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动笔写过父亲，觉得没什么可写，因为父亲太普通，普通得让子女们都不注意他了。今天偶尔读了占定荣老师写的散文《父亲是农民》，不由得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也就打开电脑，不知不觉地敲起了键盘。

父亲，一个中国男人，年龄五十多岁，喜欢剃平顶头，不染发，因而那丝丝黑发里疯长着许多清清楚楚的白发，从远处看模糊一片，仿若月光下的雾。他的面色还算可以，不见老，眼睛也算有些神气，平时总爱随随便便地穿衣服，都是一些从我叔叔家带回的旧衣服，不过，还不是很丢底气，原因很简单，那些在城市里被淘汰的服装拿到农村免强还算得上是新潮的货色。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他有着三个儿子。一个没念多少书，是我。另一个也没念多少书，是二弟。还有一个读了大学，是我家唯一的一个标准的文化人，自然也是父亲和我们的骄傲。最让父亲心满意足的是三弟，他初出江湖就出手不凡，在南方白手创业办起了二家私营公司。

有了三个不必让他过于操心的儿子，父亲很坦然地面对人生。我看得出来，父亲常常脸上露有喜色，他安居于现有的生活状态，心平气和地做他的现代农民。这一点我也看得极明显，他种菜，挑着大粪朝菜地赶，比我力气还要大，很愉快的样子。

父亲从来都不会担心我们的前途，他信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他常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可我们不信命，我们还没老，不愿意被命运左右。三弟最不相信命的，他从不算命，父亲说，如果人们都象三弟那样，算命的职业恐怕要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也不信命，只是我不信命，命就不怎么样，比不上二弟和三弟。

在这篇文章里，我要谈的是父亲。一切围绕着他展开的话题其实都与他有关，看客可以留心一点。

父亲出生于中国最贫穷也最红色的年代，那是一九四八年的一个风雨迷蒙的冬天，新中国政府还未正式建立。那几年，祖父为了躲避战难，带着祖母、大伯、二爷、三爷他们匆匆地从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迁徙到刘河镇，又因为在刘河镇人生地不熟，无法与当地人勾通感情，便在无奈之中又举家搬到大山的脚下——汪坝。那时的汪坝现今已改名为“花园村”。花园村在当年姓汪的人家居多，几乎占了总人口的一大半，可以算得上是汪氏家族的聚合之地了。在这里，祖父他们才得以休养身息，喘上一口气。

我的父亲在那一年降生了。他赶到了这个更新换代的伟大时刻，却并不知当年红色政权的轰轰烈烈，因为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婴儿。幼年的父亲是全村最调皮的小孩，他是全家最小的一个孩子，自幼便被祖父祖母溺爱。父亲在十一、二时，常与一群小伙伴一起到大约有三里远的水库里游泳。他水性特佳，是小孩子里最厉害的一位。有一次，一个小孩子小腿抽筋，是他给救了起来。大人们知道他常常带孩子们去玩水，都担心。祖父把他抓回家后，命令他挽起裤子，用竹条在他的小腿上狠狠地抽打。父亲很犟，他不哭，咬着牙硬挺着，直到祖母过来劝止祖父，而祖父也是真的累了，才至此为止。

大伯与三爷都是极听大人的话的，在祖父的教导下，他们都考上学，先后走出了这个闭塞的穷乡僻壤。只有父亲，因为他的固执，不肯念书，便留在了这片黑土地上。后来，父亲有些后悔地说，当年在兄弟们之中，自己还算得上是聪明的一个，不比他们任何一个笨，可没有走上正道，只能做个农民。三爷早就在一所大学里当了教授，大伯也在北京谋得了一份不错的职业。如今，大伯和三爷均已离休。每月都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离休金。父亲就拿不到了，父亲说，如果能象我三爷一样，就不必让孩子们照顾了，那也挺不错的。

父亲对我们读书的事不是很在意，他并未象众多望子成龙的人一样逼着儿女读书上学。二弟读书时成绩太差，父亲问他还想不想读下去，那时二弟只有十一岁，他当然不愿继续上学，父亲便让他放弃了学业。二弟在家呆了几年后，就随着大人们一道远赴南方，到那儿闯荡去了。我中学毕业后，也没选择继续求学，父亲当时是劝了我的，他说你还是多读点书吧！你不比你的二弟，他实在是读不进去。我没有听从父亲的话，也主开了校园，独自向南方而去。在父亲的想象中，读书多的人做事也会更容易，赚钱也更为轻松。事实果然如此，三弟上了大学，出社会后就比我和二弟强许多，一出手就青云直上，当上了小老板。而我则只能做一点小生意，仅糊口罢了。

说心底话，我认为我父亲并没有多少可歌颂的地方，如果说有，那便是他一直爱着我们。他对我们的爱主要表现在吃上面。父亲爱好捉鱼，常常在雨夜独自背着鱼篓提着鱼罩到附近的水塘边罩鱼。鱼罩是用竹蔑编成的，约长40公分，圆形，底下是空的，上而留有一大碗般的孔以方便把罩着的鱼抓起来。在农村，许多人都有这个爱好。父亲比其他人更爱好一点，只要下雨，感觉有鱼可罩，他就一定会戴上斗笠，拿起手电筒出去捉鱼。几乎每次父亲都没有空手而归，最多的时候一次能罩回十几斤。父亲捉回的鱼基本上都是些小鱼，大的也只有三四斤重，多半都是一斤、二斤的小鱼。其中有鲤鱼、鲫鱼，也有我们喜欢吃的鲇鱼，鲇鱼少刺，煮的汤格外鲜美。父亲经常微笑着看着我们吃，自己却不怎么动筷子。因为我们习惯了，每聚餐时，我们也没有留意他是否也吃。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并没有在吃的上面受什么罪，因为我们常常能吃到父亲捉的鱼。

