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重读周敦颐的《爱莲说》，自有不同于十年前学生时代读的感受。年轻时，特别是学生时代，对其中的感受和认识是很肤浅的。之所以知道并且熟记莲之所谓高贵品质在于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是因为考试需要。那时或许老师有说到做人就要做象莲一样的人。但对于年轻的我们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触动和感受的。长大了，走出社会了。要面对现实了。看得多了，要对君子和小人有自己的判断和识别了。要在做君子和小人面前做出选择了，　重读《爱莲说》自有另外的感受。

是的，水中、陆上草木的花儿，可爱的很多。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有人舍鱼而取熊掌，有人取鱼而舍熊掌。也有人想方设法鱼和熊掌两样都想得到，就是所谓的：“爱江山，也爱美人。”但我认为，事物是相对的，有得必有失，所谓的两全其美，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在人生的选择上，大多时候是要我们做出唯一的选择的。历史上，能既爱江山，又得美人的事是很少的，而因为爱美人而丢江山的数不胜数。至于江山和美人孰轻孰重，那就是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了。《长恨歌》不是千古名篇吗？爱了江山，必要放弃美人。要忍痛割爱的事是常有的。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周敦颐之所以独爱莲，那是因为莲花从污泥里长出来却不被污染，经过清水的洗涤却不显得妖艳，颈梗中间贯通，外面笔直，不生藤蔓，也不长丫枝，香气远播更加清幽，笔挺洁净地立在水中，可以远远地观赏却不能轻慢地去玩弄它。并且誉为“花之君子”，是君子就该有莲一样的品质。不说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胸襟，也不说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之志。我想周敦颐最起码能有“富得兼济天下，贫得独善其身”的思想。生在浊世，心清肚明，不与浑浊世俗同流合污。今天，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着人的价值观，“一切向钱看”成了很多人的人生准则，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之事时有发生，腐败成了社会毒瘤。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中国而言，要在“全民皆赌，全官皆贪，全军皆走私。”的背景下做到近墨者不黑实在不易，全民都赌，所以你不赌你不是良民；全官都贪你不贪你不会做官　。君不见，时下流行这么一种说法：“你不做官是事小，人家要做官是事大。”成了下层领导开展工作的口头蝉，一句话，不做也得做，这不是我逼你做的，而是上面要这样做的。“你不做村长，人家要做乡长，你不做乡长，人家要做县长．．．．．．”仿佛现在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而是人治社会。谁的官大谁就说了算。“说你是，不是也得是，说你不是，是也不是。”近墨者如何能不黑呢？最好的做法似乎是避免近墨，但这在很多时候也不由得你选择，虽有“牛不吃草摁不了牛头低”的说法，但毕竟是说牛，人呢？有多大的力量？要摁你的人头低不是小事一桩？杨白劳是不愿在卖身契上摁手印的，借债还钱好象是天经地义，黄世仁也正是抓住这一点入头的，似乎“强抢民女”的说法有损身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强盗逻辑中，天理是没有用的。黄世仁最后是强让杨白劳摁了手印。按理说，杨白劳是可以不摁手印的，他是可以以死反抗的。但现实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他死了是小事，相依为命的喜儿怎么办？不是更生不犹死吗？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如果我是杨白劳，我还巴不得送女儿给黄世仁呢，有吃有穿总比跟着自己强，多少人好攀不上这们亲事呢！君不见，为贪图富贵，多少人想方设法攀附权贵，以能攀上高枝为荣，至于道德良心，甚至法律，都见鬼去吧！名誉值多少钱？尊严值多少钱？

是的，不值多少钱，但杨白劳摁的手印是不甘心的。他没有要贪图富贵的想法，他和黄世仁之间是不同阶级的人，他们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是不平等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他们是两个阶级的人，自然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然有他们自己的人生法则。“弱肉强食”，现实注定杨白劳是弱者。今天看来，唯有同情而在当时谁也无法该变的现实。没有杨白劳，就会有陈白劳，没有黄世仁就会有红世人，“天下乌鸦一般黑，”杨白劳能逃到哪里？唯有等天下太平，农民翻身做主人的新社会了。

