,倒有了集中精力,加强记忆的特殊效果。“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他在通过书本追踪时代疾速的步伐,追踪世界最新研究成果。
市场闯荡开了以后,他把所有的销售放给了业务人员,自己则悉心奔忙中长远规划。
他提出“以效定产”。早几年,尽管还有许多用户需求老“解放”的产品,他却果断停产,不再向市场投放。后来,生产的一万台南京130变速箱只能满足50%用户的需求,他又毅然提出停产,改产6450和五十铃的变速箱。这种决策在一些等米下锅或找灭煮饭的企业看来是不可思议。冯幸平的决策思想是“产品不能等市场淘汰,只能是主动放弃。”而要做到这一点,他认为必须“手上拿一个,嘴里咬一个,眼里看一个,脑中想一个”。这是一种科学、精明的“见异思迁”。现在江西齿轮箱总厂每年都有五至八个新产品开发,年产值中就有百分之二十至四十是新产品生成的部分。
他还想继续引进外资活搞股份制,进行第二、三期的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争取发展为年产20万台(套)变速箱,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特大型齿轮企业。他还要开发多品种产品与市场配套,以降低企业风险。他选用的新设备组合成的是一条柔性生产线,可以完全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他还想搞地区齿轮“托拉斯”,以零件配套生产带动兴国驳叉厂、南康、赣县农机厂、赣州标准件厂等一批加工企业,为赣南老区的经济繁荣写下新的业绩。
他的设想太多了,他的思虑太远了,他的“野心”太大了。多得让人目不暇接,远得让人难以想象,大的让人叹为观止。
逆境给了他奋发,部队给了他刚毅,学习给了他聪颖,生产给了他技术,经营给了他精明,领导给了他魄力,这多种优势的综合,便呼唤出一个现代企业家的才华和力量。
他在不停地追赶太阳,他要拥抱一个更加辉煌的世界!
-全文完-
▷ 进入猪不戒的文集继续阅读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