父亲把我们养大，并没有教给我们什么，这也怨不得他，他文化成度低，也不是教育家。尽管父亲无力教导我们，但他还是影响了我们的一举一动。譬如倔强，我就继承了他，二弟更是继承了。我们从不会相信失败，那怕被失败击得遍体鳞伤，只剩有一口气，我们就会重新站立起来。刀永远都在我们的手上，这是父亲无意中给我们的刀，刀永远是闪亮的，这是父亲自己都没想到的。

小时候常听父亲念叨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那一年是中国人民经历着饥饿的折磨的一年。那时，父亲才十多岁。家中常常断饮，祖母只好到山上找一些野草回来熬粥，粥清得看得见人，父亲饿得黄皮寡瘦，祖母便把几乎可以数得出的米粒捞出来给他，父亲也顾不上别人，拿起碗，一口气就喝了下去。回头再看祖母和哥哥们，他们只能喝一些没有了米粒的粥水与野菜了。父亲忍不住失声哭了起来。祖母把他抱在怀里，一边流泪一边安慰他。那一幕一直留在父亲的脑海中。他对我们说，你们现在的生活与我当年相比，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你们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一点点。吃饭时，父亲不准我们留下一点点剩食，他自己也是极为爱惜粮食的，从不肯浪费。

也因为如此，父亲每年都要种一点田地，他认为这是一个农民的本分，再说身边有三分地，就不怕世道变了。只有嘴里有饭吃，能保住命，才是根本。

文革中的父亲是积极分子，他参加“革”派，与“刚”派殊死斗争。他年青气盛，在那场糊里糊涂的浩劫中表现得十分出色，可并没给群众留下一丁点儿念名。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那一代人留下了终生难以抚平的创伤，我认为我的父亲是那个年代的牺牲者。那时候他正处在读书求学的大好时机，可因为文革，他参加了红卫兵，荒废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最佳时机。三爷老实一点，听从了祖父的话，一心一意地读书，毕业后被学校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人人羡慕的大学教师。这是父亲一辈子里最为追悔的事，每次说起来，他都会沉思片晌。

在文革时期，父亲从不相信神鬼。如果有人说看到了鬼，父亲一定会哧之以鼻。他是无神论的拥护者，那年那月，他的眼里只有毛主[xi]。可遗憾的是他一辈子也没见过活着的毛主[xi]，只见过睡在人民纪念堂的水晶棺里的毛主[xi]。去年父亲应大伯之邀，特去了北京一趟，平生第一次游览了故宫、上了长城。回家后，他感概地说，毛泽东真厉害，我的一生几乎都是被他左右着。父亲是在五十岁后才相信神鬼之说的，二零零二年春天，他忽然生了一场怪病，腰痛得受不了。看过许多医生，都治不好。最后还是请了一些道士来念了什么咒，做了一场法事，才好了起来。我是不相信这一些的，父亲却很信了。也许人到了老年就会对神鬼之说有了另外的看法吧！其实，我也很愿意世上真的有神鬼的存在，若真有了神鬼，便就有了生死轮回，这不是很好么？今生死了，来生也许还有希望。可惜的是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鬼怪，顶多也只在电影电视里看到过。

父亲迷信神鬼还与祖母的死有关，祖母一辈子都相信神鬼，她也念了一辈子的佛。凡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她总会到庙里拜佛，求助神佑。我认为那只是一种心灵上的自我安慰，不赞许，但也不反对。祖母却不这样认为，她心中一直有佛。她对我们说她常常隐隐约约地闻到一股檀香味，仔细闻时，又闻不到了。她想象神来过她居住的屋子，她甚至还看到过已经死去的人站在她的面前。我告诉她是幻觉，她不肯信，说是真的。父亲在不知不觉中相信了祖母的话，也开始认为世上有神有鬼了。没过多久，祖母仙逝，父亲悲痛不已，他越发相信世上还有另一个世界，祖母的亡灵不灭。

前年冬天，家乡来了一位算命先生，穿一袭青色长衫，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据说他是神仙转世，算得异常准。那人在我家门前坐了一会儿，便有一大堆人围了上来，求他算上一卦。父亲也请他算了，果然是准极了，那人不但说出了父亲以前的事，也为他算了以后的事。那人向我的父亲说了一句极普通也很平常的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又告诉父亲他的三个儿子将来都会有功绩，是富贵命。父亲思量了一番，觉得颇在理。尤其是三弟和二弟早已经锋芒毕露，父亲觉得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吧！许多人苦心孤诣地培养儿女，还比不上他粗心大意地养了三个儿子更有出息。每想到这儿，他就轻飘飘地，感觉很幸福。

其实与那些真正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人相比，我们兄弟算得了什么呢？虽然在这座小村庄里，我们兄弟混得还不算差。父亲没有见过大世面，只要我们混得比得上几位乡邻，他就满足了。于是，他就很快乐地去种他的菜地和稻子。父亲遇上朋友，闲谈我们兄弟几个时，他总是说，随他们便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都是命中注定了的，我管不了他们。只要他们不做违法犯纪的事，就行了。

这就是我父亲，是不是很普通？象他这种经历的人在这世上有着很多，随便在哪里都找得出几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