话似乎说得远了。继续说“近墨者黑”问题。既然近墨者一定会黑，那么想不黑，就是不近墨，近了墨不想被染黑，惟有以死反抗，但反抗的前提必须是不怕死。如此想来就简单了，就是说，你不愿做的事情，如果别人硬逼你做，你可以以死反抗的。只要是不怕死，什么都不重要了。强盗最大的优点我想就在于不怕死。历史上那么多人不怕死，所以他们敢反抗。“视死如归”成就了很多英雄。所以说，“出污泥而不染”是可以做到的。要做到“濯清涟而不妖”也就不难的。也许有人会说你自命清高，不合时尚，不合潮流，我想只要你有自己的做人原则，坚持自己的人生观，不为流俗所染，安贫乐道，洁身自好，是没有人能轻易改变你的。你就可以坦然面对一切现实了。包括别人逼你做不愿做的事。在慌言说了千次就成了真理的现实面前，只要你认清真理的本来面目，你就不会为之所动。地动说开始不是不为人所接受吗？不是很多人为此付出生命吗？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大的慌言，在历史的长河中最终一定能分解出来的。所以，真理需要坚持。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周敦颐说“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说陶渊明独爱菊，是因为陶渊明是隐者。在周敦颐看来，他是不认可陶渊明的避世思想的。事实上，要做到这样也是不容易的。陶渊明在隐与不隐之间曾经是很矛盾的：

据历史记载，陶渊明先后曾有五次出仕的经历的：为了建功立业和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陶渊明在29岁时开始做江州祭酒，但很快就感到厌恶而辞职回家。可是陶渊明对统治者的幻想并没有完全破灭，他的壮志也没有消失，所以在公元398年第二次出仕，当上了桓玄的幕僚。桓玄是野心勃勃的将领，准备夺取东晋的政权。陶渊明发现他并不能帮助自己实现理想，又憎恶他的篡弒阴谋。同年冬天，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去世，他便按照古代的规矩辞官回乡居丧，从此在家乡隐居了三年。这时期他的心情很愉快，写了不少诗。　陶渊明居丧期间，政局发生了剧变。公元402年，桓玄举兵作乱，并在次年篡夺帝位。公元404年，刘裕起兵平定桓玄的叛乱，掌握了国家大权。刘裕给东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刘裕的参军。这是陶渊明第三次出仕，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怀着幻想和希望，另一方面又疑虑重重。这时刘裕正忙于讨伐桓玄的残余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公元405年），他便改任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

也许陶渊明是想过近墨而不让自己被染黑的，但他做不到。他唯有选择“独善其身”了。

在周敦颐看来，“莲，花之君子者也”。君子除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君子还该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前人有很多论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就是说，注重大事物态（指人生至理）的是君子，注重小事物态（指区区小利）的是小人。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当为去之），不去也。”富和贵，这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是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取得，君子不接受；贫和贱，这是人都厌恶的，不以正当的方法解脱，君子宁可不离贫贱。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腾文公上〉〉

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走着天下最光明的大路；得志的时候，偕同百姓循着大道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也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乱我之仁心，贫贱不能乱我之礼度，威武不能屈我之节义，这样才叫做大丈夫。

人们颂扬君子，斥责小人，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爱君子，君子反失意；人们恨小人，小人却得志；君子坎坷，小人腾达。这是因为君子崇尚人格，小人看重势利；君子正道直行，疾恶如仇，往往为社会所不容；小人厚颜无耻，阿谀奉迎，常常能博得当权者的欢心。不过，尽管小人一时得势，君子遭难，历史的审判公正无私，君子青史留名，小人后世唾骂。

说了那么多，还是想借周敦颐的话结尾：“　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