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进高县师范的我,可真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榜样。进到师范后,我一贯表现不错,班上团支部想发展我为团员,叫我写申请。谁知家里寄来受冤枉为地主的实际情况后,团支部不敢发展我了。要不是当时的班主任的家庭出身也不好,对我同情,给我开导,我当时肯定会受到很大打击,后果真不敢想象。
文革开始了。很明显,我这样的家庭成分是入不了红卫兵的。但由于本人笛子吹得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需要,哪派都争着要我。实话说,由于我会搞几样乐器,文革中真还没有受过什么气。稍后一点,我与几个同学成立了个“在险峰”战斗队,也算一个组织,也被联合进了联合造反指挥部里。我也成了造反派的一员。
我要是没进造反派,我是绝对不会去参加外调的。我与当时的“猫眼司令”原来就耍得好。他要我代表造反派与原来的后勤主任徐大钊(共[chan*]党员,也入了造反派)同志一道,去搞教导主任傅德昌的外调,因为傅德昌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如再能挖出他的一些反面材料,他就该遭到打倒了嘛!
然而让我吃惊的是到县革委转外调介绍信时,居然在我的姓名背后的括号里竟转成了共[chan*]党员!虽然这应该是外调者的起码条件,因为外调要查敌伪档案呀!但当时学生中是共[chan*]党员的很少,据我所知,唯一一个也被打成了保守派。反正有徐主任是共[chan*]党员,反正我跟着徐主任走,就冒牌当一回共[chan*]党员吧。
到了简阳,虽然介绍信上我是共[chan*]党员,但我还是没有勇气去查敌伪档案。徐主任问我去不,我说算了。那时我只好推托从来没有搞过外调,也不懂怎么查敌伪档案。其实我内心深处仍感觉虚假的不实在和实在的自卑。
徐主任从敌伪档案中查到傅德昌解放前三年都在外读书,而且在学校里还是接近进步的学生。同时查到了傅家的两个佃户还在乡里。我们又去乡里调查了那两个老实巴交的老佃户,把当时傅少爷在外读书的情况核了个实实在在。
我害怕这样的结果拿回去达不到打倒傅德昌的目的,徐主任给我壮胆:“怕啥,这可是真实情况。共[chan*]党不就讲实事求是吗?!”
这是我从共[chan*]党员口中第一次听到“实事求是”!
我的心里真是五味俱全。是得实事求是呀!我自己家庭不就是吃了不实事求是的亏才遭了冤案么!我才在这里连共青团员也不是而当这冒牌的共[chan*]党员呀!
实事求是可真好!使我这回当冒牌共[chan*]党员未冤枉人。傅德昌很快解放了。
文革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我家的冤案也平了反。我也真正成了共[chan*]党员,不再冒牌。我随时告诫自己:牢记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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