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嫂子父亲的追悼会上,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死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在殡仪馆里,望着死者那干枯的脸、身躯以及永远也不会再睁开的眼睛和着哀乐,所有的人都在哭。那一刻,空气骤然凝聚,生与死的距离是如此的微妙,不由得让人想到了死。
由于我是请假去的殡仪馆,所以我打了一个电话回厂里,同事告诉我说厂里很忙,叫我赶快回去。是啊,不管死亡有多么可怕,只要生命还在持续,人们就还得为生计而辛劳。回厂的路上,晨雾已经散去,太阳露出了她的笑脸。阳光下的万物一派盎然生机,使人感到生的力量依然是那么强烈,并没有因为死的存在而失去光彩。
其实,在一个生命诞生的同时也就意味说死的开始。因为生命就是一个不断走向死亡的过程。当一个成熟的精子和一个成熟的卵子相遇时,生命也就产生了;当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时,生命又随之消失。话说到此,真的有些让人伤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不管这生与死的距离有多长,我们终究都会走到终点。每个人都害怕终点的到来,所以很多人都忌讳说“死”这个字,但又都无法抗拒。其实我们用不着回避它,既然无可回避,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
我们无权选择生,但却能主宰死。生的价值也可由死来决定。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那是因为他(她)们没有找到自己生的价值所在。人要为自己活,也要为别人活,我想只有这样的人才算是一个真人。巾帼英雄刘胡兰以十八岁的短暂生命坦然面对死亡,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1·27”烈士中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不过是还只是个孩童。他们面对死亡的那份从容就是一个真人的写实,因此他们的死也就死得其所。
当然,我的思想境界、我的生命质量不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作为一个平庸之人,我觉得:只要是死得坦然、平静、不带有任何的杂念就算是值了。就像十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还是十一、二岁的我,在一个初冬的下午,母亲叫我去割红苕藤来喂猪,我便背了背娄去到堰塘提坝上,身边跟着我一蹦一跳的表弟。堤坝上的红苕藤长得很茂盛,当我蹲下去割的时候眼睛都被挡住了。割着割着,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一种不祥的预兆闪过脑际,我疯狂地往堰塘边上跑。
跑到塘边上,我傻眼了——只见表弟,一个三岁的孩子,在堰塘里拼命地挣扎,却忘记了呼救。此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双眼直视着正在挣扎的表弟,双脚对直走了过去。我感觉我就快要死了,因为我不会游泳,因为水位正逐渐的上升,因为我的手根本就够不着表弟,可在这个时候除了我还会有谁去救他?就这样,当我靠近一点的时候,他又离开一点,走进一点他又离开一点。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偏往堰塘中心游呢?我就像个夜游者一样木呆呆地、一步一步向表弟走去。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救表弟!就凭着这个信念,我最终把表弟救上了岸。脑际却一片空白,说不清、也道不明。
那个初冬的下午使我第一次体验到了走在死亡边缘的感觉。其实当时的感觉就很坦然、平静,一点也不可怕。现在想着,如果将来我的死还那样的坦然和平静,也就足够了。就如徐志摩的诗里所写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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