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岁以上的人,只要曾经在农村、街头生活过，那么他必定对听说书有过深深的迷恋。

听书的热潮流行于六七十年代。那时的农村显得封闭和落后，文化生活几乎是空白，生产队的大锅饭在也激发不起农民的些许热情，一切都显得懒散不堪，就连栓在槽边的耕牛都懒得嚼上一口草，看一场电影是要走至少十几里路的，老掉牙的地雷战地道战看了不下于二十遍。白天的无精打采换来的却是晚上的精力过剩。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那时出生的人口那么多，我想，也许这便是现成的理由。

于是，那些生产队长、大队书记们便拗不过心里痒痒的村民们的死皮赖脸的理由，更何况他们也是心痒痒的书迷、书痴，早早地与当地的说书人相约，一俟农忙过去，隔村隔庄的社场上便想起叮叮当当的惑人心魄的铜锣声。

在我的记忆中，寒夏农闲是说书人最忙的两季，可以称得上“珍稀动物”了。在我们生产队说书的经常是两个人，一个叫翟继名，一个叫王开俊。两个人轮番上阵，往往要连续唱上十天半月，只唱到两个人昏天黑地，喉咙嘶哑，声嘶力竭。

寒冬腊月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那时最暖和的地方要数生产队的养牛的牛屋了。那里面住着生产队的命根子——十几、二十几头耕牛——黄牛和水牛。所以成天烤和碳火，以防耕牛着凉，不过里面的气味是实在的难闻。但是对于我们那时穿的特别少的人来说，气味也就闻不到了，说书的场所就选择在这里。

夜幕降临了，女人守家，男人们便早早地聚拢来——聚拢在这浑浊的空气中，先是等——等说书的人吃过晚饭，这些男人们可以随便地开一些粗俗低级的赤luo裸的玩笑话，或者谈论一些“国家大事”——不一会，空气中便弥漫着呛人的烟叶和牛骚混合的气味。不过，不要紧，呆上几分钟，这些声音和气味便被叮叮当当的锣声驱散，随着说书艺人的一声锣响，整个牛屋鸦雀无声。

最好的听书时间是在夏天，地点随意选择，通常是在桥头或十字路口，晚饭后的时光是极为难捱的，空气的闷热、嗡嗡的蚊子，是赶也赶不走的。男人们便掇条凳子，或者带上草席，很快聚集在一起，听说书人那神乎其神的唱词，听到迷醉处，忘记了蚊虫，忘记了闷热。也真的很怪，有了那么多的人，蚊子竟然无从插嘴。

八九岁的我正上小学，正是听故事的年龄，而我那时候对听书更是情有独钟，那个小锣小鼓的说书人对我来说简直是尊神，从他嘴里流淌出来的说词就如我读了天书一般。与我同龄的小伙伴往往只听一半就酣声如雷了，而我是不到说书结束不会发困。因为第二天到学校我还要绘声绘色地讲给同学听，如此年复一年，培养了我很强的记忆能力。

岁月的往复收藏了儿时的记忆，丰富的文化生活荡涤了往日的粗陋。电视、录象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听书，便在记忆中成为永恒，湮没得不见了踪影，只是偶尔在街头，时逢年关，才会听到小锣小鼓　的声声催响，驻足细听时，已经不似先前的沉迷，而听说书的人，逐渐已趋老年化，躲在背风的角落里，晒着暖暖的太阳，说书人已经早不年轻了的沙哑声悠悠而出，也失去了昔时激扬的韵律。那些年轻人更不会被眼前的情景所吸引。由此我想，就让这说书永远成为儿时悠远的记忆收藏吧！

因为，岁月毕竟没有轮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